对相对较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集团(巴西、墨西哥、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的认可是否必然意味着要在组织、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放弃同过去统计表中的伙伴们的关系呢？没有什么会比用狭隘的经济主义观点来探讨国际关系的行为更为鲁莽了。实际上，巴西对诸如航空学和计算机这样的高技术部门以及对影视这样的演出业的逐步控制伴随着其出口市场的逐渐再分配。1960年，巴西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相当于其出口总量的9％。1973年，数字上升到18.1％，而在1977年则上升到24.1％。另一方面，它对“发达国家”的出口量从1960年的84.8％下降到1977年的68.1％。很快被称作“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新型的南南合作。最近国际劳工组织(ILO)所作的研究力图要辨析把它们同发达国家创立的跨国公司区分开来的特点。这项研究分析了阿根廷、巴西、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斯里兰卡和泰国的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其主要区别在于这些跨国公司提供的是一种可替代工业化大国技术的另一种技术。它们的“可替代”性在于能使技术更好地适应于国内市场更大的劳动强度。通过在更大程度上利用国内资源和本国生产方式，这些公司更好地对本国的就业目标作出了回应。
“第三世界跨国公司”真的可替代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吗？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追寻这种新发展所受到的局限。另一方面，主要由制造部门所提供的技术一般只不过是对工业化大国所研制技术的应用。它们未必会向有利于造就精英的社会发展模式挑战，而这些精英的需要本身要被加以考虑——以牺牲不断更穷困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
在民主的要求的确真正影响了技术政策的国家，一种“可替代的传播策略”并不指望工厂——始终是那些第三世界的工厂——来解决问题。它所指望的是技术运用中的社会实验。因此，莫桑比克并不急于进口附加于它所需的视听材料的依赖关系，而是求助于那些批判地分析了与它自身所关心问题一致的集团，与它们结成国际联盟。然而，尽管莫桑比克向国家电视系统不断集中的倾向提出了质疑，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罕见的个例，但其计划却突然遭遇了困扰着“欠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科学上的不平等：建立一个平行的、非精英主义的传播系统的政治意愿在这些国家肯定会遇到前期障碍——即技术经验的历史性缺乏。
经济和政治统治国际第二次高峰景象的出现模糊了从前的国际力量均势图。而几个第三世界国家上升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导致了财政权力的再分配。因为这种工业化的实现是以一笔巨额债务为代价的，这笔债务使财政更加集中于少数私立银行部门的手中。发展中国家的大部分债务都是向私立银行担负的：1981年，商业银行所投资金占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全部外债的60％。1975年到80年代初，该债务的平均利率从5.5％增长到10％，几乎翻了一番；而其总量在1978-1983年间通过美元的升值(大部分债务都以美元计算)则增至四倍。1982年，利润支付额本身就大约占了这些国家当时债务的2/3。对于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这些背负巨债的国家来说，所支付的债务利息(利润加偿还额)就分别占其出口利润的153％、126％和117％。
这一现象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正不断地也许是无法挽回地并入世界经济之中。1983年，这些国家为了维持支付其部分债务所需的出口水平以及工业化的过程不得不大量进口(进口设备、农药和石油)。汇率的起伏恶化了这种状况，减少了特定出口量所能支付的进口量。同时，石油输出国的盈余也由1980年的1020亿美元降至1982年的120亿美元。
在工业化国家，基本上仍然以文化和工业依赖的观点来分析“全球化”经济对传播系统的影响。对于陷入贸易平衡日益恶化循环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纯粹生存的直接要求尤其在农业-食品部门大大加强了传播对消费的控制程度。通过只对新闻来源的关注，国家组织内部关于新信息秩序的争论已在阴影中留下了这一基本特点。营销和广告是任何消费模式的支柱；它们的作用在拉丁美洲尤为显著，其广告的范围大多超过了工业化国家所公认的容忍度。
对全世界媒体类广告支出所作的比较表明，新闻业仍居首位，在96个国家中(1976)广告收入占43％。电视以21％的收入居第二位，而广播以7％位居第三。在西欧和北美，电视分别占其收入的14％和20％。因此，商业化系统、生产系统和传播系统通过促进一种社会不平等模式在跨国体系内部起着互补的作用。从巴西这样的国家所采用的新技术中浮现出的主要范式表明，它们远非通向文化商品的民主化途径，而是加强了隔离政策、巩固了等级制度。
例如，巴西在法国马特拉公司的支持下所进行的视传系统试验使我们看到，被认为使一个社会内部的平行交流成为可能的“交互”技术实际上仅仅通过更新其社会和经济歧视体系加剧了社会的垂直状态。那些被选定要从未来视传服务中获利的人基本上是从早已高度集中的财政和工业系统——多媒体联合大企业、银行部门、公共管理部门——中吸收的。选拔的技术标准因此也自然转化成了社会选拔的标准：为了参加这项试验，你至少得拥有一部电话机和一台电视机，而这是在一个每一百名居民只拥有七部电话机、不到12％的家庭拥有电视机的国家。
把工业合作降低为一个简单的市场渗透体系的出口策略只会漠视它无论是以技术还是食品所促进的消费模式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它以此把国际关系推入一个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中，这种模式在赞颂电子民主时代的时候把个人的自由等同于市场的自由化，实际上宣告了合法政治的终结。
在一篇对纽约的公共事务委员会所作的讲话中，内斯特莱欧洲农业-食品跨国公司的一位经理概述了如下观点：
我们所进行的斗争具有政治性并且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但未来是否会在经济、社会、个人和政治方面取得自由尚未可知……政治中的成功并不具有魔力。我们的敌人并不比我们更聪明，也不是什么超人。已经开始作政治上的思考后，我们就应该给自己设立一些政治目标……我认为，遭到抨击的跨国公司有必要统一造就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而且在必要的时候造就几个远离公司日常公共关系的顾问，以便他们能够专门处理跨国公司所遇到的政治问题。为了寻求愿意接受建议的公众、消除批评的看法，跨国公司有一件可任意支配的法宝：在本行业中的营销和人员管理。
正如这种“传播策略”所清楚表明的，要政治地思考问题不仅要具有一定的手段，而且还要从社会联盟的角度进行考虑：
我们要么必须恢复传统的职业联盟，要么必须在它们之外的农民、工人和小业主联盟中间寻找新的同盟，过去他们很有理由怀疑跨国资本主义。我们必须肯定所有机构共同的利益，不管是大是小、是私营还是国营、是在本国还是跨国，这些机构都创造了财富；简而言之，我们必须肯定人类状况的多重性和差异性，不但经济和思想的自由市场可作为一个例子，而且民主本身也可作为一个实例。对地区利益或者对本国或部落意见来说，跨国资本主义未必会是占绝对优势的对手。
不应该很快忘记的是，尽管民主的目标是种种自由的延伸以及大众作出决定时刻的增加，市场的目标却总是以劳动分工、权力、知识和财富为基础的。从前，公司把自己看作是不问政治的旗手，一切社会功能都转移给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如今，私有化进程正在把公司推向一种全然不同的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层面，正以新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事务把公司转化为压力集团。
另一个国际空间领域被划分了出来：它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技术革新这个“中立”空间，而是政治意愿的空间。因此，问题大大超越了国际贸易关系，从而把民主的存在也包括进来。
(曹雷雨 译、罗钢 校)
《达拉斯》与大众文化意识形态[2]
莱恩·昂
不喜欢《达拉斯》的人们的来信不仅语气极为肯定和自信，而且颇多愠怒、不快和义愤。这些人似乎不光是不喜欢《达拉斯》，简直是激愤不已。他们许多人还用激烈的语言评判这个节目，好像要加倍强调他们的仇恨：“一钱不值的垃圾”、“无聊乏味的连续剧”、“一派胡言”、“骗局”、“可恶”、“烦人”、“糟透了”、“疯了”、“可笑”、“恶心”，等等。
不过，这些写信人并非只是诉诸愤怒和失望的情绪语言。他们经常对自己之所以不喜欢的原因作出详细的理性解释。例如，有人证明自己的反对理由是，这部连续剧是“公式化的”，特别是再现妇女的那些场面。
我对《达拉斯》的个人意见是，我觉得它是一部廉价得可怕的连续剧。我倒是佩服他们竟然每一次都能弄成功，他们竟然能把最疯狂的戏拍成连续剧。每一集都使家里的人号啕不已(当然，只有女人才这样，男人是不能哭的，不言而喻)。
(第16号来信)
对《达拉斯》的内容的这类挞伐也可以和非难想象中制片人的缺乏诚心结合起来。这些写信人发现《达拉斯》是一个骗局，因为它是一件商业产品：
它真的使我越来越恼火。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捞钱，大把大把地捞钱。人们为了钱什么手段都用得上——性、漂亮人物和财富。总是能看到有人为此而栽倒了。为了提高收视率。
不过，下面的来信选段综合全面地表达了对《达拉斯》的谴责：
我对《达拉斯》的意见？好吧，我倒愿意告诉你：一文不值的垃圾。我觉得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节目。非常简单，商业化，搞角色认定，骗人。太多太多的美国电影都是围着钱和刺激转。人人都过着奢侈生活，开好车，喝好酒。故事本身一般都不重要。你永远不用自己思考，他们都为你想好了。
所有这些谴责都具有同样的功能。像“公式化”、“商业化”这类范畴不仅是在描述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且承载着道德定位和情感指控的意义：它们可以解释写信者对《达拉斯》的恶感。这些解释听上去令人折服，但是我们要问，把它们放在一起真的像乍看上去那样充分和平衡吗？
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怀疑来信者的女权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关怀是否发自内心。然而，第一个例子反映的显然是《达拉斯》观后的一种情绪反应，这种不快的体验是否真的可以合乎逻辑地与把《达拉斯》看作一个文化产品的理性评价直接结合起来呢，这倒是一个可以提出的问题。即使有人不喜欢看它，他或她也能意识到这个节目的“商业化”或“公式化”特点。因此，喜欢《达拉斯》并不排除对它的制作语境或它的意识形态内容予以政治的或道德的谴责。讨厌这部连续剧的那些人并没有这样去联系，这一事实显示出“商业化”和“公式化”这类范畴颇有一些吸引力，因为使用它们会给写信者一种安全感。这些范畴使他们能够将自己的憎恶合法化，使之可信和可理解。它们似乎让这些写信者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并且让自己毫无遮拦地展示愤怒。
因此，这些范畴构成了意识形态话语的一个中心成分，意识形态话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决定通俗文化形式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为了理解那些憎恶《达拉斯》的人们的自信心，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考察这种意识形态。
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达拉斯》的观众非常广泛，引起的讨论也非常广泛，关于这个节目已经说过许多话，写过许多文章。在关于《达拉斯》的这些公众话语所提供的框架之内，可以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关于这样一部电视连续剧，我必须想什么？用什么论点才能使我的意见显得合理？对那些意见不同的人，我必须如何作出反应？然而，并非所有现存的话语都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有些话语比另外的话语更有威信，听上去更有逻辑性或说服力，因此能更成功地决定像《达拉斯》这样的电视节目的社会形象。
在如今的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电视连续剧有一种官方的敌意：它们被看作对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的威胁和对普遍的高雅文化价值的削弱。在这种意识形态背景下，专业知识分子(电视评论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投入很大精力创造一种关于美国电视连续剧的严密而完备的理论，这一理论可以为他们的敌意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一段选自大众传播社会学的文字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这种理论的表述：
电视连续剧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剧情内容依赖它的经济市场。以非常广大的市场为目的就意味着内容必须简化成可以普遍消费的主题。这种情况特别适合于美国的电视连续剧；在美国，它们是用作“商业”包装的……电视连续剧的商业特点阻碍了具体的社会政治态度的表达，不致挑起各种集团之间的争吵……电视剧被赋予一种“雅俗共赏”的特点，它处理的是那些熟悉的、广泛制度化了的成分。一部成功的电视剧，其成分必然包括浪漫爱情……善与恶以及由悬念而高潮再到结局的推进模式……一切都还原到人类存在的规范方面，这意味着更多的观众能够认出电视剧的内容，但它提供的现实形象是公式化和图式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