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艺报》上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的对话。二人都以文学的形式，积极参与世界性话题讨论，包括民族、宗教和国家政治。与此相比，我们的作家太小，视野太窄，最可悲的是，大家都以这种小和窄而志得意满。在左岸网上看到曹征路和李云雷的一个对谈，曹征路也提到这个问题，并且尖锐而正确地指出，近年我们国家的文学评奖，看重的就是喜庆、温暖和抽象的爱。我们对诺贝尔奖那么感兴趣，可近几年获得该奖项的作家，不管是大江健三郎、帕慕克，还是莱斯莉、库切、奈保尔，都树立了一个文学的标杆，那就是文学既不是小我的，也绝不是抽象的，文学要描述人类的共同困境。
《文艺报》附有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的演讲稿节选。前者的题目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谷崎润一郎：关于西方的爱与憎》。文中，帕慕克有这样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只是简单地排斥西欧化，而是对俄罗斯知识分子不抱疑问地赞同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表示异议。他没有轻率地在西欧化的时髦中随波逐流，而是试图站在贫穷人的立场上看待这个事物。他还提出了‘骄傲’和自尊心的问题，批判了被物质主义弄昏了头脑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作为工程人员，他也在现代化技术上接受了西欧式教育。在他的身上有两个自我，一个是被西欧化了的自我，另一个是为俄罗斯被西欧化感到愤怒的自我，而‘骄傲’则是使他痛苦不堪的元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本书里（《地下室手记》）写道，自己是一个理性的、能够算计出得失的人，是不会只为利益而行动的人。我认为他的这番话语是真实的。我还认为，这个原则在西欧以外的国家面临西欧化问题时所感受到的民族主义的心情中也会有所体现。”大江健三郎的演讲题目叫《世界性作家奥尔罕·帕慕克》。其中有这样一段：“应该如何将身为作家的自我置放在小说的根本之处？在此基础上，如何超越自我局限，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普及的形式来把握同时代的问题？”大江健三郎说，“长年以来，我为这些问题冥思苦想，绞尽脑汁。”
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作家要超越自我，要研究时代问题，而且要站在绝大多数的贫苦人的立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