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中叶的古文运动，是一次文学革新运动。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捩点。韩愈亲自参加和领导了这次运动。在文体改革方面，他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树立了新的文章标准，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本文就韩愈在散文修辞方面所提出的一些理论作一叙说，以期明了他对我国传统修辞理论所作的贡献。 一、“惟陈言之务去” 韩愈的文体改革论是他古文理论的精华。他从词汇、语法两方面建立了新型的文章标准。“惟陈言之务去”是要求语言的新颖，言贵独创，词必己出。他反复坚持“惟古于词必己出”，“必出于己，不蹈袭前人一言一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能自树立不因循者。”(《答刘正夫书》)“惟陈言之务去”(《答刘翊书》)，表明他竭力反对模拟古语，因袭陈言，主张语言独创新意新词的精神。宋祁曾赞扬道，“柳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
韩愈所摒弃的是陈言腐语，对前人的语言遗产并不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相反，他却非常重视继承前人的遗产，指出要“沈浸醲郁，含英咀华”，做到和前人的好作品“同工异曲”。他在继承批判中也经历过一个过程：开始认为“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一切崇拜古文。随后逐渐分辨出古书中有正有伪，还有“虽正而不至”的。
在语言上，他认为古文语言过于简奥，形式过于散漫等，他的办法是“而务去之，乃才有得”。韩愈的力排陈语，追求创新，并不是空想乱嚷，也不是无中生有地生造词语，而是到生活中去发掘新词，到人民群众的口语中去吸收有益的养分。由于韩愈既善于吸取前人语言中有益的成分熔铸新词，又善于在当时的语言或口语中选取富有表现力的语言，进行提炼，创新词语，因而他的不少新颖而富有表现力的词语，一直沿用至今。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佶屈聱牙”“动辄得咎”(《进学解》)，“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驾轻就熟”(《送石处士序》)等。 二、“文从字顺各识职” 一篇优秀的文章，仅仅具有美妙的词语还不够，必须使词语有恰当的安置，就是说，每一个词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位置，必须适应题旨和情境。为此，韩愈又提出了古文的修辞准则：“文从字顺各识职”，要求文句的妥帖和流畅。韩愈所主张的文章要写得通达流畅，不能流于艰深，是针对传统的骈文而言的。骈体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特别是隋唐以来，作者们越来越追求声韵对偶的和谐齐整和词藻的典丽，有时甚至不顾内容而去片面追求华丽的形式，削足适履，以辞害义，于是骈文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镣铐。韩愈等人提倡的以散行单句、不拘格式为特征的古文，就是为了反对六朝以来的这种浮艳文风的。他主张文章应自然天成，不著雕琢，朴素明朗，才利于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他唾弃骈文的一味追求外表形式，而内容变得杂乱无章的文风，斥责骈文“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竭力主张恢复文章语言的传情达意的社会作用。
“文从字顺各识职”体现了散文语言的基本特征，也是散文语言修辞的基本要求。文章的语言必须应合内容，为内容服务，要根据思想感情的需要而行文造句，为情而造文。在韩愈看来，作者驾驭语言文字的动力是“气”，“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刘翊书》)文字句式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是意志表达的外在形式，如果片面地去追求词藻，不免矫揉造作，流于刻板。韩愈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写作散文时，尽量不使自己陷于流俗，他摆脱了骈四俪六两两相对的桎梏，无字句数之限制，只要文从字顺，能恰当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情感即可。在句式上，结构灵活多样，富于表现力。他最喜欢用排比句，几乎每一篇散文里都有。如《原道》从“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刑以锄其强梗”就是八句一排比。对排比句式的大量而恰当的运用!形成了韩愈散文的宏伟风格。苏辙在《上欧阳书》中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龟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绝蔽掩，不使白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从韩愈所追求的语言风格而言，他提倡的“文从字顺各识职”的观点不是说要对文字、语句进行脱离内容的精雕细刻的加工，而是要自然浑成，不见斧凿之痕迹，不违背“文从字顺”的语言规律和文风要求，他自言“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雕琢为工”(《答李秀才书》)，“至室不雕琢”(《解赠张秘书》)这与他的词必己出、言贵创新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三、“因事以陈辞”
韩愈在古文运动中提出了“文道合一”的主张，贯彻到他的写作实践中则体现为另一条重要的原则，即文章要言之有物，要缘情而发，“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切忌无病呻吟。他反对矫揉造作，雕琢语句，提倡“因事以陈辞”。在《送陈秀才彤序》中他讲得很明确：“读书以为道，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适其要，虽不吾面，吾将信其富于文学也。”韩愈所提倡的“因事陈辞”的修辞理论，实质上就是强调用词要适切，要符合内容表达的需要。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描写一样事物，就要选用与之贴切的词汇。他觉得“因事以词，古之作者，正如是尔。”(《答胡生书》)在其他的行文中他多次强调这点。如在《进撰平淮西碑文表》中认为要“辞事相称”，在《上襄阳于相公书》中认为“文章语言”要“与事相侔”等等，这些都说明了事与辞的辩证统一关系。
综观韩愈的修辞思想，可以看出他的总的理论原则是使文章“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韩愈散文的修辞理论在他的写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他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修辞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极其深远。后来的古文派及其代表如欧阳修、柳开、王禹偁、姚铉，唐宋派和清代一些古文家都深受影响。中国散文从唐代开始，其主流一直依照韩愈所辟出的道路向前发展，他所提出的散文修辞理论也始终贯串其全过程，指导着写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