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和谐性。科学的理论系统不光要追求简单性和逻辑系联性，在结构上还应该努力追求“和谐性”。所谓和谐，指的是一种艺术的境地，是美在科学中的具体展现。理论系统的和谐要求系统内部本身简单而不自相矛盾，这是简约美的体现；在结构上具有对称性，这是均衡美的体现；概念术语范畴之间具有严密的逻辑联系，这是回环美的体现，等等。《通论》所建立的理论系统在上述几个方面应该说基本上是符合美学要求的，契合人们的审美心理，给人以美感和愉悦。四个世界的三组概念范畴，简单明了，具有简约美；三组八个概念之间的严格的逻辑关系，体现了回环的美；概念范畴之间在结构上的对称性(如潜与显，零度与偏离等)，显示了对称美。这里不必追问是作者在故意的营造还是无意的巧合，我们单从四个世界理论系统中一级、二级、三级概念中可以充分地体会到这种和谐美的存在。
二、《通论》体现了对象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对象与方法是相互联结互相制约的一对概念。一方面，对象决定方法，方法的选择必须依据对象的特性，另一方面，方法制约着对象，方法是开启对象大门、认识和把握对象的钥匙，有时候，新方法的借鉴，往往会引起科学对象认识上的革新。因此，对象与方法是一门学科建立时首先必须要解决好的根本问题，也是衡量某一学科科学品位高低的两个重要参数。
一种修辞理论的科学架构，总是建立在对该学科对象和方法的深刻把握上。倘若没有对对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没有一套与对象特征性相适应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方法论，是无法产生出严密的修辞学科学体系的。
现代修辞科学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对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化和方法的不断革新上。在方法和对象问题上，从一开始方法上的不自觉到自觉，方法的简单到多样，从把辞格几乎作为修辞学的唯一研究对象到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的两大分野说，从句内修辞范围扩展到篇章修辞范围等等，这个认识过程总的来说表现了由模糊到清晰、由片面臻于全面、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发展态势。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王希杰先生的修辞学研究一开始就把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放在对象和方法问题上，从80年代开始，他写作了《修辞的定义及其他》、《论同义手段》、《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等一批论文和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起了呼风唤雨的作用。新近推出的《通论》，在对象和方法问题上不落窠臼，同样又展示了新颖的视角。《通论》的四个世界理论在对象观和方法论上有如下突破：
(一)在对象观问题上
1．建立了全新的辩证的对象观
《通论》的对象观直接源于作者的语言观和修辞观。在《修辞学新论》中，作者提出了全新的语言观，他把语言看做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文化载体的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开放的、复杂的、多层次、多等级的、动态平衡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修辞观，这就是：修辞学不仅不应当只是局限于修辞格，也不可以局限于语言世界本身，同样也不可以局限于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的关系，还应当寻求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修辞学应该追求一种多层次的修辞关系，网络中的常数与变量之间的对应模式。
新的语言观带来新的修辞观，新的修辞观导出新的对象观。王希杰对修辞学的对象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就修辞学的性质而言，修辞学应该是一门语言科学，是一门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修辞学对象的范围应该包括交际的全过程，包括一切的说写者和听读者，包括口语和书面语，包括常规和变异、正负偏离现象等等，只要是与提高语言表达效果有关的一切语言和非语言的现象都应纳人修辞学的范围。
2．把可能的修辞现象作为修辞的研究对象，使修辞学的研究
范围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过去的修辞学研究常常只注意现实的修辞现象而不太关注潜在的可能出现的修辞现象。王希杰先生在1991年江苏省修辞学年会吴江会议的学术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修辞学应该把现实的修辞现象和可能的修辞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在《通论》中，潜性修辞现象的研究得到了充分的重视。由此，对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更加完善了，从而完成了修辞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3．建立修辞现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修辞观念
对修辞现象的审视，过去许多人往往就语言而语言，视野狭窄，难以发现新东西。而在《通论》中则拥有了全新的视角，别开生面，新意迭出。例如，把修辞现象划分为文化世界的修辞现象、语言世界的修辞现象、心理世界的修辞现象和物理世界的修辞现象，划分为显修辞现象和潜修辞现象，划分为零度修辞现象、正偏离修辞现象和负偏离修辞现象等等，修辞现象在人们的视野中展现出了一个多样而复杂的世界。
(二)在方法论问题上
《通论》有一套与对象观相适应的新的方法论。从全书对方法的运用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在遵循着这样几个原则：
1．立体性原则
《通论》摒弃那种单一的浅尝辄止的分析方法，代之以多视角的、全方位的立体分析方法。四个世界理论中的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实际上也可以作为修辞分析的四个平面，四个观察角度，任何一种修辞现象都可以置于这四个世界或四上平面上进行分析。这一点已突破了传统修辞方法上单打一的分析模式，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不仅如此，作者还设计了另两组平面：即零度与偏离的平面、潜与显的平面。这样，三组分析平面构成了一个三维立体分析模式，任何修辞现象在这个三维立体坐标中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位置，实施全方位的透视。可以说，《通论》中的这套三维分析模型，就像一个多棱镜，修辞学的对象一旦放置于这个多棱镜中，就能从不同的角度观赏到其五彩缤纷的奇异景象。 2．动态性原则 这是王希杰先生在方法论方面一贯遵循的基本原则。在《通论》的第一章“修辞学”中就专门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他认为，
“修辞学是语言运动学或叫语言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是运用中的语言和语言的运用问题。如果说语音、词汇、语法都只能在语言的一个子系统内部运动，当然语言的各个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对立制约转化的，而修辞则是整个语言的结构系统的运动，而且是在种种非语言的因素配合制约之下进行运动的。”
《通论》对于修辞现象的分析，正是在这种动态的修辞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在多样复杂的修辞世界中，各种现象之间并非又是静止的、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的，并且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是动态的。比如，正负偏离可以转化，潜性修辞可以向显性修辞转化，等等。这种转化的观念是作者一贯主张的动态的语言观和修辞观的反映。
作者在修辞观和方法论上始终坚守修辞学的动态性原则。所谓动态性的原则，表现在对象认识上，是把对象看做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运动物；表现在方法的运用上，注意方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依据对象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方法。比如在第九章“得体性原则”中谈到得体性的标准时，作者认为得体性标准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同样的比喻，同样的喻体，把天牛或金龟子的幼虫用来比喻少女小姐的脖子，在诗经时代是赞美之言，而在现代就不那么得体了。
3．系统性原则
修辞学的方法和修辞的方法数以百计，形形式式，纷繁多样。而一种学术著作，一个理论系统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方法都罗列于自己的领地内。从追求最简单最经济的原则出发，我们只需要对其中适合于理论体系的那些方法加以利用。运用的好坏，取决于是否遵循了系统本身的要求。在《通论》中，真正运用到的方法并不多，但所运用到的方法都比较充分得体。如文化分析的方法，心理分析的方法、转化的方法，预测的方法等等。实际上，四个世界理论中的三组平面的分析本身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三组平面构成了全书的骨架，形成了严密的逻辑系统。
三、《通论》体现了描写性和解释性的有机统一
前苏联哲学家科普宁指出，理论是广泛的知识领域，它是描写和解释现象的总和。
在20世纪的修辞科学中，修辞理论、修辞学说、修辞体系为数不少，但总的来说，基本上是以描写为主，不太重视解释。当然这可能与语言研究的一贯传统有关。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由于受结构主义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描写之路。这种风气一直到80年代三个平面理论的出现，才稍稍有些改观。修辞学由于学科自身的特点，虽然也注意谈一些修辞原则之类的东西，但总体来说基本上还是描写占了上风，从词语锤炼到句式选择，从句群到篇章风格，从辞格分类到辞格的功能，都是描写式的研究。这使得有些学者越来越感到修辞学研究逐渐变得单调而缺乏生机，生动的修辞材料变得枯燥无味，甚至有一部分人开始指责修辞学品位不高。确实，长期的描写性定式思维的研究，往往难以发现描写方法所无法企及的东西。只有改换思路，变革方法，才能有所创新。因此，方法的革新，成了修辞学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唯有革新，方能前进。
《通论》里展示的四个世界的理论，改变了以往重描写轻解释的研究风气，它把描写和解释有机地联系起来，既重视描写，又重视解释。特别有意味的是，四个世界的理论中的三组范畴：语言世界、物理世界、心理世界、文化世界，潜与显，零度与偏离，既可以看做是描写的范畴，也可视作解释的范畴。《通论》把修辞现象分为语言世界的修辞现象、物理世界的修辞现象，心理世界的修辞现象，文化世界的修辞现象，这样分类，是对现象作描写，然而，这四个世界本身又可作为解释修辞现象的视角，可以对现象做出解释。不难看出，全书在对各种修辞现象进行分析时，作者是处处在使用着四个世界进行阐释的。
在描写的基础上重视修辞现象的解释，这是《通论》的一大特色。《通论》对修辞现象的解释，是建立在一套修辞的基本原则之上的。作者把修辞的基本原则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切修辞现象的因果诠释，一切修辞效果的优劣得失的评判，无一不是立足于这些基本原则之中。王希杰先生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是得体性原则，任何修辞要完成交际任务，实现交际目的，必须使语言运用得体。他不仅把得体性看做是修辞的最高原则，而且还把它看做是修辞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在王希杰的思想中，除了这条最高原则外，还应有由此派生出来的起互补作用的一些下位原则，譬如，经济原则、适度原则、礼貌原则、合作原则、合格性原则、新奇求异性原则、趋吉求同性原则、首位原则、时效原则等等，这些原则都受到最高原则的制约和控制。王希杰的这套原则理论，上位下位分明，各司其职，既有宏观上最高原则的控制和制约，又有针对于局部微观的具体原则，构成了一个修辞原则群。这样一来，修辞分析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了，对修辞现象的分析和对修辞效果的评说也就更富有针对性和说服力了。
一种新的理论学说和体系的诞生，凝聚了探索者非凡的智慧和辛勤的劳作。王希杰先生的《通论》一书，是他到现在为止写得最好、最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一部著作。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当然也是他“一生中花力气最大、吃苦最多的一部书。”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体大思精，深孚众望，给陷入低潮的修辞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作者所提出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学说，必将大大加快90年代乃至21世纪修辞学向高层次科学化的前进步伐，我们坚信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