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1911—？）早在30年代就熟谙梵文，在返国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在佛学和中西文化等领域耕耘。他曾兼职多达九十余个，但仍是图书馆座上客。
说到图书馆，真可谓与他的缘分不浅。季羡林教授说：“我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是极少离开图书馆，就如每天必须吃一样，经常而且必须。”
德国图书馆的梵文书，使他感到兴奋
早在1935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的研究生，进入哥廷根大学，专攻梵文。
梵文通常乃指公元前5世纪印度的书面语言，是当代世界上已知语言中语法最为复杂的一种古代语言。
季羡林选择了梵文。
课后，他几乎天天赴东方研究所的小图书室。它的藏书虽不满万册，但却有许多世界上罕有的珍本和善本书，最珍贵的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上百册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分门别类，装订成册。这些书，有的甚至大图书馆都没有。
依靠图书馆独有的梵文图书，季羡林学问突飞猛进。几年后，他又受聘到学校汉学研究所任讲师。
汉学研究所在一所大楼的二楼，七八间房间，除了一问所长办公室和一间教室，其余的全都是图书馆拥有的书库和阅览室，它的书架从地板一直伸到天花板，整整齐齐地全摆满了书，中国版、日本版的汉籍占了绝大多数。还有一些珍贵的中国善本书，包括几种明版小说。它藏书之丰富，使季羡林感到惊奇，也感到兴奋。当时季羡林仍在攻读梵文研究室博士生，但汉学研究所图书馆藏书的广泛阅读，却又事半功倍致使他学问猛进。加上这个研究所和许多国家的资深汉学家有学术往来，又使季羡林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真才实学之士。
哥廷根大学和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留德十年》回忆说：这里“真可谓梵学天空，群星灿列。再加上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规模极大，藏书极富，名声极高，梵文藏书甲德国……不仅如此，东方研究所还有一个小图书室，虽不足万册，却有许多珍本善本……。”
到处是书，家庭也是一个小图书馆
抗战胜利后，季羡林由德国归来。翌年，三十五岁的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季羡林平生最爱好读书。他的种种快乐，也来自读书。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他很爱去的场所。而图书馆却又对他特别青睐，为他专门开设了一间研究室，并允许直接从书库里提取书籍于研究室阅读、查用。季羡林于小室潜心研读，坐拥书城。
当时季羡林自己已拥有相当多的书籍。北京图书馆知道他熟悉世界梵文书籍，聘请前来把图书馆所藏梵文书籍检查一番，看看有多少分量。他发现，仅从东方学门类，北京图书馆庋藏不多，还不如自己所藏数量。
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图书，了若指掌。
季羡林拥有的书籍不断在递增。
他的家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书。为给营造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60年代初，北大特意分给两套共六室两厅的住房外加一个封闭的阳台，可这些空间全都摆满了书橱、书架，就连过道两侧，甚至卫生间也全是书架林立。在数万册藏书中，有一些梵文和西文书籍堪称海内孤本。环顾四周，你会看到桌上是书，床头上是书，沙发上是书，窗台上也是书。已读完的书，正在读的书，已读了部分还要继续读的敞开的书，用卡片做标记将要读的书，写了一半的书，这些书都井井有条地放在各自该放的地方。此处散发的清幽、宁静的文化氛围，宛然就是一个图书馆。
某年春节，阅览室只有他一位读者
但他不够，仍要到图书馆看书、找书。
有时，因为找不到一本要用的书，只得求助于图书馆。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季羡林记忆力惊人，但处在知识不断更新的“知识爆炸时代”，难免有欠缺处。他自称：“我身处几万册书包围之中，睥睨一切，颇有王者气象。可我偏偏指挥无方，群书什么阵也排不出来。我要用哪一本，肯定找不到那一本。‘只在此室中，书深不知处。’等到不用时，这一本书就在眼前。我极以为苦。”①
经常出现的是，文章写好后，把书送还图书馆，无意之中，原来要找的书出现了。
据说季羡林藏书不下6万册，但他仍离不开图书馆。
季羡林准点读书、写作；有时也如时钟那样准点赴图书馆。《季羡林传》记有一则故事：
那是一个下着鹅毛大雪的清晨，他在家中工作了三个多小时之后，顶风冒雪，踏雪近一公里，从朗润园赶往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库去看书，他本人并没有觉得是顶风冒雪赶来，准时在开馆之时进入图书馆的特殊感觉，可图书馆工作人员却都感到吃惊。②
在季羡林看来，书籍是人类文化和智慧的最重要载体，而图书馆是储存书籍重要载体的地方。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世界上各个国家，中国的各个朝代，几乎都有类似今天图书馆的设备，这是人类文化之所以能够代代传承下来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图书馆必须给予最高的赞扬。”
1986年冬天，老同学胡乔木找他了解北京大学情况。
他说：“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季羡林还以图书馆作例，说：“我了解北大的学生，大学生是爱国的。”“大学生爱读书的，不信你到北大图书馆看看。”③
因为对图书馆的文化价值的高度评估。季羡林也为图书馆赠书，有如，他几十年里经常给家乡山东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官庄小学邮寄图书，有时几十本，有时一二百本。这些图书都相当适合孩子口味，原来是季羡林每次去购买时，总要带上自己的第三代、十岁出头的孙辈前赴书店精心挑选，由他们参谋而定。他还向早年就读的母校山东大学赠书。1996年10月，还特地赴济南捐赠了一套，由他任总编的《传世藏书》，价值68000元。
80年代，已年过七十的季羡林，最大的愉悦还是看书，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开始看书写作——这已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七点多钟出发，步行40分钟去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职工们至今还记得1994年春节时，宽大的教师阅览室里只有他一位读者。
季羡林在出版自己著作的自选集时有意题名为《书山屣痕》。在等身的著作之中，更有《名家荐书》、《书林漫步》、《四库家藏》、《我和书》等专辑，专著。作为清华的校友，在1999年季羡林已八十八岁高龄，还再次专门以《温馨的回忆》为题，回忆他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与图书馆的渊源：
一想到清华图书馆，一股温馨的暖流便立即油然涌上心头。
在清华园念过书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两馆：一个是体育馆，一个就是图书馆。
专就图书馆而论，在当时一直到今天，他在中国大学群体中绝对是一流的。光是那一座楼房建筑，就能令人神往。淡红色的墙上，高大的玻璃窗上，爬满了绿叶葳蕤的爬山虎。解放后，曾加以扩建，建筑面积增加了很多。但是，整个建筑的庄重典雅的色调，一点也没有遭到破坏。与前面的雄伟的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大礼堂，形成了双峰并峙的局面，一点也不显得有任何逊色。
至于馆内藏书之多，插架之丰富，更是闻名遐迩。不但能为本校师生服务，而且还能为外校，甚至外国的学者提供稀有的资料。根据我的回忆，馆员人数并不多，但是效率极高，而且极有礼貌，有问必答，借书也非常方便。当时清华学生宿舍是相当宽敞的，一间居住两人，每人一张书桌。在屋里读书也是很惬意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到图书馆去，那里更安静，而且参考书极为齐全。书香飘满了整个阅览大厅，每个人说话走路都是静悄悄的。人一走进去，立即为书香所迷，进入角色。④
①《人格的魅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
②蔡德贵：《季羡林传》，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07页。
③《人格的魅力》，延边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④《回首话春秋——清华大学图书馆纪念论文集》。
（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刘党生上海社会科学院朱守芬）
链接季羡林寓所多堆满书，由此饶宗颐有联相赠：“十年翻蚁蛭；百国道参踪”。
余思有古希腊哲人说：知识圈越大，疑惑也越多，求知欲也更强烈。你能有这样体会吗？写一篇短文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