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馥喜欢读书，订了许多书报杂志，而且认真做笔记。他常说，要活到老，学到老；要学以致用，用以奏效。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还坚持看报，了解图书馆事业的最新发展动态。他常常用日历纸或其他小纸片，把科学的哲理、有用的知识、图书馆管理经验和城市文化的思考摘录下来，供同事和后辈参考。同事们和学生们都敬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和与时俱进的新思想。他在80多岁高龄的时候，白内障十分严重，为了能看书学习，毅然决定作眼科手术。手术以后，手拿放大镜，坚持看书看报。李芳馥从国外回国以后，依然跟踪国外图书馆事业的最新进展情况，跟踪了解高新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信息，在90多岁时还能与同事和学生谈论现代技术在图书馆的应用问题。他那虚怀若谷、不断进取、诲人不倦的精神，激励了同事和学生们的学习、工作热情。
李芳馥逝世以后，他的儿子李名世与笔者有过一次长谈。李名世说：父亲的性格比较内向，但对人对已都有严格要求。1985年，李芳馥退居二线，任名誉馆长，在会上他向上图新班子和中层干部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强调图书馆工作人员是为读者而工作，要争当无名英雄，绝大多数不可能成名成家，有的只是默默地不停顿地做好本职工作，为他人的成才作好阶梯。图书馆工作的实践性非常强，要用理论指导实践，真正的快乐是在实践中获得的。只有做好基础工作，才谈得上管理的自动化、现代化、数字化。
上海图书馆的一位中层干部，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悉心关怀和帮助。他讲到，李老长期从事外文书刊资料的采访审核工作，哪些外文书刊已经订了，哪些已有收藏，心里自有一本帐。有时，年轻的同事由于工作粗心，或者漏选了，或者重复选了，他在审查目录时，都一一予以指出，避免了漏订或重复订购，保证了馆藏的质量。他在工作中极其认真，一丝不苟，从不顾及自己年事已高，目力不好，只要有目录送他审核，他从不推辞，总是仔仔细细从头看到底，并用左手扶着颤抖的右手认真地写下审核意见。李芳馥对外文书刊资料的出版信息掌握得非常及时，注意搜集各种重要信息。他不满足于阅读一般的统订目录，经常阅览国外主要的有图书评论的报纸，从中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上海图书馆的外文书刊的丰富馆藏和高质量，是和他的长时期的严格把关紧密相连的。
李芳馥带研究生，提出了兼职不兼薪的请求。一次，他为财务请他领一笔带研究生的“薪水”而感到“不安”，认为“面临一个困境”。他深感受之有愧，理由有三条：“第一，我还没有正式教课，不应该领薪水；第二，就是今后教课，但只带两名研究生，与其他教师来校教全班学生不同；第三，老专家兼职不兼薪的事例很多，我不应例外，因此，我恳切地请求学校不要给我薪水，现在和将来都不给。”最后，他还加一条：“还有一层，不给我薪水，还可以使上图财务今后不致感到为难。”李芳馥的不计报酬、无私育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凡是来信请教图书馆管理经验的，李芳馥有信必复，乐此不疲。对于请教图书馆现代化与科学管理的问题，李老及时复信：“图书馆要现代化，必须实行科学管理。没有科学管理，纵然引进现代技术，还是不解决问题。具体落实则有赖于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规章制度，建立工作秩序，明确工作岗位和具体责任，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等等，要坚决执行。干部是决定的因素。应根据岗位的需要而配备相适应的人力。要摸清情况，彼此多交换意见。”有封来信说：“有件事想麻烦你，听说在60年代初，你对馆内的同志上过科学管理方面的课，对各项工作，对各个工作岗位以及各级人员提出过具体要求，现不知这些讲稿是否还在。自己很想学习，希望能得到支持。”他接信后，立刻找出《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初稿）》送上。对于成都市医学情报站的王鸣请教医学科技情报研究的来信，李先生是这样答复的：“王鸣同志：上月来函已转到我处，我因年迈体弱，最近又住进医院动过目疾手术，所以久未去华东师大授课，迟迟未复为歉。论述科技情报工作的书刊资料，国内外出版的有多种，国内的主要出版机构是北京的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便于初学者参考的有《国内科技情报资料管理与交流》（1980年版），《国外科技文献资料的检索》（1977年版）、《现代科技情报工作及其服务形式》（1979年版），还有《科技情报工作学术讲座丛书》和《自动化情报和联机系统培训班教材》多种，专业期刊有《科技情报工作》，北京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辑，经常刊登有参考价值的论文。我们要了解医学科学方面的新发展，遍阅新出版的新书刊资料是好的，但是限于时间及一个单位的收藏，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如是就不能不利用索引、文摘等类的工具书。……北京有中国医学情报研究所和国家医药总局情报所两个单位，凡读者提出的疑难问题，自己不能提供有关资料，可请他们帮助。……”
每当我来到宏伟、典雅、现代的上海图书馆，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李芳馥先生——这位曾经为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现代化奋斗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老人。如今，可以告慰的是，老人的世纪之梦已圆，跨世纪的图书馆事业云蒸霞蔚。此时此刻，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以示缅怀之情：
广厦巍巍话奠基，情意绵绵谈衔泥。
调遣字句传旧事，激扬书海见新丽。
九十六载蕴辉煌，淡泊明志存豪气。
雕塑生命铸风华，放飞雅量化神奇。
（上海博物馆陈燮君）
余思1．通常图书馆都设有以购书业务的“采购部”，既用了“购”，为什么却要再加以“采”，请回答。
2．为什么正规图书馆（含大学、研究机构）之最后采购，乃必须由资深人员拍板成交。
顾廷龙：从“书缘”到“图书馆缘”
写20世纪图书馆，不能不写上海图书馆；写20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不能不写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
顾廷龙与书有缘。他1904年出生于苏州混堂巷旧宅，自幼由祖父教读“四书”、“五经”。1931年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可谓读书、护书和知书，收书、编书和印书，与书结缘，以书为友。他还曾任《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国务院古籍出版规划小组顾问。顾廷龙先生与图书馆有缘。他毕生投身于图书馆事业，先后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总干事、董事。解放后，历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顾廷龙是我国杰出的图书馆事业家，他的生命的九十五个年华，从“书缘”到“图书馆缘”，步步留书香，岁岁连馆藏，九五铸风华，万卷写春秋。在离别他的第六个年头、迎来他的百岁诞辰之际，我们奔泻深切思念之情：
古趣荡漾意从容，今神盎然气贯虹。
世上百年云龙飞，墨池千载文华动。
虚怀若谷学界敬，实步走峰书海颂。
长怀清风和明月，涵盖春夏与秋冬。
“我的光阴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穿过”
在我和顾廷龙相处的日子里，谈论得最多的是图书和书法。尤其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总说自己一生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起来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和印书，“我的光阴在收书、编书和印书中悄悄穿过”。顾廷龙的儿子双院院士、顾诵芬先生在回忆父亲收书经历时曾感慨地说：收书需有眼光，不仅要善于鉴别版本，更需对历史文献之宏观认识与把握。旧时癖宋嗜元成风，竞相争炫，先父则独辟蹊径，专事搜访稿抄校本及稀见明刻本；当时家谱、朱卷、近人手札、专人档案、革命文献、旧平装等资料价值为人们所忽略，先父慧眼识宝，百方搜罗，始终不懈，竟使聚沙成塔，一一成为上海图书馆特定专藏。
顾廷龙的收书始于1932年。那年夏天，他从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毕业，应大学图书馆馆长洪煨莲（业）的邀请，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北平采访处主任，前后搞了六年图书采购。我后来在访问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时，与在那里担任图书馆善本书室沈津主任谈起顾廷龙的这段经历，思绪万千。我们指着身边的成排书柜说，在这些穿越历史风尘的中国善本书中，恐怕就有当年顾先生采购的图书。沈先生曾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追随顾先生研习目录、版本之学，他意味深长地说：前几年在撰写《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时，就经常浮现顾先生的身影。早在上一世纪30年代，顾廷龙已是中美文化交流的使者！每当他回顾这六年的收书生涯，总显得兴致勃勃。当时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燕大有一个采购委员会指导图书采购业务。该委员会除了洪煨莲外，还有邓之诚、容庚、郭绍虞、顾颉刚等教授。他们学识渊博，又各有专长，随着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的长驱直入，需要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常对图书采购提出指导意见，这些意见对顾廷龙颇有启发。多年后，他还回忆起当年顾颉刚所写《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详列许多应当收购而容易被人们忽视的资料，如档案、哀启、账簿、戏本、歌谣、宝卷、金石拓片、各类著作稿本以及有记载性的图书照片等。顾廷龙遵循颉刚先生对图书资料的独到见解，持之以恒地走上了搜集、整理图书资料之路。
谈到收书，最令人难忘的是顾廷龙在1955年一个秋夜在废纸堆中识宝藏的故事。那天晚上十一点钟，他得知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批约200担废纸送造纸厂做纸浆，其中可能有线装书，就星夜前往，彻夜难眠，翌日率员，及时翻检。经过十一天的辛劳，抢救了大批珍贵文献史料，包括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用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账簿、契券、告示等。其中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1566）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不少旧抄与稿本，大量有关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这次“废”中拣宝，还挑得清代朱卷与家谱，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图书馆在这方面的收藏特色。说到朱卷，当年张元济、叶景葵等前辈为保存文化典籍在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时，先是以重价购得海盐朱氏寿鑫斋所藏朱卷二千余册，后由吴县潘氏著砚楼捐赠一千余种。20世纪50年代“合众”改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继而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先生继续搜集不辍，蔚成大观，计达8000余种。数十年的收书细流终成大海，在他和几代上图人的共同努力下，今天上图的馆藏尽显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