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外庐出身于贫困落后的山西农村，贫瘠的文化环境使他更深切地感觉到图书资料对于知识增长的重要性。他走出山来无论在北京、巴黎，以至后来在重庆等地，或是环境的恶劣、生活的窘困，都不能妨碍他把多余的时间花费在图书馆里，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
获取知识，走上学者之路的摇篮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十六岁的侯外庐离开家乡平遥，进入汾阳县河汾中学。当时，汾阳的中学生中有一个名为“书报供应处”的读书会。他们向年轻的侯外庐介绍、提供了《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他阅读后顿觉打开了视野，产生了开辟新生活的追求。
1923年，侯外庐中学毕业来到北京，他同时考进法政大学和师范大学，分别在法政大学专修法律，在师范大学兼攻历史。
这时，他的第一时间是学校的必修课程，第二时间，就都耗费在图书馆，从中涉猎一切可能获得的书籍，尤其是在哲学领域，他读了西欧的人文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以及当代的各派学说。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还未能接触马恩的原著，这也是日后侯外庐甘愿要埋首十年，专注于《资本论》翻译的重要起因之一。
刻苦攻读，奠定理论大家地位的基石
1927年夏天，侯外庐辗转来到法国，居住在巴黎附近波尔科伦帮镇上，他在巴黎大学文学院选读唯物史观课。其余时间就用于翻译《资本论》的学习和准备工作。
侯外庐把翻译《资本论》的工作选择在法国，是有着多方面考虑的。他觉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应该从德文原著着手，而他自己的德语还必须从头学起。就法德两国而言，学习德语的环境自然是德国稍好一些，但当时法国的政治空气比德国来得自由，在法国可以更多地得到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其次，法国是中国青年在欧洲勤工俭学比较集中的地方。
《资本论》是一部凝聚着马克思毕生智慧和心血的巨著，其本身就如同一部巨大而又有着精密结构的知识宝库。侯外庐开始工作不久，就觉得自己的原有知识结构与翻译这部巨著大有差距。就此，他开始了极其艰苦的自学补课历程，补学的知识除了德语、法语之外，还有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以及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歌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数学，乃至机械学等等。为了真正理解马克思原著的精髓，侯外庐不仅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对于构成或影响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萨依、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述也都完整系统地自学了多遍。侯外庐为此放弃了原先的半工半读的计划，在没有其他收入的情况下，所有支出都靠出国前家里给的一小笔钱，他不得不把生活水平限定在最低程度。
侯外庐在旅居法国近三年的生涯中，日日夜夜，每天工作达十六七个小时，人们只能从图书馆和住宿处找到他的身影。图书馆里读书和翻译《资本论》，几乎就是他全部旅法生活。
经过多年的图书馆苦读自学，当侯外庐离开法兰西回国时，他已试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前二十章。
玉汝与成，辛勤开拓文化思想史新天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侯外庐来到重庆，在中苏文化协会和《中苏文化》编辑部工作。不久，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他尽量避免在公共场合的社交活动，隐居于重庆郊外白鹤林的一所房子里，把主要精力开始转向了中国社会文化思想史的研究领域。
按侯外庐原先的设想，要将《资本论》全部译出。这时它已出版了第一卷，至抗战前夕，已译完第二、三卷绝大部分，见于烽火漫天，这部译稿多数是遭劫毁灭或丢失了，只剩下一部分残稿。解放后他将这些残稿送给了北京图书馆。
说起侯外庐研究著述社会史和思想史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和他相邻住在白鹤林的，就是那位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博士。晏博士主持的乡村建设学院就设在附近歇马场。侯外庐和晏博士没有来往。但后来代晏主持学院的瞿菊农却对侯表示很大的热忱，还主动地提供了乡村建设学院图书馆的藏书和他个人藏书，促使侯外庐加速完成这两部书的写作。
白鹤林的优美的地理自然条件固然给了作者的写作环境，由于经济收入微薄，他只能再次把生活支出压缩到最低限度。他还需要大量的参考书籍。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离侯外庐住处三十里外有一所北碚中山文化图书馆，他每天要上那儿去看书找书。那家图书馆有条规定：线装书概不外借。很不方便。一位名叫叶文雄的工作人员了解到他写作的需要和每天赶几十里路去看书实有困难，就终了他帮助。每次，侯外庐开列出所需要的图书清单，叶文雄就会把书从藏书中抽出来，背着跋涉几十里山路送到侯外庐手中。无论是炎热三夏，还是苦寒深冬，只要侯外庐著述需要，叶文雄就会及时地把图书馆的藏书及时送去。为此，侯外庐不无感慨地说：“写出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书中，每一页都有叶文雄倾注的汗水。”
但是图书馆并非什么书都能找到的。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是一部跨越16世纪中叶到清末民初的两卷本思想史，要有很多近代思想家原著以供采用和参考。当他研究到章太炎思想时，就需要读章氏遗书。但此书中山文化图书馆没有庋藏，街市书坊有出售，但他却买不起。后来还是董必武让徐冰送来买书钱，总算如愿解决了。
建国以后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这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又一次得到了图书馆的支持。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历史研究所和哲学研究所的藏书室，在书籍借阅上都给予一切方便。此外，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也向他敞开了大门。在他晚年撰写学术回忆录时，回顾这一时期图书馆对他工作的支持，由衷地表示感谢。
（上海图书馆王宗义）
余思1．你知道有哪几位老一辈学人曾在海外图书馆认真研读过《资本论》？
2．《资本论》共有几种中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