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洪业(煨莲),在三四十年代就以主持编纂燕京引得知名于学界了。他的门生遍史学领域;后来因为出国定居,就鲜为国人所知。余生也晚,见识浅薄,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于大学读书时,方才知道洪煨莲其人。
洪业开拓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又在美国康桥哈佛大学参与创办燕京学社。
两个铜板进入济南图书馆看书
洪业是跨19、20世纪的人,他走了一段从盘着发辫到西装革履的行程。
少年时代的洪业,上过私塾。1907年,洪业十四岁,家居山东济南。就在这时,济南设立了本地第一所民众公共图书馆。当时看书要付钱,洪业向父亲要了两个铜板,带了些馒头,在那儿读了整整一天书,图书馆不准抄写。他看到一部《吕氏春秋》,爱不释手,仔细阅读,还力图把它背下来。
这次短暂的图书馆尝试,因为是第一次,与他留下难忘的印象。六十多年后,洪业在美国与《洪业传》作者陈毓贤谈自己过去,又讲了这段轶事,只是在书里说的,他是用一天时间,把全本《吕氏春秋》背了下来。
大概此后他再也没有去济南图书馆。
十年后他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历史。
当时的洪业已有很好的英文造诣。他遵循导师哈威·罗宾逊教授所说,历史研究不应倾斜于政治和战争,而注重是人民如何生活,如何思考,以及生活的典范如何逐渐转移。历史科学应以全人类的进展的文化大背景。由是他在图书馆专门查阅为自己研读所需要的参考书籍。
有天,他在图书馆偶尔发现两部中华普通古籍:《四库全书总目》、《资治通鉴》。这两部书,使他感到自己过去接受的本国历史知识是那么狭隘和片面。他后来回忆:“我像个井底之蛙,突然间从它的世界里被赶出来,面对浩瀚大海,只能感叹不已。”
在图书馆,他看到了不少珍本,也发现了过去被忽视的书。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读书生涯,深化了他对图书馆的功能认识。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洪业曾因日本强占中国青岛,以游历全美到处发表演说,沿途如有停顿,就利用空隙时间找到那里的图书馆读书。他读了很多当代美国社会评论家的著作;也曾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参观,并考察了该馆的中文书如何编目,在那里还读到林语堂的一部著作,它是说图书索引的。他很快发现美国大小图书馆,几乎都开架陈列各种参考工具书,听凭翻阅,由此比较同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当时还都封闭式的按卡索书,也没有这样多品种的工具书。不禁想到少年时两个铜板进济南图书馆看书的旧事,真有些不胜感慨。
他养成了习惯,即每到一个新地,就要参观当地的图书馆。
1940年,洪业取道日本赴美国,中途在东京参观了静嘉堂文库的岩崎图书馆。图书馆主任诸桥辙次应他要求,拿出《史通》的第一卷和第四卷给他过目。洪业在1923年就读过唐朝刘知几这部史论的多种版本,所见中还有元版的,听说岩崎图书馆藏有宋版本,所以前来瞻仰,但当打开第一册,一看就知道非宋版,马上送还诸桥。他说,这本书原藏于双醑楼,陆心源说是影刻宋版本,而此次来的目的就是看看是不是。诸桥又拿出另两册,洪业打开第二卷,把第七节的最后一行指给他看,上面却有一条乃出自明上海学者陆深手笔,即证明此书非影刻宋版。诸桥被说服了。这部多年来已为中国和日本学者公认的宋版本,就在瞬息间有力地被否定。这正是洪业史学、版本学功力所在。
他在参观中也注意图书馆的基本措施。1959年,洪业应新加坡总理邀请,调查南洋大学能否有大学品位。他谢绝校长林语堂请他出任文学院院长的请求,但在参观大学图书馆时,却对馆里没有一架冷气机提出了建议。
派出一个图书馆小职员去收购废纸
燕京大学是1919年建立的,它是一座由美国基督教士开办的富有宗教色彩的学校,也是在中国十三所基督教大学中规模最大、最有影响的高等学府。
1923年洪业由美国留学归来后,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教书,到1946年春赴美,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其中1928年至1930年在哈佛讲学)。他除了教书,当系主任、教务长,还致力于改进、发展燕京大学图书馆。1928年,洪业兼任大学图书馆馆长。1948年,他在哈佛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教授位置上下来,就在燕京学社任研究员,直至退休。
洪业开拓、发展了燕京大学图书馆。早在1923年洪业赴燕京大学教书时,当时的大学图书馆落后,所藏英文书本仅是《圣经》和若干《圣经》注解,中文书也就是一些“四书五经”;教师和学生要使用的参考书、工具书,只能赴北京唯一公共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
洪业致力改进图书馆,首先是要充实藏书。他利用在美国关系,请美国朋友唐恩伯捐钱,为此设立了“唐恩伯妈妈图书馆”。以后又几次从美国朋友处募捐,并得到美国铝土矿电分离发明者霍尔的部分遗产,这样所购的书也就越来越丰满了。
洪业为藏书不遗余力,从他搜集旧书废纸可窥一斑。
他为了强化历史教学,派了一个图书馆小职员每逢星期日赴市场收购废纸,这些废纸有日历、药方、符咒和文字读物。他把它们堆在图书馆和附近教学大楼的天花板和屋顶的夹层里;而在每星期三,就带同学查阅这些破烂,翻看这些废纸上面写的是什么。在废纸堆里,竟然找到不少有用的文字,如清季档案和清崔述《知非集》,借助后者,他在《史学年报》上发表了《崔东璧书版本表》。
燕京大学图书馆就是这样成长,而又誉满于世的。
洪业购书,讲究价廉实用。他曾几次说自己不是“珍本藏书癖者”,因为善本书倘能另制作便宜的复制本,他宁愿只买复制品。
洪业是美国康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任。他在主持燕京图书馆时,也对哈佛大学的东亚藏书作出了贡献。按照他的铺排和设计,主持哈佛大学东亚藏书的裘开明到北京帮助整顿燕京大学图书馆。为了强化两地的藏书结构和互通,洪业既定的图书采购方针是:凡是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购的中文、日文和朝鲜文的图书,一式两份,另一份就给哈佛大学;遇到采购善本书,因为哈佛有钱,就替它买了,而影印一份与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研究和收藏价值的,不见于市场,于是设法影印两份,一份给燕京大学图书馆,一份给哈佛大学。
洪业为燕京和哈佛学社的筚路蓝缕,受到同人赞赏。1954年,胡适为司徒雷登自传作序时说:“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国学人致敬,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图书馆,出版《燕京学报》,而且创办一项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丛书,功劳特别大。”
“堪靠灯”最为简便,不漏一字
洪业1980年12月在美国病逝。他的家人遵嘱将他藏书几万册捐赠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他留给后人以丰富的史学遗产,其中由他编纂的经、史、子、集各种引得,就是一大贡献。
“引得”即我们现在通称的“索引”。洪业在治史过程中,认识到要事半功倍,就不能为查索资料所困。于是他着手设计建立编制索引的系列工程。他在燕京大学设有规模较大的引得编纂处,组织人员编纂引得,虽著述浩繁,但自1930年到1950年终于完成64种81册(含正刊41种,特刊23种;特刊附原文),其中尤以“堪靠灯”(Concordance),即综合引得,最为简便而不漏一字。它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必备的工具书。
为了编纂引得,他发明了“中国字庋撷法”。它以图书馆编目通常采用的“永字法”(按笔划为横、竖等先后为序)为基础,按部首或英文拼音找到此法的6个号码,然后就可找到条目的第一个字。这种植字法,燕京大学很通用,包括引得以外的其它出版物索引也都采用,但出了校园就鲜为人知了,当时的图书馆和出版书刊(尤其如商务印书馆)都奉行王云五的四角号码法或部首检字法等,由此洪业的“中国字庋撷法”就像一个省区不按世界统一规格所造的火车,它开不上外省区的轨道,同样外省区的火车也开不上它的轨道。也许这个原因,使这些高质量的引得,虽然推出了,却使用面很狭,燕京大学围墙外的很多专门家未能使用,查索太乏力了。
但这并不影响引得的文化价值。
引得编纂处将“十三经”中的“十二经”作了“引得”。此中唯有《尚书》,为顾颉刚编制,他因为不喜采用洪业定名的“引得”,改称《尚书通检》。
(上海市徐汇区政协盛仰文)
链接洪业任燕京大学教务长时,为培养学生的历史感,每每第一课让学生以“我是谁”为题作报告,考查自己的族谱、历史渊源及出生地文化背景。
余思洪业对就加坡南洋大学图书馆没有冷气机而提出了意见,请问:他提这个意见的目的是什么?就此谈谈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