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
20世纪的图书馆，养育和滋润了几代文化名人。文化名人把图书馆视为知识的港湾，文化的载体，文明的殿堂，信息的集散地。文化名人与图书馆在20世纪的中国这一特定的时空相遇，其延伸轨迹出现了动态的时空组合。于是，思考了实践，梳理了思绪，凝聚了理论，激活了学术，把思想的放飞、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整合，融进了新的时空组合。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受到19世纪末叶戊戌变法运动的影响，得到辛亥革命的激励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生，经历了经济一政治一社会一文化的一体化的巨变，接受了科学革命、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和数字化文明的洗礼，挟裹世风，蕴含曲折，终究坚挺绵延，与时俱进。在20世纪来临的前夜，开明的维新派人士请求开设公共性的藏书楼。一些藏书楼演变成为初期的公共图书馆。1902年，浙江绍兴的徐树兰筹建了古越藏书楼，两年以后正式开放。湖南图书馆和湖北省图书馆也先后建立。1910年开始筹建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开放。近代大学图书馆的产生，比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更早一些。1894年建立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1902年则成立了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图书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图书馆事业走势较强，据统计，1930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2935所，到1936年达5196所。前身为京师图书馆的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年与北海图书馆合并，藏书50余万册。这一时期的通俗图书馆改为民众教育馆，1935年达1225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对这一时期的图书馆的阐述言简意赅：近代图书馆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其宗旨是对文献藏用并重，而以用为主；管理上逐渐形成了从采集、分类、编目、典藏到阅览、宣传、外借流通、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一整套科学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政治、经济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出版物日益剧增，促进图书馆进行分工协作，加强馆际交流，推广了馆际互借、参考咨询工作和开架制度，积极应用缩微复制技术、静电复印技术、声像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并促使修订图书馆法，实施文献工作标准化，强化图书馆员的培训和教育，进行图书馆资源共享。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长驱直入，现代图书馆已由单纯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文献的相对比较封闭的系统，发展到以传递文献信息为主的、全面开放的信息系统。电子计算机技术及其网络系统、高密度存贮技术和数据通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图书馆的工作图景。20世纪末，现代化图书馆的新建，出现了新的图书馆管理方式，已从“物流一人流”的管理到“物流一人流一信息流”的管理，从“书本位”管理到“人本位”管理，从单一指标管理到科学指标体系管理，从“精确”的时空边界管理到“模糊”的时空边界管理，从传统型图书馆管理到“数字化”图书馆的管理。以科学指标体系为例，探索了先进图书馆的“科学”原则、“优势”原则、“可比”原则、“操作”原则和“动态”原则等科学指标分解的基本原则，积极设置资源配置、“软”“硬”水准、功能集成、对外拓展、学术研究、科学发展、可持续推进等综合的科学指标体系，以科学指标体系规范、协调和促进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使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延伸轨迹出现了绚丽多采的时空组合。在《二十世纪图书馆与文化名人》一书中，读者可以清晰地见到相伴延续的20世纪图书馆发展轨迹与文化名人屐痕，能够尽情领略向图书馆倾注深情的名人们的文化风采。维新变法的领袖康有为的一生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在世界各国旅行中，他喜爱参观图书馆，时刻不能忘怀的是故国的藏书楼。以他的《丹墨游记》为证：“澹如楼者，吾先中丞公（名国器，曾为广西巡抚）所筑，环二塘二堤：依松台而临榕径，四面人家相映，藏书数万卷于是。吾少年自十四岁至三十岁读书于是，晨雨夕月，携册而吟，徒倚俳徊者久之。”他从澹如楼里搬出一帙一帙的书，在百年古桧下，或坐或卧，放声朗读，吟诵其间，陶醉其中。年纪稍长，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他泛读了数万卷藏书，还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地球图和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译书，视野拓展，学贯中西。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缪荃孙曾任国史馆纂修、民国清史馆总纂，一手创建我国近代南北两大图书馆——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缪荃孙是遐迩闻名的藏书家，一是购自私家藏书，二是购自书肆，三是友人相赠，四是相互传抄。在他的藏书中，最多的是刻本，其中宋刻本45种、元刻本58种、明刻本498种。其次为旧抄本，共331种，《明太祖皇帝实录》、《穆宗皇帝实录》为明抄蓝格本，《册府元龟》为明绵纸蓝格抄本。再次为名人批校本，共135种，还有多出清代名家之手的手稿37种、日本刻本29种、韩国刻本2种，凡此种种都标志了缪氏藏书的高品位。缪氏赞赏明末清初曹溶的“古书流通”主张及流通古书法——藏书家之间相互传抄以通有无、出资刻印以广流传，为此加紧编订自己藏书目录公诸于世，以利传抄，同时积极参与刻书工作，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可以说是成绩卓然。国学大师王国维编译的《世界图书馆小史》，原据《英国大百科全书》第9版《图书馆》，此文编译后即于1910年连载于《学部官报》，其原稿后在整理教育部档案中发现，又发表于1935年《图书馆学季刊》第9卷第3、4期上，这是西学东渐介绍西方图书馆史的第一篇系统之作。梁启超亦倾心于图书馆，早在1896年7月，在由他主编的《时务报》创刊号上，就称“泰西教育人才之道，计有三事，日学校，日新闻馆，日书籍馆”。书籍馆即图书馆。他在晚年对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对全国图书馆界的领导，对历代国学的整理、考订以及身体力行创办图书馆等，都一一传为佳话。张元济不仅是出版家，而且是图书馆学者，他创办了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1903年，张元济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翌年，便开始筹建编译所资料室，“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他的目光向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延伸。1909年，资料室改名为涵芬楼。1926年，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馆庆之际，由张元济提倡把新建楼命名为“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是东方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张元济和同侪的努力下，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上一世纪30年代初，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150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珍本多卷、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1927年，东方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翌年开办了图书馆讲习所，1930年增设儿童图书馆，以后他又创议设立流动图书馆，携带大批图书赴浙江、江苏各县、镇，供公共机关陈列、借资展览，并随地调查社会教育状况，为中国图书馆进一步面向社会开辟了通途。张元济和叶景葵等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请来顾廷龙主持馆务，自然留驻图书馆发展史。鲁迅对我国现代图书馆特别是对北平市的图书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查阅这一时期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有关图书馆建设的记载达94次之多，内容涉及馆址选择、藏书建设、人员配备等。北京图书馆至今还保留许多鲁迅参与北图建设的珍贵文献。鲁迅曾据理力争使两部举世闻名的珍贵典籍——被浩劫后的《永乐大典》和文津阁《四库全书》得以入藏京师图书馆。鲁迅还向许多图书馆赠送自己的著作和各种图书。京师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故乡绍兴的剡中国书馆等，都受到他的馈赠。1928年夏，鲁迅携许广平到杭州旅行。不知情者以为他去度蜜月，而实际上他一连七天都泡在浙江图书馆，为的是研究该馆收藏的《四库全书》。王云五的学术生涯与图书馆紧密相连。他三年读完36巨册大英百科全书。他周游欧美时，除了考察出版业，还到各地图书馆读书。他在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十天时间，一口气读了900余种有关管理的书刊。他一生中创立了两大私立图书馆，并公开对民众开放。它们就是于1926年开馆的上海东方图书馆和于1974年在台北落成启用的云五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虽属私立图书馆，但财产仍属商务印书馆，真正由王云五个人捐献成立的是后者。王云五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图书分类编目工作领域的重大改革，使得由他所主持的东方图书馆在当时堪称为一所管理完善的图书馆。王云五在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长时间地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从编印各种有系统的小丛书入手，以充实图书馆的丛书收藏。自1922年到1927年先后出版了500多种各科小丛书，方便了图书馆的系统采购。他从东方图书馆的各科优良图书中精挑细选，并经过科学整理，再大量出版、发行，分期供给各类图书馆，免除了有些图书馆不知如何选书的困扰。由于大量出版发行，一版再版，成本降低，售价低廉，十分有利于图书馆购藏。王云五在历年出版的各种丛书的基础上，存精去芜，出版了“万有文库”。“万有文库”选定国学基本丛书100种以及世界名著、参考著作，共收图书1010种、2000册，计达11500万字。因“万有文库”包蕴古今中外，百科俱全，预约数竟达8000部。由于这套丛书的推广，全国各地图书馆纷纷成立。据统计，依凭这套丛书而成立的图书馆达200所以上。据当时在上海通志馆工作的胡道静说：自从“万有文库”出版后，每个中学都很容易地成立一个图书馆。……我们只要留心图书馆的创立和发展，就不难发现其中有文化名人的智慧和心血；我们只要关注文化名人的文化行踪和思想轨迹，就不难认识其中有图书馆的铺垫和激励。20世纪图书馆的发展印迹和文化名人的延伸屐痕在时空上高度吻合，在探索“图书馆与文化名人”的名义下，竟有那么大的研究空间和理论收获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