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巽昌
这部集子脱颖而出了。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心血来潮，给刚赴上海图书馆上任的陈燮君研究员通话，建议搞一部中华名人和图书馆的本本。他听了当即赞同，于是就着手组织写作，主力队员就近取舍，也就是上海的图书馆员同行们。春去夏来秋复冬，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聚合了初稿。见于种种因素，直到本年，终于由我们原在的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推出，这是很庆幸的。
中国有悠久的、绵延不断的灿烂文化，也有几千年的宫廷和民间的藏书楼史。中国图书馆也走过了百年历程。本书乃自二十世纪文化名人各自在图书馆行走的轨迹，衬托出图书馆在各时期各阶段的应有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以期为热衷于图书馆的读者大众，尤其是从事图书馆行业的同侪们获取认识、学习和借鉴。
一
中华古国是一个文化大国。
图书馆，我们就有悠久的历史。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文化积累和运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近代中国序幕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开始认识到图书馆的功能。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环志略》，都是分别通过编译西方图书报刊，发现欧洲图书馆收藏有中华图书，感觉到设立国家图书馆的需要的。当时中国人出国考察、游历，寻求富国强兵之策，多有赴所在国图书馆取经的，如郭嵩焘、薛福成、黎庶昌、黄遵宪和张德彝。图书馆也就成为百日维新新政的一项文化建设。
19世纪晚期，中国出现了东西文化并存的藏书机构，那就是外国人在华开办的图书馆和传统的藏书楼所嬗化的开放型藏书楼。
20世纪最初的一批学人就是从这里汲取文化知识，蔚然而成为大家的。
有着一千多年文化传统的藏书楼都是封闭型的。近代中国延续几十年的西学东渐，影响了中国知识文化的结构。百日维新前后，藏书楼不少也因时制宜，走向社会，走向公众。
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颁布《饬各省开办中和小学谕旨》，明令废科举，兴学堂，改书院。变法虽然夭折，绝大多数新政废除了，独有京师大学堂保留，此后由各级书院所分别变更的高等学堂、中等学堂和初等学堂也相继出现，由书院藏书楼也过渡为近代学校藏书楼。这种开放型藏书楼，囿于它是为学堂师生服务的，必然能容纳很多的读者。当时很多学堂为招徕学生，经常采办新书充实。上海南洋公学图书院，旨在供“学堂诸生阅看各书”，还由学堂教师选择、出版图书补充，“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择要翻译，陆续刊行”。致使学生大为受益，当时在学的蔡元培、黄炎培和于右任等都是长年读者。规模最大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购书经费多达银十万两，因“广集中西要籍，以供士林浏览，而广天下风气”，致使学人慕名而来就读。俞樾学生、台州大儒陈汉章为京师大学堂聘为教师，乃因要阅读丰富藏书，不再当教师甘愿为学生。江阴由缪荃孙主持的南菁书院，因为鼓励学生进藏书楼内阅读，由是人才辈出，薪尽火传，出现如唐文治、柳诒徵、孙毓修和丁福保那样的国学大师和藏书大家。
也有是私家藏书楼走向开放型的私家藏书楼的。
早在百日维新前，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所设的“书藏”，就与弟子共读；他在北京开设强学会书藏，搜集西学、新学图书，“广考览而备研术”，并对社会公众开放。康有为很注重开放型藏书楼的功能，还把它视为振兴中华、学习西方政教、启发民智的五个措施之一。它为此后图书馆宗旨画构出了框架。
20世纪初颇有影响的开放型藏书楼，有古越藏书楼、浙江藏书楼。
绍兴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本着“存古”、“开新”宗旨，广泛收藏古今中外图书。青年蔡元培从中面壁四年，博览群书。1902年，蔡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他又应徐树兰请，出任中西学堂监督（校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古越藏书楼，造就了蔡元培；而这位学界泰斗，又是桃李盈门，造就了一代人才。
1903年创办的浙江藏书楼（1909年与浙江官书局合并，更名为浙江图书馆）以“明教育而开知识”为宗旨，向公众开放，它以拥有文澜阁著书为著。以致吸引马一浮，特地由镇江赶来杭州，借居邻近广化寺，以便天天去读《四库全书》。马一浮后来为周恩来总理誉称“中国唯一的理学家”。
当时的盛宣怀也注意藏书楼的社会性。1910年就在他出任清邮传部尚书那年，还派丁福保赴日本考察图书馆建设。
开放型藏书楼的一个特色，就是它也注重收藏新学以及当时出版的法律、政治和文学书刊，它以丰富藏书和广泛流通，为中华读书人提供读书的场所。20世纪早期的学人，很多人就是从这扇门走进楼去，又从这楼里走出扇门来的。
在此期间中国沿海已多有外国人所创办的图书馆。它们以藏书多彩、别树一格而呈丽于世。致使一些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读书人，为增添自己学问颜色，克服种种障碍前来问津。这些图书馆虽对社会开放，却严格限制中国人使用，有如1847年法国传教士在上海徐家汇教会学院设的藏书楼，直至20世纪初方才有所松动。但也正是靠着它的藏书，资源共享，后来30年代的读书人始能著书立说，知名有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胡道静《中国新闻报纸史》。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图书馆学者韦棣华1903年在湖北武昌创办的文华众书林（文华大学图书馆），即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它是中华第一所培养图书馆人才的场所。
二
20世纪初和民国前期，初生的图书馆是相当红火的。
当时中华大地，风雨如晦，战祸漫延，却未较多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兴起。这是因为图书馆本乃文化书籍的载体，它的非政治色彩和善于协调的惰性，使它能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保存，而成为社会教育和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它也是读书人的朋友。
20世纪初以来的二三十年，中华学界星光灿烂、俊星飞驰，乃是过去的几个世纪从未曾有过的。众多的图书馆也有它一分功劳。环视当时的图书馆，大致已有初具规模的格局，据北京政府教育部1916年公报统计，全国已有省级公共图书馆22所，通俗图书馆238所；除此还有学校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图书馆如雨后春笋，也从某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候东西文化碰撞、融合中、倡导教育救国、开发民智的时代文化潮流。
经很多图书馆学者和关心图书馆的学者的共同努力，20年代的图书馆大致具备同时期世界图书馆的模式：
①收藏书刊包容并蓄，有国学，也有西学，凡成印刷品均在庋藏范围，多多益善；②图书无禁区。它的功能是通过流通，传播大众文化的共性，学校教育的补充，充实社会教育，强化知识场所；③图书分类也由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吸收美国杜威十进分类法或以此为据自行编制图书目录；④经费来源呈多元走向，有政府财政拨款、官绅捐款、集资和自身创收（如开办印刷，出版复印图书和承接印刷业务）。
而国家、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某些专业图书馆，还更注重图书馆管理机构的建设，选拔和聘请有声望和有组织能力的学者出任馆长。20世纪以来很多知名的图书馆，几乎都是大学者出任馆长的，它也因大学者以执牛耳，知名于世，相得益彰。诸如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北京图书馆馆长梁启超、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浙江图书馆馆长朱希祖（1912）、单不庵（1929）、张宗祥和陈训慈、湖南通俗图书馆馆长何叔衡以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舒新城。这些学者也是中华图书史圈的大家。他们都很注重图书馆建设，也很善于运用图书馆功能，懂得图书馆的最大输出是图书流通的利用概率，也最懂得书籍与造成人才的关系，真可谓是内行治馆。因而本人成就也大，像梁启超致力图书馆建设，写就有《论图书馆与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等多篇指导论文，王献唐凭借山东图书馆金石所写出等身的专著宏论；也有的人才培训，像柳诒徵为青年教师蔡尚思在国学图书馆日夜苦渎开足绿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由于张元济、高梦旦提倡，读书成风，早年的沈德鸿（茅盾）、郑振铎等人都是在此洗礼走上文学创作和研究之途的。
更多的读书人从图书馆长期实践，养成了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的习惯。
他们有的曾在各种图书馆里做过事，比如编目和采购，或者是书报管理员，如早年的剧树人（鲁迅）、曹聚仁、向达、冯友兰、谭其骧、钱穆、胡道静；也有的在小学生时代就从班级图书馆——家庭图书馆接触图书管理，如胡乔木、费孝通和任继愈。他们有的曾因热心图书馆事业、筹办民众图书馆，如黄炎培、陶行知、李公朴、楼适夷；也有的是从努力营造自己的藏书室，而与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的，如柳亚子、夏丐尊、郁达夫、阿英、赵景深。
当然更多的是在图书馆学习、求知，二三十年代的学人，尤其是凭借书籍的从事人文学科的学人，几乎多是以图书馆作依托，而取得成绩的。他们在图书馆留下了平凡而又值得纪念的轨迹。在他们当中有从浩若烟海的图书中编制目录、研究版本，而兼被誉呼为图书馆目录学家或版本学家的，如陈垣、郑振铎、王云五、余嘉锡、洪业、姜亮夫、黎锦熙和李俨；也有因在图书馆埋头读书、著书立说的，如吴晗、朱希祖、朱偰、汪静之、郭廷以、唐弢以及赴欧美各国考察、就读的学人们。
旧中国的公共图书馆门庭萧条，乃罕见有达官贵人登临的大雅之堂，但求知者却不乏其人的。20年代的湖畔诗人汪静之流落杭州，住在西湖广化寺，常赴浙江图书馆看书，日久写有《李太白评传》，发表在《晨报》副刊；后赴北平，在北平大学图书馆面壁，写了三篇小说连续发表在《文学周报》，自此声名骤增；朱偰系北平大学学生，因院系改组，不愿上课，而每天赴北平图书馆自修，且广搜东北问题资料，积久写了《日本侵略满蒙问题之研究》一书，都五十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史学家郭廷以1928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除了星期二有课外，其余日子包括例假日，就在学校图书馆遍阅西文图书，且在全城各图书馆查阅古籍。1933年他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经常在南京各图书馆寻找太平天国史料，其中仅在金陵大学就读完所藏的全部七八百种地方志、根据卡片，编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并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在此期间，赴欧美诸国考察，就读或从事学术活动的学人们，几乎无不向往所在地的大图书馆，从中寻找、发掘需要的图书文献，尤其是国内已缺的。
那是另一块广阔天地。
早在五四新文化启蒙和20年代时期，那些留学异国的如在美国的胡适、任鸿隽、陈衡哲；在德国的陈寅恪、俞大维、傅斯年、毛子水，他们就在所在地的图书馆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坐标。
那时赴欧洲的学人对当地图书馆的兴味盎然，还集中在两种文献：太平天国文献和敦煌学文献。这是两种还未为国人注意到的重要学术领域。
早在1919年梁启超就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海外收藏有太平天国钦定的书籍。20年代以后，程演生、许地山、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向达，都先后分别自所在地图书馆抄录或拍摄；其中成绩显著的是1926年程演生由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图书馆所录的太平天国钦定《天朝田亩制度》、《太平诏书》等八种，俞大维在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回摄的《太平礼制》、《太平条款》等九种；1932年萧一山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抄录的《天情道理书》、《天父诗》、《太平军目》等二十二种；1935年王重民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抄录的《资政新篇》、《英杰归真》等十一种，等等。
中华学子是非常爱国的，自从柏希和等将敦煌卷子携归本国后，早在20世纪初，就有张元济等在欧洲考察时，先后在法国、英国的图书馆寻访，并将部分拍摄；而后，学人前往查索、抄录、整理不绝，著名如姜亮夫、向达、王重民。
值得庆幸的，20年代图书馆事业的相对稳定和林立，它也形成了能与经济、历史等并列的一门重要学科。1924年，由杜定友、王云五等先后主持的图书馆学术团体上海图书馆协会成立，1926年在北平又成立了中国图书馆协会；与此同步，也创办了如《图书馆季刊》等专门学术刊物，这些刊物发表论文，见于功夫深厚，至今读了仍见有文化价值，如梁启超、杜定友、林语堂、李俨之作；此外也有学者从事图书馆专著，开办与图书馆相邻的读书杂志和报纸图书副刊。这些书报刊物，共同构建了图书馆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总结，这也是图书馆学者未有断层的一个原因，致使在这几十年里，承前启后，出现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学者群体，他们或由传统的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掺合新意而深化，或因结合欧美的分类法、索引学和情报咨询而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而成为第一、二代的学者专家，如缪荃孙、柳诒徵、杜定友、刘国钧、戴宗骞、马宗荣、沈祖荣、姚名达、王献唐、王重民、赵万里、屈万里、洪有丰、裘开明、袁同礼、李小缘、皮高品、蒋复璁、吕绍虞、汪长炳。
三
20年代末到30年代是被视为旧中国文化事业兴盛时期。在此期间，图书馆在图书流通、读者服务工作也多见有成效；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大学、研究院图书馆于文献利用起到较为显著的功能。
据张孟休《北京大学素描》，可见一斑：
“自图书馆新落成后，每天看书的平均有440人，藏书在30万册，并藏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全份，共卡片两百万张，为东亚不可多得之珍藏，是自由研究的教员学生们参考时极便利的工具。”
又说，“清华中西书籍杂志共藏30万册，现在每年买新书共3万册，学生每人同时可借5册或5函书，每册或函时限两星期，书库有一定时间开放，可以进去随便翻读。入书库是清华学生一乐，有人甚至于说愿意终老库中。”（《中学生》第76期）
学人们从中汲取文化学术和精神财富，20世纪老一辈学者专家多是在这时期脱颖而出取得辉煌成就的。
最突出的是作家们。30年代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提到中国闻名世界的作家、有鲁迅、郭沫若、茅盾、林语堂、郁达夫、冰心、巴金、老舍、曹禺和林疑今等人，他们取得成就，很多就源自图书馆。
鲁迅是最善于读书用书的，他有自己特设的藏书室，也利用图书馆。1927年前，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教时，利用图书馆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等教材；后来又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授教时，利用图书馆撰写《汉文学史纲要》；郭沫若30年代流亡海外，他所取得甲骨文研究的巨大成就，也是与他善于利用日本某些书库有关的；曹禺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见于一位学校图书馆员为友，得以破例经常进入书库广泛阅读，他由此有系统地阅读了《浮土德》等外国名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