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文是在大三的暑假里遇到胡力的，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事情。在那之前，丹文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胡力后来成了丹文的丈夫；再后来，丹文遇到我的时候，他成了丹文的前夫。
丹文是她父母唯一的孩子。她早年留学苏联的父母，是中国航天工业部的空气动力学专家。而丹文的母亲，是这个三口之家的灵魂。按丹文的描述，人们都说她跟母亲是一个模子里打出来的，只是丹文的身材比母亲高一截。我就想，丹文的母亲也会是一个相貌斯文的女人。
可是，丹文提到她的母亲时，眼神里有一阵的空茫。我母亲很偏执，丹文有点犹豫地说，似乎对自己这个结论的准确性没有把握。停了许久，她又说：那是一个爱我爱到让我常会觉得窒息的女强人。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她又强调说：真的！
这是我第二次在生活里亲耳听人这样描述被爱的感觉。第一次是房东男主人逸林。在我跟男友冷战时，他真诚地开导过我。他告诉我，其实爱也是要平等的，跟一个爱你比你爱他更多的人在一起，是非常危险的。太多的爱，会让人感到窒息。那是在一个夏夜里，逸林下到在地下室的洗衣间洗衣裳，正碰到我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他知道，我总是抱怨男朋友向我要求"自己的空间"。我摔了电话后走出来，在洗衣间过道明晃晃的灯下，逸林开始劝我。逸林比我大十多岁，和太太许梅都在爱大做助理教授，正在打一场力争终身教授的六年持久战，我视他如兄长。
丹文显得非常忧伤地说，她对我的期望太高了，我是彻底辜负了她。丹文说出这话时，我感觉到了心痛。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过我压力，他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我一定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才不会失望。可是我还是最怕辜负他们，我总在按我的理解，去做想象中他们会高兴的事情。我自然不敢为丹文去想，她明明知道母亲对她的期望，却辜负了那么爱她的母亲，她的心里该会有一个多么大的洞。
可是我如果不辜负她，我就只能按她的意志生活，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丹文又说。我相信丹文从小到大，一直是努力顺从的。因为她说，不知怎么回事，母亲总象压在我们的头上似的，我们最怕她会不高兴──她说的是“我们”──她和父亲。
丹文的母亲是一个公认有成就的人。她有她的执著。年轻的时候，她与丈夫和幼女聚少离多，常是一年有大半年住在甘肃酒泉的基地里，从无怨言。她真诚地希望，自己唯一的女儿也能象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对国家有大贡献的人。
母女俩的第一次分歧是在丹文选择高考志愿的时候。丹文因为迷上了前沿科普书的缘故，那时执意要去北大念分子生物学，可母亲说了：你应该到北航去──没有更多的解释。那时丹文还不知道，在酒泉那地方待过的人，多少是有些"献了青春献子孙"情怀的。丹文在北京的初夏夜里，因为悲愤咬烂了钢笔，墨水染黑了口齿、衣裳。母亲由她放声痛哭了近半小时。丹文那时已是一个身材高佻的半大姑娘了，她的哭声惊动了四邻，各家的长辈过来相劝。母亲说到动情处，竟也抹了眼泪，无非还是那句话，丹文是她唯一的孩子，她做什么，还不是为了丹文好，可是丹文却那么不懂事。在这整个过程中，丹文的父亲先是叹气，然后自顾着拿了书，躲在里屋不出来。邻居走后，母亲并没有坚持，也进里屋去了。丹文的父亲好一会儿才出来，到厨房里轻轻拍拍正在洗衣裳的丹文，示意她赶快出来填表。那个夜里，丹文在父亲犹犹豫豫的目光下，一笔一划地按自己的志愿填上了北大。因为心中对母亲的亏负，丹文随后还是将北航放到了第三志愿的位置上。尽管丹文后来考出了足够上第一志愿的成绩，可还是落到了她的第三志愿北航。
很多年后，丹文看到了自己档案里那张有些发黄的高考志愿表。北大这个丹文的第一志愿竟被母亲的第一志愿北航取代了。那是看上去非常随意的置换：只是在北大前面的那"１"和北航前面的那个"３"分别画了一圈，然后用两个箭头示意出位置调换。丹文后来知道，这个手脚是在高校录取开始时作的。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需要打通很多关节。可是，她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女人，丹文这样说。这不，就给她做成了！就这样霸道地改变了我的命运。丹文说到这时，苦笑了一下，带着一个凄凉的眼神。
丹文也曾反抗过，可是母亲会哭，母亲一哭，丹文就没有了主意。你是我唯一的孩子，母亲说。言简意赅。到了青春期，母亲的意志，忽然成了丹文心里最重的负担。丹文将这负担在心里扛着，到了大学里，已是不堪重负。她羡慕学校里的同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远离父母，过得自由自在。她虽说是首都的孩子，可被母亲牢牢拴着，记事以来，从没出过北京城。这样的生活经历，让丹文混迹在同龄人，心里总有些自卑，久而久之，竟有些不合群。
到了大三那年，学校里的同学开始流行在假期里结伴全国各处旅行，丹文跟同学都有些隔阂，人家热热闹闹三五成群地纠集着准备出行，丹文却没事人一样地又一次落了单。她嘴上虽不说，心里却真感觉坐不住了。她回家跟母亲说，她要出去走走。母亲先是不同意，见丹文没有退却的意思，母亲大概也意识到，女儿毕竟大了，便改口说，要去一起去。丹文在那个夏天突然有了豁出去的冲动，她坚持要独自出一趟远门，母亲不依，她便开始吵闹，还摔了家里碗柜里的东西。青春期的火山岩浆吓着了母亲。母亲终于松口让她在暑假里南下，去广州的姨妈家住一段。
丹文的姨妈在粤大教书。在那个长满了柠檬桉的校园里，丹文遇到了胡力。我一见到他，心里就想：这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丹文说。
漫长的暑假里，如果不出游，没事的时候，丹文便到校南园的实验楼里去听日语带子，看日语片。丹文在大学里学外语时，被分到日语班。按她母亲的意思，她毕业后就到日本去留学。留学的路子母亲已经打通了，就从航天部的口出去。将来学成回国后，就到航天部研究院工作。
语音室在实验大楼的五层上。丹文按姨妈的指点，总是将自行车放到地下室的大厅里。一来免日晒，二来也安全。那时，大学校园里老闹自行车丢失，有时即使整辆车不被偷，座垫或车铃也会不翼而飞，让人徒添烦恼和不便。
丹文很快就注意到，在地下室过道深处，每到接近傍晚的时候，常常会传出手风琴声，悠悠的，有时是《鸽子》，有时是《三套车》、《喀秋莎》，还有《敖包相会》。那都是很老的歌子，是属于丹文母亲那一辈人的吧。每次听到琴声，丹文总会停下来，往楼道深处望去。那是一个长长的走廊，白天并不亮灯，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半截露在地面上。南国夏季的烈日，折射进来，能照出空气中厚重的浮尘。那里潮闷的空气中，常夹着化学品的气味。偶尔有一两个人影，在走廊两侧时开时关的门口外活动。姨妈告诉过丹文，那里是化工系的实验室。
然后有一天，丹文听到了《草原之夜》。反反复复的，是那句"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的旋律。这旋律深深打动了丹文。她想起母亲多次说过的，当年在莫斯科大学，母亲想家的时候，最喜欢听的就是这首歌。在远离北京的南国潮热的夏季傍晚，在黯淡的地下室大厅里，母亲的旋律使丹文眼里突然盈满了泪水。她忽然觉得孤独、想家、无助。后来丹文每次到实验楼去，已经不是为了那些间语言室，而是为了那楼道深处的琴声。在一个雷雨初停的南国午后，丹文站在地下室的大厅里，忽然意识到，已经有好些天没有听到琴声了。梳着两条长辫，穿着白色的确良短袖衫、黑色春纺绸长裙，踏一双白色塑料凉鞋的北京女孩儿丹文，迎着过道里扑面而来的潮热水汽，吞吸着愈发浓烈的化学品的刺激气味，慢慢走到了楼道深处。在那里，丹文遇见了穿着半旧军衣的胡力。
丹文出现的时候，胡力正在他窄小而整洁的办公室兼卧室里修理他的电风扇。为了通风，他的房门大开着，他抬眼见到倚门而立的丹文时，很淡地笑笑，然后点了点头，就象在跟一个常来串门的老朋友打招呼，连拨弄电扇零件的手，都没有停下来。
后来胡力告诉丹文，停止拉琴，是因为不再觉得郁闷。而那时为何郁闷，胡力却从来没有解释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