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房四宝不仅是我国特有的文具，而且经过历代文人和艺人的精心设计制作，已经成为我国特种工艺美术品。留传至今的历代文房四宝，特别是名人和宫廷的制品，属于具有鉴赏和收藏价值的珍贵文物。
文房四宝中，砚被称为文房四宝之首。它是集雕刻、书法、绘画、文学于一体的实用工艺品。我国制砚的历史悠久，在文房四宝中古砚留传最多。迄今发现最早的砚是1980年临潼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石砚，此砚有砚盖，有研杵，砚心微凹，还有陶质水盂、黑色颜料块，砚、水、墨俱全。可以想象，我们的先民就是用这些文具描绘出那线条流畅、图案缤纷的彩陶佳品。秦、汉墓出土的古砚多附有研子（研杵、研石），用它压住墨粒研磨。汉代石砚的造型趋于规整，主要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精致的圆砚在盖面上常镂出旋绕的蟠螭纹。山东临沂金雀山11号汉墓所出长方形石砚，附漆砚盒，盖、底均绘有云气禽兽纹，飘逸灵动。汉代的石砚还有外罩兽形铜砚盒的。例如徐州土山东汉彭城王墓出土的兽形铜砚盒通体鎏金，杂嵌红珊瑚、绿松石和青金石等宝石，造型瑰奇，金碧耀眼。
汉晋以后砚的造型和材质出现了多样性的趋势，瓷砚、玉砚、陶砚等等丰富多样。随着墨锭的发明，取代了研石，后者逐渐消亡。由于墨锭十分坚硬，要求砚石也要有较高的硬度，唐代开始重视考究对制砚石材的选择。广东肇庆所产的端溪石成为制砚的上品之选。端砚石质精润，磨墨腻而不滑，贮水性好，不损害笔毫，所以在唐代广泛流行。宋代之后，端、歙、鲁、洮等石材所制之砚已为书家普遍使用，各具特色，各放异彩。砚的造型也是样式繁多，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抄手砚之外，还有各种象形砚以及各种制式砚台，如兰亭砚、石渠砚等。
唐宋以降，砚台成为文人墨客们追逐青睐的艺术佳品，争相收藏之、铭刻之、著录之。文人与宝砚，就像是美人与妆镜一样亲密无间、须臾不离，因此砚被文人雅称为“石友”。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嗜砚如癖，收藏颇丰，著有《论砚》一书，影响至今。宋代书法名家米芾更是砚痴，曾著有《砚史》一书，渊源流传。他对砚的喜好无以复加，几近癫狂，世人称之“米癫”。史载，一次宋徽宗召米芾进宫，命他在御屏上书写《周官篇》，并给他备好御用端砚。米芾看中了这方宝砚，写完之后，突然掷笔于地，捧着砚跪在皇帝面前，说这方砚已经经他手污染了，不宜再让皇帝使用，要求把砚赏赐给他。徽宗久闻“米癫”的性情，答应了他的要求。米芾高兴得手舞足蹈，墨渍沾染了衣服竟也没有察觉，可见其对名砚的痴爱。谈到米芾好砚，不得不提他与苏轼争砚的佳话。米芾曾得一紫金石砚，视为珍爱。苏轼也是爱砚之人，他以借砚之名将其“霸占”，米芾碍于情面不便索要，后来听说苏轼临终前嘱咐其子要将此砚随葬入土，米芾按捺不住将其要回。米芾后来将此事录成文字，即《紫金帖》，流传至今。紫金石砚产于山东临朐县石家河一带的山岭土中。石材以紫色为主，间有青绿色花纹。石质质坚细密，温润如玉，古人盛赞其胜于端、歙，列为名砚之首。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出土了一件紫金石砚。该砚长22.7厘米，宽17.5厘米，厚3.9厘米。砚的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的墨痕。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落款为“元章”。“元章”是米芾的字，据专家考证这件古砚具有唐、五代风格，确实为米芾所言是“传世之物”。
大文豪苏轼对砚的收藏和欣赏也称得上无有出其右者了。尤其是苏东坡所作的砚铭，流传世间，成为艺林佳话。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东坡笠屐图砚”和“百一砚”是苏东坡遗砚中的至宝。根据“东坡笠屐图砚”上的铭文可得知，这件砚是东坡生前的旧藏，苏轼晚年被谪至儋州（今海南儋州市），此砚也跟随他来到海南。砚背上镌刻的“东坡笠屐图”也蕴含着一段趣闻：一日苏轼去看望朋友，路上遇雨，便向农家借得竹笠和木屐以避雨，但穿戴起来十分滑稽，惹得妇孺哂笑，甚至连狗也对着他狂吠，苏东坡只是说：“笑所怪也，吠所怪也！”此事表现了苏公旷达乐观、率真大度的襟怀。“百一砚”是端石所制，砚底有101颗天然形成的状如鸲鹆的小圆眼，错落有致地生长在石柱的顶端，因而得此名。砚长18厘米，宽10.5厘米，厚5厘米。石材出自北宋端溪的老坑，色泽正紫，长方抄手形，上俯下昂，砚面隆起，中部稍洼。砚底的石眼浑然天成、星罗棋布、绿光闪闪、盎然成趣。这件古砚背后隐藏着一段写满悲欢离合的历史：苏轼这方百一砚曾被乾隆皇帝收藏，乾隆加倍珍爱，在砚的右侧镌刻有楷书七律诗一首，置于圆明园中。近代以后，此砚从圆明园流散至民间，收藏者恐惧乾隆的御题招致灾祸，将题诗磨掉了。20世纪30年代，苏轼的31世侄孙苏宗仁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店发现了这件湮没的国宝，花重金购回。“文化大革命”时期，古砚被造反派抄走，辗转归入康生手中，康生竟将其名刻于砚上。后来落实政策，古砚返还给了苏老先生。苏先生逝世后，其子女按照老人的遗嘱将宝砚捐献给了国家，以供世人观瞻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