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日炎炎的夏日，怀揣着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证和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发奖状的孙中山，要回乡下去看看，路过澳门时，却恋恋不舍，漫步在圣保禄教堂的遗址上。
孙中山知道，圣保禄教堂始建于1602年，由意大利籍耶稣会会士斯皮诺拉神父设计，整个工程直到1640年间才完全竣工，是一座世界闻名的教堂。只因为1835年的一场大火，直烧得就剩下教堂正面的前壁和堂前的石阶。因教堂前壁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本地人便称为大三巴牌坊。
孙中山拾级而上，来到牌坊前面，伸出手去触摸到那用麻石砌成的大三巴前壁。
近两天来，孙中山一颗高贵的心一直有点儿烦，有点儿恼。当他的手触到石牌时，仿佛有一种来自久远、神圣的祥霭在温润他的心，驱散他心中的烦恼。
“我对这举世闻名的圣保禄教堂应该有足够的尊重，就象对自己也应该有足够的尊重一样，我不该为一点小事受挫就生气。”
孙中山这么想着，目光欣赏地注视着石牌上的花纹。他感到有些放松，手仍然虔诚地、极有涵养地一来一回地轻抚着石牌。
他刚说到的一点小事，指的其实是他香港西医学堂毕业后失去的首个工作机遇。
根据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堂学业上突出的表现，他的恩师、英人康德黎请求港督威廉·罗便臣推荐他赴京任职。威廉·罗便臣接受了康德黎的请求，至函英帝国驻北京公使，希望英公使能把孙中山推荐给北洋大臣李鸿章。英帝国驻北京公使采纳了港督的意见，极负责地将孙中山推荐给李鸿章。
看过公使的推荐信和孙中山的有关资料，李鸿章接纳了孙中山，授予孙中山“钦命五品军牌”、每月俸暂为50元，“可以至京侯缺”。
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孙中山都在勤苦地学习，无论学习什么，目的都是济世救民。如今，西医学院刚刚毕业，就能获名臣李鸿章推荐，得月薪五十元的“钦命五品军牌”之职，这无疑是报效国家的良好机遇。
更何况，李鸿章是香港西医书院名誉赞助人，深受孙中山恩师康德黎盛赞，就在1892年孙中山的毕业典礼上，他还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心里对李鸿章充满好感，只想能跟着这位“中国之俾斯麦”，干一番强盛自己国家的大事来。
孙中山满怀美好愿望，兴匆匆地到广州去办理赴京手续。接待孙中山的，是李鸿章的哥哥，担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
这李瀚章，从1889年8月8日奉旨接替张之洞两广总督的官职，作为广东、广西两省之最高统治者，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可能是在官场上混得太久，看多了一些丑恶的事情，办起事来颇为刁钻。他见孙中山持了哥哥李鸿章的信函来，不仅不好好款待，反而百般刁难，不停地问这问那，抖露出许多不信任不说，最后还要孙中山填写三代履历。
孙中山父亲孙达成，早年在澳门闹市内著名的板樟堂街开一间鞋铺，当鞋匠十多年，积累了为结婚用的“老婆本”，三十多岁才回家乡翠亨结婚。
这些，又有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皇帝，其中还有要饭的。一个人的出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是我来为朝廷做事，与我三代何干？更何况，一脸的不信任，仿佛手上他哥哥李鸿章，还有恩师康德黎，以及港督罗便臣这些人主动为我亲笔写的推荐信，都是我用不正当手段换来的。
孙中山这么想着，又气又恼。他一甩袖子，扭头走出两广总督府，放弃了赴京任职的美差。
他人推荐的工作没法做了，自己可以做一份自己热爱的；直接报效国家的机会丧失了，还可以间接地报效国家。
“不为良相再做良医”吗！孙中山想到这里，不由自嘲地笑了笑，在心里问自己：怎么，我怎么走回到檀香山杜老师走的路上来了？
他笑着摇摇头，抬起来，望了望牌坊上湛蓝的天空，心里有了主意。
大约过了半小时，孙中山已经出现在镜湖马路上。就在这条路的南端，有一所镜湖医院，在他还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这家医院的董事曹子基、何穗田就曾热情地邀请他到这里来行医。
镜湖医院，1871年时由澳门华人创办，是当年南中国颇具规模的中医院，不仅设备完善，而且管理机制十分先进，遗憾的是当时还没有兼设西医。
就在孙中山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的前一年暑假，回乡时露过澳门，偶听人说有一病人肾囊大如斗，久病不治，已然快要毙命。
当时说者无意，听者却有心。孙中山一听有病人要死，即动了测隐之心，追问病人住址。赶到那里，却正是镜湖医院。
孙中山看过病人，又问过病情，声言说：“我可以治！”
这言语一出，不啻是一个震天的惊雷。堂堂的镜湖医院，一流名医不多也有七八人，大家诊治了那么久，病情都不曾见好转，你一个学生，怎么就敢出此狂言。更要命的是，这病人是谁？正是澳门大绅士、镜湖医院董事曹子基的亲戚。
虽然孙中山敢口出狂言，却没人能做得了这主。孙中山看着病人痛苦，像是自己难受一样，心里着急，两眼一瞪大声催促说：“快去找能主事的人来！”
于是便有人匆匆跑去找来曹子基。这位澳门著名的绅士看看孙中山，又看看自己生病的亲戚，良久，一挥衣袖说：“就让他替你诊治吧。”
奇迹出现了。孙中山先用银针刺出病人大如斗肾囊里的水，然后再进行手术。他一双神奇的手，竟从病人的体内取出一个大如鸡卵，重一两七钱的结石。
现如今，这种事已是不足为奇，可在当时，去实属罕见，直惊喜得老绅士曹子基对孙中山翘起大姆指，真诚地对孙中山发出邀请说：“西医利害，我信了。你毕业以后，就上我这儿来。”
孙中山当时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只是挥挥手就赶回乡下去了。现在，孙中山回来了，他挺着胸膛，一步一步地朝镜湖医院走去。
澳门开埠几百年，长期华洋混集，中西文化融汇，彰显“两先”之新兆，既得风气之先，亦敢领风气之先。至于镜湖医院，更是有作为、有创意的组织，能给予西医西药发展以良好机遇。
我要抓住澳门这“两先”的机遇，在镜湖医院这个平台上，在华人社会中竭力提倡西医，宣传科学，强壮我国民身体，为国家的强大出一份力。
孙中山抱了这样的想法，1892年9月，正式走进澳门镜湖医院行医，成为澳门有史以来首位华人西医。从此，与这座小城结下不解之缘。
镜湖医院办院宗旨是“赠医施药、为民解困、兴学育才”，这些正合孙中山的口味，他不但身体力行，还又推出“自愿赠医”、“药局赠药”的办法。在《中西日报》上，孙中山公开声明：“每日10点至12点钟在局赠诊，不受分文，以惠贫乏”。
除此之外，他还始终不忘医人之心，在行医过程中，帮助乡民破除迷信。
这天，孙中山进镜湖医院还不到半年，听到翠亨村民陆檀生的妻子难产，痛了一天一夜，都没有分娩，村里有名的接生婆，竟然吓得满脸是泪。孙中山知道后，立马急行30里路，赶到陆家。
让一个男人来接生，当地人认为主家会倒大霉，便百般阻拦。
“再不让我为她接生，你家女人就要死，这世界上，还有比死人更倒霉的事吗？”孙中山诚恳地开导他们。
结果，没人阻拦了，孙中山为产妇施行手术，最后用钳子夹住婴儿额角，把婴儿拖了出来。母了平安，合家欢喜。
这之后不久，孙中山又医好一个患痔疮二十余年、求医各地未能医治、名叫魏恒的人，还有一个十数年的肝风、两个数十年的脑患和两个六十多岁咯血的人，他们一一都在孙中山的医治下恢复了健康。
为此，1893年，澳门的《镜海丛报》以“镜湖耀彩”专栏，登载了孙中山一连治愈的六个病例，盛赞他医术高明，说：“数月病源，一朝顿失。复荷先生济世为怀，轻财重义，药金不受，礼物仍辞。”
澳门知名人士卢焯之、陈席儒、吴节微、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还联名在报章上两次刊登《春满镜湖》广告，介绍孙中山行医情况，以及他高尚医德。
一时间，孙中山的医名鹤起，精湛的医术为众多澳门人所折服。人们都称赞他的举动为“悬壶济世，贫苦受益”，求医者因此接踵而至，就诊者户限为穿。
然而，由于孙中山经常义诊或免收药费，尽管求医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孙中山医馆仍然收不敷支。
孙中山不以此为意，除了行医医人的病，还非常地挂念着自己的国家，思谋着如何来医好这个千疮百孔腐败的清王朝。
当时香山的前辈中，有两位著名的“改良主义者”，一位叫郑藻如，一位叫郑观应。郑藻如是香山濠头乡人，官至大清朝内阁侍读学士、鸿胪寺卿等，还出任过驻美国、秘鲁等国公使。早在1890年，孙中山还在读书，就上书郑藻如，提出学习西文先进科技，立法禁止鸦片、办学育才等建设家乡的主张。
郑观应可是个了不得的人，他虽为工商巨子，却一刻也不曾停止对中国命运思考。此刻的他，正隐居在澳门写他的《盛世危言》。
在这本书中，他提出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并首次提出“兵战”不如“商战”的观点。
《盛世危言》刊出后，人们更是竞相传阅，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
1895年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命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
几十年后，美国著名的学者R·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传》中也说：
“一本倡导改良呼吁技术进步的书——《盛世危言》，使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思想，为了拯救自己的文明，中国必须借鉴西方的东西。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具有改良思想的买办。他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的考虑，为了中国的命运，他应该走出韶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在他更早写出的《易言》基础上完成的。此刻的孙中山，已经看过郑观应的《易言》和另一部《救世揭要》，对郑观应很是敬佩，便常会去他那里走动，与他谈论一些救世的想法。
“努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道战胜列强，这是医治眼下中国的根本。”郑观应沉思着说，见孙中山领悟地点着头，便非常高兴地接着讲道：
“要国强，必须重视西学，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人学的新式人才的培养。按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厚本首在学校，艺院日多，书物日备，制造日广，国势日强。”
“现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两种手段来对付我们。依我之见，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密，危害更大，所谓‘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捭可敝国无形’。所以我认为，‘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为此，我们‘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与孙中山，两人虽然相差24岁，却是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忘年之交，老的侃侃而谈，少的心领神会地聆听。每次离开郑家大宅，孙中山心里都有不少感慨。
孙中山医院生意日隆，引起当地葡萄牙籍医生的嫉妒。当时澳门法律，在澳门的西医，只能凭葡萄牙医科毕业证书请领行医执照，一些葡籍医生抓住这点，状告孙中山。
无奈的孙中山，只好去广州行医。他在镜湖创立的中西药局，却维持营业了多年，并成为革命党人在澳门活动的据点之一。这是后话。
孙中山到了广州之后，以合股的方式在沙基开设东西药局，不到半年，便名扬羊城，成为知名的医师。孙中山却一点也不以此自满，反而常是忧心重重的，因为在行医的过程中，他已经深深地感到：
“医术救人，所济有限”。
现今的中国人，不是因为身体有病，而是因为缺乏精神，才会被列强侵略和压榨。中国古代的兴衰和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历史教训，不是早已说明：
“国人必须要有坚决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才以救亡图存。我既然明白了这一点，该怎么做呢？”
唐代药王孙思邈说得好：‘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
对，我不应该局限于医病，应该做一个关心民众疾苦、扶危济难，发挥更大价值‘医国’的‘上医’。
既然这样，我从今往后就借医术为入世之谋，救国救民、为争取国家的自由平等奋斗。”
把这个人生的目标想清楚了，孙中山心中欢畅，脸上露出淡定地笑容，抬眼眺望湛兰的天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