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世上的事情就有这么种关系，祸与福，总是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着。你即便一时遇上了最不好的事情，到最后却可能引出很好的结果来。
黄海大海战中，黎元洪英勇作战，九死一生地逃出来，不但得不到半点褒奖，反因整场战役的失败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可就在他心灰意冷时，一个更好的，将会使他更加飞黄腾达的好事，正在悄悄来临。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办新式教育，二是兴办实业，三是抵御外辱，四就是编练新军了。他是晚清大臣中少有的大智慧、大魄力、有实权、有建树、爱才如命、慧眼识才的封疆大吏，被誉为晚清第一功臣。
1896年的一天，黎元洪正喝闷酒时，天津水师学堂的一个同窗也进来了。他们在这小酒店里不期而遇，问明情况后，同窗对他说：
“黄海之战，丧师辱国，责任在朝廷大员，与我辈何干？如今水师已全军覆没，谁还会想到我等。为今之计，自当各顾前程，岂能坐老此际。否则，于自己、于国家都是毫无好处的。”
同窗一席话，黎元洪恍然大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去南京投奔张之洞，渴望再登舰船、以续前志、以雪前耻。
由于接连的海战失败，此刻的张之洞，为筹建中国强大的新式陆军，正同在东北面天津的袁世凯一样，编练中国的新军。
袁世凯小站练兵聘请了十余名德国军官担任教习，张之洞也不例外，不但聘请了35名德国军官担任教习，还请他们分别担任各级协、营、哨的正职长官。留下副职，征聘一批广东水师学堂和北洋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充任。除此之外，还仿照德国的营制，在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
后来，正是在这支自强军的基础上，张之洞编练出一支足可以与北洋军媲美的南洋新军，也正因为有了这只南洋军，黎元洪才享有了中国最高的政治权力。
黎元洪来到南京时，张之洞正一面广募英才、编练南洋新军，一面忙着筹建金山、吴淞、江阴等处的新式炮台。知道黎元洪是北洋天津水师学堂的高材生，又刚经历了黄海大海战，张之洞十分感兴趣，立即让人召来黎元洪，亲自对这样的人才面试。
黎元洪本来就老成持重，此时刚经历了黄海之战的失败，为人更加低调。张之洞一见到他那朴实的模样，就已经有了三分喜欢，然后向他征询海军建树及营建防御工程的有关事情。
黎元洪倾其所学及实战经验，有理有据，逻辑严密地道出自己的看法。张之洞见他不但举止谦虚、仪态大方，而且思维镇密、介绍周详，特别是对于军事方面的见解，十分深刻，不由大喜，脱口而出：
“如宋卿这样的干练之才，我已是数年未得一遇了。”随后，张之洞当场宣布：委任黎元洪监修南京城外的狮子山、幕府山、钟山等处新式炮台。
张之洞慧眼识英才，黎元洪真才实学加勤奋努力不负厚望。新式炮台如期完工，质量得到很好的保证，张之洞验收炮台后，大为高兴，亲自手书“智勇深沉”四字条幅，赏赐给黎元洪，并立马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南京炮台总教习。
第二年，张之洞复任湖广总督时，即携黎元洪随身前往。从此，张之洞视黎元洪为心腹要臣，刻意提拔。
到湖北不久，黎元洪便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都司，由都司而副将。张之洞见黎元洪熟悉海军，对陆军不太熟悉，为弥补他这方面不足，便分别在1898年、1899年、1901年，三次命他赴日本考察军事。
在日本东京，黎元洪看到了许多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掠夺来的战利品，备感耻辱悲愤，便联络当地华侨，要求日本当局撤销这些展品，结果却遭到蛮横拒绝。愤怒之余，黎元洪更加痛感国耻，考察时也就更加专心致志。
对于日本的先进武器装备和科学精湛的训练方法，黎元洪暗记于心；对于日本人炫耀武力及蔑视大清的举止，黎元洪也铭记于心，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师夷长技”，采用新式的训练，来造就一支精良的中国军队。
每次考察回国，黎元洪都要向张之洞详细介绍在日考察的情况和自己的感受，提出许多编练军队的好建议和大量十分具体的改革措施。
张之洞对黎元洪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的建议，大都言听计从，而且对他本人也更加信任和依赖。渐渐的，凡军事上的计划筹谋，大多委派黎元洪全权负责。
士为知己者死，能得到张之洞的倾心信任，黎元洪拼命工作以为报答。通过他的努力，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很快成长为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军队。
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实行“东南互保”策略，与山东巡抚袁世凯遥相呼应。乱战之后，北方的旧式军队，如聂士成、董福祥等率领的淮军势力都被八国联军和义和团冲击得七零八落，独有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的南洋新军保存完好、毫发无伤。
也就是从这以后，北洋新军和南洋新军，成了中国最重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北洋新军是袁世凯一手编练出来的，而张之洞的南洋新军，则与黎元洪的努力密不可分。
正因为如此，当南洋新军在庚子之乱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后，黎元洪也成长为南洋新军的第三号人物，除张之洞，就只有张之洞帐下的另一宠臣张彪排在黎元洪之上。
1903年，朝廷针对北洋军和南洋军各自为政的状况，下令统一全国军制，将湖北军额定两镇。不久将第一镇改为陆军第八镇，第二镇改为第21混成协。张彪为第八镇统制，官居二品；黎元洪为第21混成协协统，同样官居二品。在湖北新军中，黎元洪的地位虽次于张彪，但他还兼任着兵工厂、钢药厂提调、讲武堂会办、湖北棉麻四局会办，以及兼辖湖北水师。
黎元洪地位蒸蒸日上，这使张彪十分恼火，唯恐黎元洪在新军中取而代之他的二把手地位，于是对黎元洪大进谗言。奈何张之洞非等闲之辈，自有主见，非但不听张彪的谗言，反倒来劝张彪要大度一些。张彪心中不满，一次竟当众要罚黎元洪这个协统下跪，借此将他的帽子打落地上。
黎元洪却并不理会，不与张彪争论。第二天张之洞当着张彪和黎元洪的面夸赞他们训练部队有方，黎元洪反倒借此对张之洞说：“凡此皆张彪制之部署，某不过执鞭随其后身，何功之有。”
张彪见黎元洪如此以德报怨，从心里佩服黎元洪，俩人关系也逐渐改善。张之洞不愧有百乐之才，虽然喜欢张彪，时间一久便看出张彪在德才上均不如黎元洪。不久，张之洞便产生了以黎元洪为第八镇统制替代张彪的想法。
在征求黎元洪意见时，遭到了他的娩言拒绝。由此，张之洞对黎元洪更是刮目相看。到1907年，赵尔巽接任湖广总督时，也想以黎元洪替换张彪。黎元洪以大局着想，还是婉言拒绝。
黎元洪之所以能得到张之洞和赵尔巽的如此器重，除了他的性格魅力，他的军事才华也非常重要。当时的武汉，常有外籍的军官来访，能与外籍军官就军事问题侃侃而谈的，惟有黎元洪一人最佳。许多外籍军官都由衷地称赞黎元洪：是位“知兵之将”。
正是黎元洪这个“知兵之将”，使得“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的两次大比武中，独占鳌头、大放异彩。
1906年10月，大清王朝在河南彰德举行秋操，令南北两军对垒。“南军”由张彪任总统，黎元洪任“南军”统制，王汝贤任“南军”统领。“北军”由段祺瑞为总统，张怀芝为统制，曹锟为统领。
临赛之前，张彪自知不能取胜段祺瑞，就让黎元洪实际指挥。结果，黎元洪指挥的“南军”射击技术获最优奖励，效率明显高于“北军”，致使袁世凯也为之叹服，奏报朝廷道：
“至就四省军队分析衡论，湖北一镇，经督臣张之洞苦心孤诣，经营多年，军容盛强，士气健锐，步伐技艺均已熟练精娴，在东南各省中，实堪首屈一指。”
在这次秋操中，黎元洪虽然展示了自己的才能，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却为他在日后的北洋政府中埋下了一些隐患。比赛中，被他抢去风头的段祺瑞，对此耿耿于怀。后来，黎元洪与他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理，俩人之间曾进行了长期的“府院之争”，以至于矛盾始终得不到调和，均与这时的比赛有关。
这是后话，接下来的1908年11月，朝廷又在太湖举行第二次秋操，还是把大清王朝的这两支最精悍的部队分为南北两军。“南军”主要由黎元洪的第21混成协组成，这回黎元洪成了“南军”的实际总指挥。
结果，南北两军三天三战，“南军”三战三捷。黎元洪指挥作战的能力，再次得到彰显，获得军中上下一致好评，得到朝廷的嘉奖，一时声誉在军中鹊起。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南洋新军”和“北洋新军”由于其创建者张之洞与袁世凯方方面面的不同，他们所创建的这两支部队也有其明显的不同之处。
“南洋新军”是张之洞有感于实事的动乱需要一支新式的军队来维护社会，以封疆大吏的身份一手策划起来的，是一支地方军队。这支军队的开支，只能来至于两江和两湖地区的税收支持。在这方面，作为编练“北洋新军”的袁世凯，虽然从一开始就是奉旨行事，为朝廷编练一支中央军，但当时的袁世凯，仅以道台身份来编练军队，在经济上是无法与封疆大吏张之洞相抗的。
可是，袁世凯官运亨通，没几年便迅速升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成为朝廷的宰辅重臣。到这时候，“北洋新军”在经济上，便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南洋新军”最后只有一镇一协，官兵仅有16104人；而“北洋新军”，则有六镇之多，官兵高达75225人。
尽管如此，要论战斗力，“南洋新军”绝不逊色于“北洋新军”，这与黎元洪的练军才能是分不开的。
作为一代大儒臣张之洞，与军人出生的袁世凯，在编练新军的目的等截然不同。张之洞已经身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之所以编练新军，可以说没有什么私心，更没有什么野心，主要是在于保国、保种、保教等方面，就像他搞教育、办实业、抵御外辱一样，感到国家需要，就来做。就此，他曾对袁世凯说：
“弟儒家者流，岂知兵事？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访考求……中国练成能战精兵十万人，不特永无内患，必可不忧外侮矣。”
在为湖北新军所撰的《军歌》中，张之洞颇有感慨地写道：“欲保国家须要精兵保，欲保种族须联我同胞。保国保种必须先保教，圣门学生佩剑兼用矛。”
袁世凯编练新军，主要目的有二：一是以由此展示自己的军事才能获取朝廷信任，二是通过训练“新军”，掌握军权，为自己捞取政治筹码。正因为这样，袁世凯将编练的新军，训成了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
正因为在这方面张之洞与袁世凯的不同，当他调任湖广总督后，并不在乎他的“南洋新军”并入北洋，到了他1907年奉旨进入北京后，基本上不去掌控湖北新军。
因为练兵的目的不同，在人才的选拔上，张之洞和袁世凯也有很大区别。在对军官的选拔上张之洞和袁世凯都乐意选一些毕业于新式军事学堂的学员或归国的军事留学生，他们俩人的麾下，大多是一些具备一定的新式军事知识和理念的军官。
然而，对于士兵的选拔，张之洞与袁世凯有着根本的不同。张之洞不仅看重军官的文化素质，同时也看重士兵的文化素质，他说：“外国无不深通学问之将，无不识字、不通文理、不能明算、不能画行军草图之兵。盖兵不识字，遇有传达命令、探报敌情及一切行军规模符号、营官所发地图，皆不免有茫然之虞。”
“南洋新军”的《练兵要义》的第一条便是：“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
而袁世凯挑选士兵的标准，首先是要求一定身高、体力和年龄。袁世凯的兵，大多选的是山东、河南、皖北等地农村的壮士。
1906年秋操大典后，时人对南北两军有个很忠肯的评价，称北军为“以勇气胜”，南军为“以学问胜”，这充分说明了南北两军的素质的不同。
正因为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的这些不同，不久后，当辛亥革命来临时，他们大相径庭的表现，也就充分的展示出来了。
南洋新军因为从上到下文化素质较高，相对来说自然更具理想色彩，当革命到来时，他们也就更容易为革命学说所倾倒，汹涌出一腔革命的热血，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黎元洪之所以能够获得民国两任大总统的权仗，无疑是与南洋新军的文化素质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