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仲马固执地说：“不，我不想坐在你的肩头上摘苹果，那样摘来的苹果没味道。”年轻的小仲马不露声色地给自己取了十几个其他姓氏的笔名，以避免那些编辑先生们把他和大名鼎鼎的父亲联系起来。
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一张张退稿笺，小仲马没有沮丧，仍在不露声色地坚持创作自己的作品。他的长篇小说《茶花女》寄出后，终于以其绝妙的构思和精彩的文笔震撼了一位资深编辑。这位知名编辑曾和大仲马有着多年的书信来往。他看到寄稿人的地址同大作家大仲马的丝毫不差，怀疑是大仲马另取的笔名。但作品的风格却和大仲马的截然不同。带着这种兴奋和疑问，他迫不及待地乘车造访大仲马。
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茶花女》这部伟大的作品，作者竟是大仲马名不见经传的儿子小仲马。“您为何不在稿子上署上您的真实姓名呢？”老编辑疑惑地问小仲马。
小仲马说：“我只想拥有真实的高度。”
老编辑对小仲马的做法赞叹不已。
《茶花女》出版后，法国文坛书评家一致认为这部件品的价值大大超越了大仲马的代表作《基度山恩仇记》。小仲马一时间声誉鹊起。
中国有句老话：前三十年看父敬子，后三十年看子敬父。但无论谁借谁的光，恐怕最长期限也不会超过三十年。唯有靠自己的本事，才可能赢得长久的尊重。
成 功
贝尔纳是法国著名的作家，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在法国影剧史上占有特别的地位。
有一次，法国一家报纸进行有奖智力竞赛，其中有这样一个题目：
如果法国最大的博物馆卢浮宫失火了，情况只允许抢救出一幅画，你会去抢哪一幅？
结果在该报收到的成千上万的回答中，贝尔纳以最佳答案获得该题的奖金。他的回答是：
“我抢离出口最近的那幅画。”
成功的最佳目标不是最有价值的那个，而是最有可能实现的那个。
著名作家的失误
1842年3月，在百老汇的社会图书馆里，著名作家爱默生的演讲激发了年轻的惠特曼：“谁说我们美国没有自己的诗篇呢？我们的诗人文豪就在这儿呢！……”这位身材高大的当代大文豪的一席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讲话使台下的惠特曼激动不已，热血在他的胸中沸腾，他浑身升腾起一股力量和无比坚定的信念，他要渗入各个领域、各个阶层、各种生活方式。他要倾听大地的、人民的、民族的心声，去创作新的不同凡响的诗篇。
1854年，惠特曼的《草叶集》问世了。这本诗集热情奔放，突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用新的形式表达了民主思想和对种族、民族和社会压迫的强烈抗议。它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影响。
《草叶集》的出版使远在康科德的爱默生激动不已。诞生了！国人期待已久的美国诗人在眼前诞生了！他给予这些诗以极高的评价，称这些诗是“属于美国的诗”，“是奇妙的”、“有着无法形容的魔力”，“有可怕的眼睛和水牛的精神”。
《草叶集》受到爱默生这样著名的作家的褒扬，使得一些本来把它评价得一无是处的报刊马上换了口气，温和了起来。但是惠特曼那创新的写法，不押韵的格式，新颖的思想内容，并非那么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他的《草叶集》并未因爱默生的赞扬而畅销。然而，惠特曼却从中增添了信心和勇气。1855年底，他印了第二版，在这版中他又加进了二十首新诗。
1860年，当惠特曼决定印行第三版《草叶集》，并将补进些新作时，爱默生竭力劝阻惠特曼取消其中几首刻画“性”的诗歌，否则第三版将不会畅销。惠特曼却不以为然地对爱默生说：“那么删后还会是这么好的书么？”爱默生反驳说：“我没说‘还’是本好书，我说删了就是本好书！”执着的惠特曼仍是不肯让步，他对爱默生表示：“在我灵魂深处，我的意念是不服从任何的束缚，而是走自己的路。《草叶集》是不会被删改的，任由它自己繁荣和枯萎吧！”他又说：“世上最脏的书就是被删过的书，删减意味着道歉、投降……”
第三版《草叶集》出版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久，它便跨越了国界，传到英格兰，传到世界许多地方。
爱默生说过：“偏见常常扼杀很有希望的幼苗。”为了避免自己被“扼杀”，只要看准了，就要充满自信，敢于坚持走自己的路。
卓别林智斗强盗
一天深夜，卓别林带着一大笔现金骑车返回乡村的别墅。路上，一个强盗手持手枪逼迫卓别林把钱交出来。卓别林一边交钱一边说：“朋友，请帮个忙吧，把我的帽子打几个洞，我好向主人交代呀！”强盗把卓别林帽子摘下打了几枪。卓别林又说：“再在我的衣襟上来几枪。”强盗又拉起卓别林的衣襟开了几枪。卓别林又央求道：“如果在我的裤腿上也打几枪就更逼真了。”强盗不耐烦了，口里骂着什么，但还是把枪对准了卓别林的裤子，可扣了几次扳机也不响。卓别林知道枪里没有子弹了，夺过钱包，驱车走了。强盗这才明白，自己上当了。
强盗的目的是为了抢钱，而卓别林之所以把钱交给强盗，是担心强盗开枪。于是，聪明过人的卓别林就很自然地想到，只要放光强盗的手枪子弹，他就不用担心什么了。
卓别林想出了诱导强盗打光手枪子弹的妙计，从而安然无恙地逃脱了。
改名避祸
据说，施耐庵因为写了《水浒传》被朱元璋抓去坐了一年多天牢。从天牢释放后，他回到了故乡——施家桥。
乡亲们知道后，纷纷前来看望，问长问短，一直谈到黄昏还不肯离去。施耐庵对大伙说：“我写了一部《水浒传》，连累了你们。今天，朱元璋虽然把我放出来，但他决不会善罢甘休。从明天起，施家桥可改名为‘倪邵庄’，免得大家再受连累。”
大伙说：“好！”
施耐庵又说道：“我在《水浒传》里写的梁山泊景物，是摹仿村前的芦苇荡。从明天起，芦苇荡也改个名字才好。”
大伙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有个老农民说：“为了纪念施先生顺利回来，就改名叫‘利来湖’吧。”
施耐庵用手捻着胡子，想了一想说：“好！”
这样，乡亲们才各自回家去了。施家桥和芦苇荡改名的事，一传十，十传百，一夜光景已是家喻户晓。
果然不出施耐庵所料，朱元璋把施耐庵放回来后，一直怀疑他有逆谋。不久，便派了两个公差到兴化来察访。这两个公差按照朱元璋给的地址，一路寻来。结果，两个公差没有走到施家桥时问人，都说有施家桥，可到了施家桥再问，只有倪邵庄；没有走到芦苇荡问人，都说有芦苇荡，一到跟前，却只有利来湖。两个公差好像进了迷魂阵，翻来覆去，不知找了多少天，问了多少人，最后仍旧没有寻到施家桥、芦苇荡，只好灰心丧气地回到南京，禀报朱元璋。
朱元璋一听，气得直发抖，把龙案一拍，张口骂道：“你们两个猪胚，倪邵庄就是施家桥，利来湖就是芦苇荡，你们中了施耐庵的计了。”
待两个公差返回施家桥，施耐庵早已走了，两个公差连个影子也没捞着。
良心的惩罚
在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卢梭的《忏悔录》中，记录着这样一件事：
卢梭小时候，家里很穷，为求生计，只好到一个伯爵家去当小佣人。伯爵家的一个侍女有条漂亮的小丝带，很讨人喜爱。一天，卢梭趁没人的时候，从侍女床头拿走小丝带，跑到院里玩赏起来。
正在这时候，有个仆人从他身后走过，发现了卢梭手中的小丝带，立刻报告了伯爵。伯爵大为恼火，就把卢梭叫到身旁，厉声追问起来。卢梭紧张极了，心想，如果承让丝带是自己拿的，那他一定会被辞退。以后再找工作，可就更难了。他结巴了好大一会儿，最后竟撒了个谎，说丝带是小厨娘玛丽永偷给他的。伯爵半信半疑，就让玛丽永过来对质。善良、老实的小玛丽永一听这事，脑瓜子顿时懵了，一边流泪，一边说：“不是我，决不是我！”可卢梭呢？却死死咬住了玛丽永，并把事情的所谓“经过”编造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伯爵更恼火了，索性将卢梭和玛丽永同时辞退了。当两人离开伯爵家时，一位长者意味深长地说：“你们之中必有一个是无辜的，说谎的人一定会受到良心的惩罚！”
果然，这件事给卢梭带来终身的痛苦。40年后，他在本人的自传《忏悔录》中坦白说：“这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促使我决心撰写这部忏悔录。”“这种残酷的回忆，常常使我苦恼，在我苦恼得睡不着的时候，便看到这个可怜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
人都会犯错误，对待错误的态度常常显示一个人的品格。
再加两个“0”
俄国著名寓言大师克雷洛夫虽作品颇丰，但生活却十分贫困，就连住房也得不断地向不同的房主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