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９年１月，曾在朝中担任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以“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开缺回籍养疴”谁都知道这是表面之词，真正原因是袁世凯的权势日益增大，皇亲国戚们怕危及他们的安全和利益，才采取了软杀人的办法。
袁世凯在家乡河南也没闲着，他不惜违法在家里开设电报处，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１９１１年１０月中旬，清廷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几年来全国各地发生的抢米风潮和起义，以及统治层进行的立宪斗争和争取路权的斗争，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１０月１０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武汉三镇失守，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又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根本就指挥不住。
这时，英法德美等国，害怕起义会损害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利益，纷纷给清廷施加压力，认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沣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摄政王载沣百般不情愿，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卸责。
许多人满以为袁世凯定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现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职，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奕劻不知袁世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
一、明年即开国会；
二、组织责任内阁；
三、宽容国事犯；
四、解除党禁；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六、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绝不出山。
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实为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妒袁世凯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响应武昌的起义，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凯遥控军队有关。他授意冯国璋要“固守”慢慢走，等等看”
面对眼前岌岌可危的形势，载沣一筹莫展，只得再次向袁世凯屈服，批准袁的奏请，任冯国璋总统前线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隶属于袁；拨直、奉两省武器装备新募兵员等。对于载沣来说，这已是下了血本了。
可袁世凯并不买账，他看到只是兵权到手，还差一项呢，于是又电奏推辞，说一通“唯以时事方艰，不敢不竭尽血诚，勉图报称”之类的空话后，再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表示了。
１０月２９日山西太原新军起义，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都督的军政府；３０日，昆明新军起义，蔡锷为总督；３１日，南昌新军起义，也成立了军政府。清王朝四面楚歌，摇摇欲坠。
为了救倒悬之急，载沣一改办事迟疑不决的作风，于10月30日以皇帝名义一连颁发了四道上谕：其一是实行宪政；其二是迅速起草宪法；其三是革除亲贵秉政，一旦组织内阁，不再以亲贵充国务大臣；其四大赦国事犯。这实际上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六条要求的答复。
袁世凯看到“愿者已上钩”才匆匆到信阳与南昌进行交接。奕劻看到袁世凯已经出山，而且国事已日非，就于１１月１日奏请辞呈。清廷即准，并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着其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袁世凯接到诏旨后不禁发出会心的大笑，但他还不着急，又故意电奏辞谢，吊吊载沣的胃口。至此，已经是第三次推辞了。
载沣知其虚伪，没有允许，再三促其进京。于是袁世凯提出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声称前命不敢奉诏。１１月８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为内阁总理大臣。他这才大摇大摆、神气昂扬地进京组阁。至此，清朝的内政外交大权，已完全落到袁世凯的手里了。
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又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时间可以改变世间许多事物。一边是水深火热，一边是隔岸观火，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水深火热的一方为了活命，当然只有乖乖就范了。不然，又还能怎样？
当然，那一边的水之愈深、火之愈烈，也是这一方的暗中操纵所致。袁世凯要的就是这种极端的不平衡。平衡之势破坏得越大，它反弹力也就越大，那么处于这边厢的人也就弹升得越高。这样一来，就看这边人的胃口有多大，耐心有多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