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学的是法律，却热衷于戏剧，常想有机会跃登银幕，成为大明星。可是，他的朋友从没有看见他去尝试那些可以进入影剧界的机会。于是朋友问他：“为什么不去试试看呢？”
那个人说：“我不愿去和那些初出茅庐的小孩子们竞争。我已经快三十岁了，即使考进去之后，也不过是做个小小的配角，有什么意思？我要等什么时候有大公司找某一部影片的主角和我的性格戏路合适的，我一去，就会录用，那才可以一鸣惊人。”
可是，像这样幸运的人能有几个？于是，他只好任岁月蹉跎，年华老大，而他的愿望仍止于是个愿望。只因他不肯从头做起，所以永远接触不到他理想的天堂。
单是对自己那无法实现的愿望焦急慨叹是没有用的。要想达到目的，必须从头开始，低头拉车，抬头看路。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正如爬山，你只好低着头，认真耐性地去攀登。到你付出相当的辛劳努力之后，登高下望，你才可以看见你已经克服了多少困难，走过来多少险路。这样一次次的小成功，慢慢才会累积成大的更接近理想目标的成功。最终的目标不是转眼之间就可以达到，在未付出辛劳艰苦和屈就的代价之前，空望着那遥远的目标着急是没有用的。而唯有从基本做起，按部就班地朝着目标进行才会慢慢地接近它、达到它。
古人说：“唯有低头，乃能出头。”种子如不经过在坚硬的泥土中挣扎奋斗的过程，它将止于是一粒干瘪的种子，而永远不能发芽滋长成一株大树。
做人的智慧
深圳街头矗立着许多雕塑，在这些雕塑中有一头牛，它的显著特征就是低着头。创作这座雕塑的艺术家其用意大概是：面对喧嚣的尘世、纷扰的人群，我们没必要表现出傲慢、怪异和过分张扬的样子，而应把自己的言行举止融入人群当中，并始终把自己看做是社会上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一员。
留有余地：把握做人的尺度
清朝名将曾国藩位高权重，趋炎附势的人很多。曾国藩对此一直淡然处之，既不因被人拍马而喜，也不因拍马过火而恼。他的一个手下对那些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人非常反感，总想找机会教训他们一下，于是就在一次批阅文件时，将其中一位拍马的官员狠狠讽刺一番。曾国藩看过后对手下说，那些人本来就是靠这些来生存的，你这样做无疑是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他们必然会想尽办法刁难你、报复你、置你于死地。
曾国藩的一番话让手下恍然大悟，进而冷汗淋漓！事物的作用力都是相互的，你若给予对方的作用力大，对方反馈给你的反作用力也大！这个道理对做人也适用。我们不去惹事，是非就会少很多。如果经常处在主动的状态去指责人，那么一定倍受关注，并因此成为众人指责的焦点。
人生下来就有其个性，后因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个人知识、处世教养等诸因素影响，有时难免表现出与他人的对立。对立双方，各执己见，问题就难以解决了。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挂起来”，暂不解决，等时机成熟时，再着手解决，这就是所谓的“余地”术。会做人的人，总能营造回旋的余地。
可方可圆，不偏不倚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乘风破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正面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我们往往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性格。蔡尚思1935年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问题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融，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珑、滚来滚去的圆，那就沦为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以“教育部长”一职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恪守中庸之道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庸》也是千年国学的经典。中庸之道更是做人的超级智慧。遗憾的是，现在有不少人将中庸视为贬义词，说它是“温吞水”、“和稀泥”，并攻击它腐朽没落。这是对中庸的误解、曲解。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孔子都发现了道德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偏激，一是退缩，而又同时认为在上述两种错误倾向之外，唯一正确的行为是中庸。
中庸，说通俗一点，就是中道，就是不偏不倚。用《中庸》这本书里的话来说，中庸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审慎而冷静地选择最好的解决方案；中庸就是要在诸多对立统一的因素中，敏锐而智慧地寻找最佳的均衡状态。
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庸”的含义，我们可以用一种最能体现中国人整体和谐艺术的东西——围棋来加以说明。围棋的棋盘纵横各19道，共有361个交叉点。棋子分黑、白两种颜色，黑子共181个，白子共180个。按规定，执黑子者先行，轮流将棋子下在交叉点上，以占领多于所规定的交叉点的一方获胜。
围棋仿佛我们的人生，每一步都充满了矛盾冲突。然而，围棋界重量级大师吴清源先生却说：“与其说围棋是竞争和胜负，不如说围棋是和谐。”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内涵。日本围棋评论家江崎诚致对此解释道：“围棋若是黑白双方保持和谐进行，那么先出手的一方就占有优势，只要中途不贪得无厌，不畏首畏尾，不是不合情理，那么一定是黑棋获胜。因此围棋的本质与其说是竞争更应该说是一种自然、和谐的破坏，形势的动摇，人们不可能企求完美。也正因此不一定都是黑棋获胜。而人呢，只不过是把这种结果定名为胜负罢了。”由这段话可知，能够在对弈的过程中超越胜负，而去追求棋局本身和谐的人，才算是最高段位的弈手，自然也是胜率最高的棋士。人们常说，“世事如棋局局新”，根据“和谐相依，方成棋局”的认识，处世的艺术除了“中庸”之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则故事来认识“中庸”在历史上的影响。元朝蒙古族入主中原后，贤相耶律楚材有一句常挂在嘴边的名言，即“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耶律楚材政绩卓越，他任过元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的宰相，为使元的专制政治适应于中国的统治，维护各民族的生命财产，加强民族融和等，他确实费过苦心。从他上面的这句话，就可想见他当时的治国之术的高明。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各种矛盾非常尖锐，可谓危机四伏。为此，为了加强统治，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行中庸之道。一方面加强民族团结，一方面休养生息，尽量以经济建设带动政治的展开。为求得政治统治的平衡，耶律楚材将自己的治国方针浓缩为上面的那句话了，这是非常贤明的作法。中国人甘心情愿地受平衡感的支配，不管工作上或日常生活态度上，都极力避免走极端，总希望四平八稳，这种希望有它独特的可贵之处。
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体现出中国人的中庸心态。虽然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及“东方不亮西方亮”等充满睿智、哲理性的通俗民谚，但自有文字记载，中国人就追求持续的、永恒的平衡。中国人不怕失落，不怕一时一地的损失。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土遭受过列强铁骑的践踏，我们的肉体遭受过坚船利炮的折磨，但是我们在与侵略者的搏击中炼就了坚强的民族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民族性格，使我们巍巍如长城而屹立不倒。这是一种“失而复得”的平衡。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生存法则，因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就落实到了每个中国人的行为之中。吸引与排斥、正流与异化、割裂与归流、改良与保守、激进与稳健、功利与平淡、盲目与清醒、堕落与升华、停滞与跳跃，等等，都将在这种“行动”中走向中庸。
我们的肩上承载得很多很多，重量使我们的脚步迈向沉稳，不容易失去平衡。再加上我们本身的潜能是无限的，因而，我们的生活不只是现在中庸，在未来更要中庸。
一定不要走极端
有个自称专治驼背的医生，招牌上写着：无论你的背驼得像弓、像虾、像饭锅那样，我都能医治好！
有个驼背信以为真，就请他医治。他拿了两块木板，不给驼背开药方，也不给他吃药，把一块木板放在地上，叫驼背趴在上面，将另一块木板压在驼背的身上，然后用绳索绑紧，接着，便自己跳上板去，拼命乱踩一番。驼背连声呼叫求救，他也不理会。结果，驼背算是给弄直了，人也死了。驼背的儿子找这医生评理，这医生反而说：“我只管把他的驼背弄直，哪管他的死活！”
人们有时候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负面的情绪，是想要造成破坏，伤害别人，以达到惩罚别人的目的。例如父母会殴打小孩，让小孩感觉到身体的疼痛，以补偿大人心理的痛苦。他们同时也想要强迫小孩能对他们的权威和控制有即时而明显的反应，改变不当的行为。
但是，殴打小孩会造成孩子身体的痛苦和心里的怨恨，特别是如果父母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怒气和挫败感，而不是为了使小孩受教育时。随着小孩渐渐长大，父母有时必须改用其他方式控制他们的小孩子。正如一个海洋动物学家所说的，“我们不能让一只12 000吨的杀人鲸躺在我们的膝上，殴打它，在它们做得不对时，我们只好改用其他方式训练它们。”
同样的，人们极端的宣泄行为通常只会增加双方的紧张压力和彼此的憎恨，把更大的反作用力加到自己身上。
我们不能走极端。即使你再生气，再仇恨，也要有底线。
少说绝话多留余地
有一个人，因在单位里与同事之间产生了一点摩擦，很不愉快。一怒之下，他就对那位同事说：“从今以后，我们之间一刀两断，彼此毫无瓜葛！”
这句话说完不到三个月，他的同事成了上司。因他讲了过重的话所以很尴尬，只好辞职另谋他就。
这就是把话说得太满，而给自己造成窘迫的典型例子。把话说得太满就像杯子倒满了水，再也滴不进一滴水，再滴就溢出来了；也像把气球灌饱了气，再也灌不进一丝的空气，再灌就要爆炸了。当然，也有人话说得很满，而且也做得到。不过凡事总有意外，使得事情产生变化，而这些意外并不是人能预料的，话不要说得太满，就是为了容纳这个“意外”！
杯子留有空间就不会因加进其他液体而溢出来，气球留有空间便不会因再灌一些空气而爆炸，人说话留有空间，便不会因为“意外”出现而下不了台，因而可以从容转身。
有经验的人在面对记者的询问时，都偏爱用这些字眼，诸如：“可能、尽量、或许、研究、考虑、评估、征询各方意见……”这些都不是肯定的字眼，他们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留一点空间好容纳“意外”，否则一下子把自己说死了，结果事与愿违，那不是很难堪吗？
以下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1．做事方面
对别人的请托可以答应接受，但不要“保证”，应代以“我尽量，我试试看”的字眼。
上级交办的事当然要接受，但不要说“保证没问题”，应代以“应该没问题，我全力以赴”之类的字眼。这是为了万一自己做不到所留的后路，而这样说事实上也无损你的诚意，反而显出你的谨慎，别人会因此更信赖你，即便事没做好，也不会责怪你！
2．在做人方面
与人交恶，不要口出恶言，更不要说出“誓不两立”之类的话，不管谁对谁错，最好是闭口不言，以便他日需要携手合作时还有“面子”！
对人不要太早下评断，像“这个人完蛋了”、“这个人一辈子没出息”之类属于盖棺定论的话最好不要说。人一辈子很长，变化很多呢！也不要一下子评断“这个人前途无量”或“这个人能力高强”；足球名宿贝利对世界杯的预言被各大媒体当作笑话，他也因此背上了“乌鸦嘴”的恶名，原因很简单，他自以为是直截了当的预测把他推上了绝境，以至于2002年世界杯巴西队有望夺冠之时，他也三缄其口，生怕自己大嘴一张带走了巴西队的好运气。
少对人说绝话，多给人留余地，这样做不是仅仅为对方考虑，对对方有益，更是为他们自己考虑、对自己有益。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
谚语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今天有的事很可能用不了“十年”就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人们相互间更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做得过绝，将来一旦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的变化，就难有回旋的余地了。
掌握立身行事的度
洪应明在《菜根谭》中写道：“清能有容，仁能善断，明不伤察，直不过矫。是谓蜜饯不甜，海味不咸，才是懿德。”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清廉纯洁而有容忍的雅量，心地仁慈而又能当机立断，精明而又不失之于苛求，性情刚直而又不矫枉过正。这种道理就像蜜饯虽然浸在糖里却不过分的甜，海产的鱼虾虽然腌在缸里却不过分的咸，一个人要把持住这种不偏不倚的尺度才算是做人的平衡。
世间无论哪一种事物都有度，都要适度。过度便成稀罕，便成怪物，过度便不成其为它该是的东西，便不成体统。比如草就是草，即使是肥沃而无人践踏的荒地上的茅草，任其往高里长，大约也不过就是高过两米吧。而且无论如何，它的茎也仍然是纤细的，是可以随风倒伏的草茎。如果有一种草长得高可参天，粗可盈尺，那它大约是不该被叫做草，而该叫做别的什么的。
再比如常见的家鼠，就该是那么小模小样，再大也总不该大过一只壮猫去。正因为如此，家鼠虽是可恶，却也并不能使人害怕，除非这人本身就胆小如鼠。假使家鼠超常过度生长，壮大如一头小猪，那情形又该如何呢？恐怕见到的人多半会如见怪物，扭头便逃，甚至目瞪口呆，连逃跑都忘记了。
度是个很重要的东西。度使万物有序，使万物各有其实，各安其位，使世界成其为世界。它使我们居住于其中的这个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变动不居而不失其本。这也正如因为鼠小而使猫成为它的天敌，草盖不过树去而使草和树能各自相安无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