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21日下午，江丙坤应约和“老长官”萧万长一起来到了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的台塑大楼面见王永庆。会谈之中，江丙坤口头承诺在他担任“经济部长”期间，一定会带领“经济部”全力推动六轻建厂案，并在取得建厂用地等方面尽全力协助。当天，两人的心情就像台北的春天一样轻松愉快，因此会谈也就进行得相当顺利，双方对于六轻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乐观其成”。
在取得王永庆的共识后，江丙坤仍不放心，于是又和“老长官”萧万长商议，两人联手一起鼓动王永庆尽快把六轻案的动工时间确定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经济部”与台塑之间在近期内的这一系列互动，并没有摆脱市场有心人士的关注。不久，这一切都在股票市场上得到了彻底反映。3月24日，台塑公司股票价量齐升，以43.8元的跳空涨停价格开盘。收盘价虽回落至42.6元，但仍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1.6元。成交量尽管只有13000余张，但仍比前一个交易日增加3.4倍，并且股价有挑战45元高位的可能。
至于股价波动的原因，市场分析人士预测说，台塑的六轻计划在当局有关单位的全力策动下，的确有可能在下月动工，但因该计划已延宕近7年，建厂地点也先后由最初的宜兰利泽、桃园观音转移到云林麦寮，可见人们对于六轻计划在这个“不毛之地”兴建所能带来的投资效益仍心存疑虑。消息灵通人士和市场投机人士似乎从股民的这一微妙心理变化中嗅出了某种味道，于是在证券市场上掀起了阵阵涟漪。台塑集团的股票顿时成了六轻是否能够动工兴建的晴雨表。
1993年3月28日下午，王永庆在台塑大楼主持长庚护专董事会会议前，接受“中央社”记者单独访问时表示，总投资额约2100亿元新台币的六轻及其扩大计划已延宕7年多，台塑过去在六轻计划上已投入新台币两三百亿元，所以今年无论如何“绝对要动工！”他告诉记者说，六轻建好的时候，自己都已经八十几岁了。如果今年再不开始做，恐怕就看不到它完工了！
希望就在眼前
有心的记者注意到，早在1993年1月30日，王永庆其实就已经在《经济日报》上以《莫让我石化工业发展谱下休止符——驳斥中油乙烯供过于求进而论断兴建六轻非属必要说法》为题发表了一份万言书。他愤怒地说道：“继之承蒙贤明‘政府’于1986年才又核准台塑集团兴办六轻。当时台塑鉴于三次加工所需原料已大量不足，经获核准兴办六轻后当即积极储备人才，引进岛外各项工艺及采购设备等，不幸随即发生变故，至此已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冻结部分设备放置任其生锈。”
王永庆深感责任重大。他自1993年3月17日从美返台后，11天来为六轻案已于台塑大楼密集会晤“经济部长”江丙坤、“工业局长”王觉民、云林县长廖泉裕以及石化业下游众多好友，并自22日起每天听取由台塑干部所做的进度简报。
1993年3月29日，恰逢台塑集团第十七届员工体育运动大会召开。精明的江丙坤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于是和萧万长一起参加了运动会开幕式。会后，萧万长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六轻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民间投资计划，在台湾经济成长面临瓶颈时，六轻的兴建对整体制造业产出的贡献太大了！”他预估，六轻可使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第二天，江丙坤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六轻及其关联工业产值的增加，将可使台湾每年的经济成长率维持在7%的水平上。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王永庆在致辞时表示，运动的精神就是要锻炼体魄，希望台塑员工能以相同的精神，进行兴建六轻的工作。也许是命运有意安排江丙坤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点燃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也许是因为此次运动大会在王永庆的经历和记忆中太重要了，所以使得当天出席运动会的来宾和员工似乎从他俩的表情中猜测出了什么。人们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王永庆，看他今天到底要当众宣布什么决定。
为了弘扬“勤劳朴实”的企业精神，台塑关系企业每年都要依照惯例在明志工专的操场上举行运动大会。其中，由王永庆率领各关系企业主管进行的5000米长跑，已经成为台塑举办企业文化活动的一个象征。参加当年台塑运动会的总人数约有3000人，应邀出席运动会的贵宾除萧万长和江丙坤外，还有时任台湾“法务部长”的马英九。
这天，王永庆仍如往常一样在凌晨3点多就起床，并在7点多由太太李宝珠陪同前往会场主持为时一天的运动会。更让在场人士兴奋不已的是，王永庆、王永在已106岁高龄的母亲——王詹祥女士，也在8点多时抵达运动会会场。在台塑，老人家被尊称为“阿妈”，许多台塑员工及家属早早就赶到会场，只为一睹“阿妈”的风采。当天的“阿妈”也显得格外精神，特意绕场一周为鼓舞台塑集团员工士气。
实际上，出席会议的来宾都知道，此时跑步对于王永庆已成为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通过跑步，他要向世人显示台塑追求“止于至善”的毅力。他在运动大会上不仅宣布了六轻及其扩大计划即将动工，同时他还表示说，六轻计划中有关抽沙填海、地质改良、兴建港口、搭建临时工寮等，已委托日本、美国、欧洲等工程公司进行比价，日后六轻动工将不举行任何庆祝仪式。
1994年7月，六轻计划正式动工，并于1998年12月7日完成六轻计划的第一座工厂正式投料试车，年产乙烯45万吨。“六轻”位于台湾西海岸云林县麦寮乡。这是一个填海造地、兴建几十座工厂的巨大工程。
两岸三通操碎心
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台海两岸的沟通、交流一直存在着障碍。为改善两岸关系，促进两岸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中国大陆政府在1979年提出两岸直接通邮、通商、通航。两岸“三通”的提法自此开始。在两岸“三通”方面，王永庆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
王永庆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出生在嘉义县，差不多在日本奴役下生活了近30年。后来又经历台湾光复、“两蒋”时期、李登辉时期以及民进党执政时期总共60年。不管台湾政治生态如何演变，他的爱祖国、爱家乡的情怀从未改变。他坚定地表示，他是炎黄子孙，两岸人民一家亲，血肉相连，兄弟情深。
每个人最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最深爱自己的家乡，王永庆也不例外，他深爱着台湾的土地，深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尽管他也曾经受过一些委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对台湾不断繁荣富强、祥和安定的期盼。
他也曾经抨击时弊，甚至对台湾当局一些政策大唱反调，但是其出发点却是善意的，他只想能够有个合理的政策来合理利用台湾的资源、维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然而，王永庆能够在商场叱咤风云、游刃有余，到了官场却成了一个拙劣的学徒，不懂得迎合当权者的意思，屡屡呛水。对一些子民不利的政策，就会无法控制地站出来责问。
比如，当年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的设置，是为了提供退役官兵有适当的工作及活动，并照顾其生活，出发点本来很好，但是不顾可能产生的后果而创设荣工处，以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发展方向背离了应循的正轨。
王永庆认为当局这样做，只是将钱从这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已，从表面上并无外漏之虞，可是由于“政府”的过分“关照”，所设荣工处及其他官方的工程处都是享受特殊待遇，可以不必经由竞争而直接以议价方式，优先取得承揽工程的机会。因此30多年来，一般民间略有规模的工程公司，无不对此怨声载道，甚至在多方面都受到某种严格控制的工程公司也站出来公开指责，认为当局主要工程都限定由荣工处及官方工程处包办，不但造成台湾巨额财务的虚耗浪费，而且该等特权工程单位在缺乏竞争的处境中，也流于安逸放松，不思进取。
这种本无恶意的关照在执行过程中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副作用，民间的工程公司在该等特权单位垄断之下，无法获得承揽大规模工程的机会，业务难以正常发展，长此以往，其工程经验及技术将无法正常累积成长。而特权工程单位在没有任何技术优势的条件下承揽到工程，就会提高价钱转包给其他承包商，如此一手又一手转包，都只为图谋利益而已，最终实际施工的，大多是谈不上规模的小型营造公司，不仅价格虚高，工程质量也没有保证。
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每逢此时王永庆就会毫不留情地站出来，向“政府”反映，为民请命。由于肯讲真话，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毫不留情面地抨击时弊，因此他经常遭到“政府”的打压。王永庆为了实现石化王国梦，他提出在台湾建立轻油裂解厂和重油裂解厂，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却由于私人原因，在“政府”的阻挠下遭到了流产的命运。蒋经国就曾经亲自过问过此事，他对属下说：“不能任其发展，免得以后他做大了不好控制。”除此之外，王永庆还提出的一系列建厂计划都遭到了“政府”的封杀，哪怕是极好极有见地的项目，也难逃厄运。
对于台湾当局领导人在“三通”上的只说不做，王永庆更是恼火异常，甚至当面警告说，当局如果不采取经贸开放的措施，台湾各行各业的发展势必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窒息，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如果台湾当局能够改变拖延“三通”的政策，促使两岸关系走向正常化，种种不便和损失即可望消除。在正常化的两岸经贸关系基础上，一切事务的进行就如同活水一般顺畅流通。不仅大陆台商在岛内的原料供应商可以省去赴大陆设厂就近配合的麻烦，世界著名企业的在台机构也会谋求扩充发展，甚至其他知名企业也可能到台湾设立营运中心。他希望台湾当局认清形势，采取开放措施，为台湾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契机。
用王永庆自己的话说，他无论做什么，出发点都是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全社会的富裕，为了民族的强盛，因此他才会孜孜不倦地建立对外商业贸易，尤其是在大陆的贸易，因为他知道，台湾要想长远发展，孤立起来是不行的。
如今，两岸“三通”已经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告慰已经逝世的王永庆老先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