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sta 和 McCrae(1992)主张把五因素用于对人格异常的评价。Marshall、 Wortman Vikers、 Kasulas 和 Hervig(1994)则把“五因素”用在与心理健康有关的量表中。依照五因素理论，研究者对健康量表进行了重新解释。大多数健康心理结构形成了一个大维度，即“乐观调控”（希望、乐观、自尊、内控）。有时还发现了较小的因素或维度，“焦虑表情”和“抑制与内省”。这些结构与Costa 和 McCrae使用的工具有些相似。其中的健康大维度与外向性、神经质和随和性有关，与求新性和认真性无关。Gottfredsen、 Jones 和 Holland (1993)把Costa等人编制的问卷（Costa et al,1992）与Holland的6种职业类型联系起来。社会型和事业型职业兴趣与外向性因素有关，研究型和艺术型职业兴趣与求新性有关，契约型职业兴趣与认真性因素有关。此外，Shaver 和 Brennan(1992)则报告说，安全型依恋的人比不安全型依恋的人更少神经质和外向；而且，与回避型不安全依恋的儿童相比，安全依恋的儿童在随和性因素上的得分较高。而依恋类型与求新因素无关。
另一较为有名的人格问卷是Hogan设计的问卷（又简称为HPI）。Hogan人格问卷的结构是按五因素模型组织的，它能部分地支持五因素结构。该测验的理论来源不是五因素结构模型，而是根据Hogan（1983）的所谓社会分析理论。在Hogan看来，人是从社会的、群居的动物进化而来的，他们经常面临一个不可逃避的问题：怎样与同伴和睦相处而又获得权力与地位？在群居的情况下，人们就要交流，语言以及比语言低的交流形式自然是交流不可或缺的工具，这种社会交流过程部分是评价性的，特质是包含在语言中的用于对人的潜能与尊严的信息进行总结与转换的工具。因此，根据社会分析理论，“大五”因素模型反映了公众评价的自然种类，这些种类对群体生存至关重要。Hogan的人格问卷（HPI）有310个项目（其中只有206题在同质性项目聚类量表上计分），可以分成6个大的量表，即智慧、适应（对应于神经质）、谨慎、抱负（对应于外向）、社会性（对应于外向）、讨人喜欢（对应于随和）。其中外向分成了两部分：抱负和社会性。所谓抱负指的是追求优越和地位；社会性则是指喜欢社会的相互作用；抱负和谨慎与辛勤工作有关，而社会性与热情及随和中的归属有关。Hogan的人格问卷是按理论建构的，用于评价6个基本维度，这6个量表又分为43个二级量表，称之为同质性项目聚类（简称HIC），HIC的项目有3～7个不等，每个一级量表由5～10个HIC构成。
Hendriks、 Hofstee 和 De Raad(1994)在“大五”因素基础上编制了一个问卷，该问卷包括许多短句，要求被试回答出自己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与短句描述的特征相符。例如：
因素1：喜欢聊天，拍别人肩膀；或退缩，自我隔绝。
因素2：理解他人的弱点，能容忍别人的许多缺点；或强加于人，发号施令。
因素3：喜欢井井有条，关注细节；或无计划，做事杂乱无章。
因素4：（无正向内容）；易受干扰，事事总往坏处想。
因素5：有主见，希望自由行动；或赞同一切，人云亦云。
5点式量表与短句同时呈现，被试根据这些句子适用于自己的程度作出选择。短句的编制要尽可能地适合圆形坐标上的10个扇形部分。问卷共有100个短句，这些句子都尽量地符合日常生活中的说法。所有的扇形不一定都填满（比如4+）。这个问卷还可用精妙的图形加以说明。现在，已经有问卷的西班牙文、英文、德文和俄文版（Hendriks，1995）。
Costa 和 Mccrae的NEO—PI—R和Hogan的HPI是两种反映了“大五”人格因素存在的著名量表。Costa 和 Mccrae为了证实在人格问卷中五因素的广泛存在，采用NEP—PI—R对五因素模式与源于各种人格结构理论体系的量表进行了一系列因素分析，它们包括了ENP模式的艾森克人格问卷、吉尔福德齐默曼气质调查（GZTS）、反映通俗概念的加利福尼亚心理调查表（California Psychological Inventory, CPI），反映默里需要理论的杰克逊人格研究（Jackson Personality Inventory, PRF）和爱德华个人偏好量表（EPPS），反映荣格个性类型学的MPDI，Wiggins人际形容词量表（IAS—R），Edward（1970）从已知好恶度的人格特质词中选出有关的形容词作为Q分类法（Q-sort method），用以研究自我概念等人格特质。高夫等人（Gough，1960；Gough 和 Heilbrun，Jr，1965）曾以300个形容词编制成“高夫形容词检核表”（Gough’s adjective check list，ACL），用来测量自信心、自制力和个人适应等人格因素。杨国枢用142个人格特质形容词编制成“自我概念衡鉴问卷”作为工具，对台北市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自我概念发展作过研究。结果表明这些测验中的大多数量表均反映了五因素之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因素，并能为人格特质理论所解释。Klein 和 Kihlstrom（1986），Higgins，Hock 和 Dorfmen（1988），肖丰（1991）从已知好恶度、熟悉度的人格特质形容词中选出与自我有关的词进行启动实验（Priming experiment），研究自我认知的自我图式问题。
（九）有关“大七”模型的研究
1.“大七”倡导者对“大五”模型的批评
“大七”因素模型是在“大五”因素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研究“大五”因素模型的过程中，有不少心理学家对“大五”模型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对因素分析方法、因素的心理含义等提出了批评意见。“大七”因素模型的倡导者在继承人格特质学派的基本思想的前提下侧重指出了“大五”模型在选词方面的两个致命的缺陷：第一，“大五”的选词不能代表自然语言中人格的所有方面。John等人对特质词的分类研究做过一个历史回顾，他发现象“独立的”“特异的”“保守的”等重要的人格特质术语无法归入“大五”结构的任一维度。Tellegen等指出，“大五”没有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完全抓住了“自然”语言的人格范围。这是因为“大五”研究大都使用Allport等的词表，而且在做因素分析之前就删除了评价性术语，有的还删除了描述暂时状态（如心境等）的术语。第二，做因素分析前的选词标准主观随意性大。正如Tellegen等指出的，“大五”研究者在制定特质词分类标准，按此标准去掉多余词或选词构成测量词表时，可能出现一系列的决策误差，词表的内容有偏颇，依此构造的人格维度显然也不全面。事实上，严格的分类标准使得很多潜在的人格术语进入不了因素分析的筛选范围。基于此，Tellegen等率先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探索和改进，提出了人格“大七”因素模型。
2.“大七”模型的提出
Tellegen 和 Waller（1987）从1982年版的《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抽取了400个形容词，让被试进行自我描述后做因素分析，率先提出了人格的7个维度：（1）正情绪性（PEM，Positive emotionality），标定词包括抑郁的、忧闷的、勇敢的、活泼的，等等；（2）负价（NVAL，negative valence），标定词包括心胸狭窄的、自负的、凶暴的，等等；（3）正价（PVAL，positive valence），标定词包括老练的、机智的、勤劳多产的，等等；（4）负情绪性（NEM, negative emotionality），标定词包括坏脾气的、狂怒的、冲动的，等等；（5）可靠性（DEP，dependability），标定词包括灵巧的、审慎的、仔细的、拘谨的，等等；（6）适意（AGR，agreeableness），标定词包括慈善的、宽宏大量的、平和的、谦卑的，等等；（7）因袭性（CONV, conventionality），标定词包括不平常的、乖僻的，等等。
另外一些心理学家在跨文化情境下对“大七”模型进行了验证，基本肯定“大七” 的稳定存在。Almagor等用类似于Tellegen和Waller的方法研究了使用希伯来语的以色列人，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他们从以色列的《Hebrew Dictionary》（1983）中找到了326个词，其中62%为形容词，38%为名词或动词。去掉同义词或近义词，再去掉不熟悉的词，最后得到一个包括252个词的词表。经过自我描述，然后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他们的前6个因素名称与Tellegen等的基本相同，有些因素的标定词都有所重叠，只是第一个因素偏重“动因性”（agentic），所以他们将第一个因素命名为“（动因）正情绪性”（PEM-A, positive emotionality （agentic））。他们抽取的第七个因素被称之为“（集体）正情绪性”（PEM-C，positive emotionality (communal)）, 标定词有：可爱的、喜悦的、古怪的、沉默寡言的，等等。同第一个因素相比，第七个因素多涉及他人、社会。
Benet等的研究发现，美国人用以自我描述的“大七”因素结构及其主要标定词，同样可以在西班牙人的自我或同伴描述中找到。但是，个别标定词，如“不平常的”，在美国为因袭性维度的负标定词，在西班牙样本中则被归入正价维度，这说明“大七”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维度的不同的理解则反映两种文化价值观间的差异。
在中国，张智勇与王垒（1998）根据王登峰等人收集的中文人格词表，用定距抽取的方式构造了一个包含244个人格特质词的自我评定检核表。601名中国大学生参加了自我评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七因素模型能较好地体现中文人格特质词的基本维度。中国大学生自我描述维度由7个因素构成；（1）负价1：虚伪浮夸；（2）正价：严谨负责；（3）负价2：浅薄无能；（4）内向负情绪：多愁善感；（5）外向正情绪：热情可爱；（6）外向负情绪：暴躁易怒；（7）内向正情绪：我行我素。其中前3个属于评价性因素，后4个属于情绪性因素。
（十）“大五”与“大七”模型的比较
1.“大七”与“大五”的异同之处
Tellgen等的“大七”中，正价（PVAL）和负价（NVAL）是两个新人格维度，其余5个维度：正情绪性（PEM）、负情绪性（NEM）、可靠性（DEP）、适意（AGR）和因袭性（CONV），分别与“大五”的外向（extraversion）、神经质（neuroticism）、谨慎（conscientiousness）、适意性(agreeability)和开放性（openness）有大致的对应关系。Almagor等的研究也表明，“大七”模型中除两个评价维度之外，其余5个维度中有4个与“大五”的相应维度有对应关系，只是两模型中最后一个维度之间相差甚远。
两模型之间有5个（至少4个）维度有对应关系，指的是它们相类似，但不是完全相同。例如，“大七”和“大五”都有“适意（性）”这一因素。在“大五”中，该因素包括涉及脾气的一些特质词，如“易怒的”“暴躁的”、“野蛮任性的”，而“大七”中同名因素却不包括这些词。这说明“大五”中该因素兼有情绪和行为两种倾向性，而“大七”中的同名因素去除了情绪性，基本指行为倾向。
前面说过，“大七”和“大五”最大的分歧点在于是否将评价性特质词纳入因素分析范围，或者是否承认评价是人格的重要特征。同“大五”相比，“大七”增选了评价词，所以，同样的方法得出不同的维度结构，新出来两个评价维度应在情理之中。
2.支持“大七”模型的一些研究
McCrae等人和Widiger认为，“大七”中的两个评价维度可能是方法导致的产物，可以将其归入已有的“大五”结构之中。Tellegen则认为这种推测站不住脚。
来自临床的一些研究表明，正价比“大五”中的任何维度都能更好地体现自恋和边际人格障碍的特征；负价则与社会、施虐淫以及边际人格障碍表现有关。
Benet 和 Waller（1995）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如果限定在“大五”维度结构中，就难以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人和西班牙人在自我评定方面的差异。“大七”则能清楚地揭示美国人与西班牙人在因袭性和正情绪性特质词评定方式上的差异。
Almagor 和 Tellegen(1995)还认为，“大七”模型中正情绪性（PEM）和负情绪性（NEM）构成一对完整互补的情绪气质维度；在“大五”中，由于大量剔除描述情感状态的术语，相应的因素变为外向（E）和神经质（N），两因素之间缺乏应有的关联性。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对心理健康和人格的界定
（一）心理健康的定义
综合前述国内外众多专家的论述后发现，要确定一个统一的、为大家公认的心理健康（Mental health）标准是很困难的。但是，在大多数专家的论述中，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到一个问题，即“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因此，本研究把“社会适应良好”作为评价大学生的心理是否健康的标准。
（二）人格的定义
按照Cattell（1965）的观点，人格（Personality）是一种倾向，可借以预测一个人在给定情境中的所作所为，它是与个体的外显和内隐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Allport（1966）的说法，特质（trait）是隐藏在个人背后的“一般行为倾向”。他认为特质有几个特点：（1）特质是人存在的真实和重要的部分，不是虚无缥缈的，心理学家的任务是寻找和研究这些倾向；（2）特质比习惯更具有一般性；（3）特质是动力性的；（4）特质的存在可以从实际中得到证明；（5）一种特质对另一些特质仅是相对独立的；（6）特质与道德或社会判断不是同义的；（7）特质可以作为个体的人格（特质包含于其中的）来对待，也可以作为它在大量人群的分配来对待；（8）行动或习惯与特质不一致时，并不证明特质不存在。因此，本研究采用特质论的观点，把人格定义为：个人一贯性的外在表现以及隐藏在这些表现后面的稳定的内在倾向。
二、词表的构成
（一）初始词的收集
本研究的选词来源于两个方面。
1.学生自己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