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很毒，车轮碾在马路上，软软的，骑车的我感到有些神情恍惚。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说好了4块钱的，您怎么才给3块钱？”我蓦然一震：是父亲？“只有3块零钱了，少1块就少1块嘛，还这么计较？”乘车的年轻人拧了一下头，夹着包就走。“那怎么行！整钱我也找得开呀！”那满身是汗的瘦弱老人的确是我的父亲。“你这老头够烦的呀！1块钱是你的命？”说罢，小伙子转身消失在人群里了。
隔着冷饮摊，我看见烈日下的老父亲嘴唇颤抖了一下，默默地摇了摇头，把那三张零钞小心地掖进腰包里，骑上三轮车，用力一蹬。他摇了一下车铃，但那铃声哑哑的，就像汗水砸在柏油路上一样沉闷。
“这人真差劲！竟赖老头的钱。大热天的，老头容易吗？”“您还不认识这老头吧？他姓白，上过电视！听说踩三轮车的钱全捐给穷学生了。唉，都一大把年纪了，也不知道他图个啥……”听着女顾客跟摊主大婶的对话，我悄悄地望着渐行渐远的父亲，他吃力的、佝偻的背影把我的心揪得生疼。
这事发生在1993年夏天，我执拗的老父亲已经整整80岁了。
父亲白方礼1913年5月13日出生在河北沧县大官厅乡白贾村，他没念过书，却十分尊重有知识的人。13岁那年，他离开老家，到天津靠蹬三轮车糊口；后来，他成了工人，退休前是天津市个体劳动者协会的运输工人，曾给一些单位运送油漆等货物，单位考虑到他年岁大了，便分配他去干“人力三轮出租”。
1986年秋天，有一个姑姑去世，我随父亲回老家奔丧。到了村里，父亲看见很多孩子穿着破衣烂衫，甚至上不起学，就痛心地对我说：“我当年就是因为穷才逃难到天津。怎么过了几十年，老家还是这样穷？”
丧事酒席间，村小学的老校长和我们父女同桌。老校长突然很伤感，搛起一片肥肉却久久没有放进口里。他说：“咱们国家确实在进步，有许多人富得流油。可谁看得见咱们这些穷光蛋？那些有钱人每天都在琢磨着‘下顿吃什么不腻’，咱们穷山沟的孩子却盼着‘哪天才能敞开肚皮吃顿肉’！许多人家穷得叮当响，锅都揭不开，哪有钱供孩子读书？都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咋就这么难……”又一杯苦酒下肚，老校长满眼含泪，“农民为什么穷啊？因为没文化；可农民为什么没文化啊？千百年来，还不都是因为一个‘穷’字？”老校长的这番话，让父亲和我为之一震。那一刻，我的心口则蓦然像被谁擂了一拳头似的隐隐作痛，我看见父亲悄悄抹了一把眼泪。
回到天津后，父亲几天几夜睡不着，村里那破旧的校舍和孩子们可怜巴巴的眼睛，在他的脑海里久久萦回。那天黄昏，父亲毅然去银行，递上存折，颤抖着声音说：“全取……”
父亲的这一决定让全家人都捏了一把汗：我们兄妹几个都不富裕，存折里的5 000元是父亲大半生的全部积蓄。我好言相劝：“爸，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啊！您攒这点儿钱不容易，可别一时冲动……”父亲平时最疼我，但听了我的话却发火了：“我主意已定，谁也别插杠！”我只好陪着父亲，把他的第一笔助学捐款——5 000元养老钱送回老家。
接过那沓带着父亲体温的钞票，老校长哭了。父亲也哭了，他摸索着从兜里又掏出仅有的300元……
回到天津后，父亲重操旧业，又蹬起了三轮车。74岁的父亲从头做起，当女儿的如何不心疼！
从那以后，父亲总是一大早就出门，直至晚上11时多才回到家，就连冬天也不例外。有一次，他感冒发烧还照样去蹬车，我们做儿女的没少劝阻，但父亲的倔劲上来了谁能拦得住？我们劝得紧了，他就梗着脖子回一句：“出点汗就好了，别大惊小怪！”
那天，感冒的父亲依旧上路，我不放心地远远骑车跟在后面。在等客的间隙，父亲竟然累得趴在三轮车上睡着了。我心疼极了，怕父亲摔下车，终于忍不住赶过去嚷起来：“爸呀！您这岁数，应该是社会帮您啊！国家这么大，穷人多了去了，靠您一个人的力量，您帮得过来吗？”父亲惺忪着眼愣在那里，半晌才出声：“闺女呀，爸爸不懂什么理儿，我就觉得这样做，心里踏实些……”
在受捐学校的宣传下，父亲的事迹被报纸和电视台知道了。天津人渐渐熟悉了“白芳礼”这个名字和他的那辆破旧三轮车。
父亲啊，当年迈而单薄的您努力蹬车的背影成了爱心标志，有谁能够体会女儿心底那份深深的无奈与疼痛啊？
风雪中我噙不住酸楚的泪：您帮别人谁帮您女儿啊？
父亲最快乐的时候，一是夜晚归来，在灯下整理他辛苦挣来的一堆小票子，一张张摊平、叠好，然后用橡皮筋扎起来，包在一块手帕里；二是当手帕里的零碎钱攒够几百元了，他蹬车给某学校送去。
一笔笔款项被捐送到天津市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河北区少年宫……父亲捐款从不要收条，但受捐单位和学校认真做记录。“白爷爷送来的钱都是他一脚一脚蹬车的血汗钱，我们要重视起来，不能让他白辛苦啊！”天津红光中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校都对父亲支教款的使用非常慎重，不仅作了详尽的记录，还多次举办“白芳礼助学基金发放仪式”。每到这时，父亲都会开心得像个孩子：“白爷爷的钱来得的确不容易，可你们只要好好学习，朝好的方向走，就不要为钱发愁，有白爷爷一天在蹬三轮，就有你们娃儿上学念书和吃饭的钱。”
为了多挣点钱、多帮助几个孩子，父亲没日没夜地蹬车、蹬车。父亲在他那辆破旧的三轮车上挂了面小红旗，上面写着：“军烈属半价、孤老户义务”。一见有生意，父亲的笑容一如干瘪的花儿。父亲那是真的开心啊！他佝偻着腰，使劲地蹬车，在车轮“咿呀”的叫声里，他甚至会哼上几句。时间长了，有的客人认得他，知道他的善良与苦心，就多给他一两元。这时候，父亲会感动地念叨：“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每年春节，父亲总是更忙碌，因为那几天大部分蹬三轮的人回家过年了，父亲说一天能多拉二三十元的活。哥哥心疼父亲，要替他拉。父亲总是说，那怎么行，我自个的事情自个干……
1991年，与父亲相濡以沫多年的继母患直肠癌去世了，父亲非常悲痛。父亲对继母的感情在我们看来甚至超过了对我们的生母。但是，在安葬完继母的第二天，父亲又蹬三轮车上路了。我们都没有劝父亲，我更是理解父亲此刻内心的孤单与落寞。那个早上，看着父亲老迈的背影渐行渐远，我潸然泪下……
1994年，父亲已经81岁高龄，在开春的一次给贫困生捐资会上，他把整整一个寒冬挣来的3 000元辛苦钱交给学校。父亲开始思忖：现在缺钱上学的孩子这么多，光靠我一个人蹬三轮挣的钱救不了几个娃儿，何况自己老了，这可咋办？他琢磨了一宿。第二天，他决定把自己那两间老屋卖了，再贷点款办个小公司。我们几个子女生活都不富裕，父亲却开导我们：“他们比咱们更穷……”
不久，市长亲自给我父亲在紧靠火车站边划了一块小地盘，全国唯一的“支教公司”——天津白芳礼支教公司宣布成立！此后，父亲凭着卖掉老屋的1万元和贷来的钱做启动资金，慢慢地，公司由开始的一个小亭子发展到后来的十几个摊位，连成了一片。父亲雇了几个贫困山区来城务工的人，经营糕点、烟酒什么的，而自己仍旧节衣缩食地蹬三轮车。公司赚得最多的一个月，除去成本、工钱和税，还余1万多元，父亲1分不留全部用于支教。
从那时候起，父亲就住在车站边的铁皮屋子里。这屋子里所谓的“床”，只不过是两摞砖上面搁了一块木板和一件旧大衣。冬天寒风习习，夏天骄阳似火，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个酷暑严冬。对父亲的执拗，我们既心疼又无奈。我和哥哥姐姐给的一些半新衣服，父亲总是舍不得穿，不时转赠给熟识的民工，自己则常年穿得可怜兮兮的。邻居和同事们看见，难免有闲话，每每弄得我们很难堪。可我说了无数次，父亲依然不改。
父亲节俭度日几近苛刻，他的一顿饭常常是一个馒头、一碗白开水、一点掺了水的酱油。我们曾苦苦相劝：“爸爸，回家吧！”父亲总是说：“没事，我过得挺好的。”隔三差五地，我总会给父亲做些好吃的送过去，一饭盒肉或者鱼，可父亲常常留到变质了也舍不得吃。每次看父亲回来，我都会难过好几天。
就在父亲的支教公司经营得红红火火的时候，1995年冬天，我下岗了。不多久，在电视机厂工作的丈夫也失业了。孤苦无助的时刻，我很自然想到了父亲。我是他最疼爱的老闺女呀！可是，当我把自己想到支教公司打工的想法跟父亲提起时，父亲竟决绝地说：“你要自力更生。这个买卖是为公的，你不能掺和。”
听了父亲不近人情的话，我积压了多年的火终于爆发了：“您大公无私，是活菩萨行了吧？您天天帮这个帮那个，您什么时候帮过我呀？我是您的亲闺女呀……”我委屈地边哭边吼。父亲愣了一会儿说：“我早晚都得走的。要是我现在已经不在了，难道你就不活了？一个有手有脚的人，应该靠自己呀！”我听了这话更来气：“我都40多岁了，哪个单位肯要我？您天天帮别人，可谁来帮您女儿呢？连自己的父亲都不肯帮，我还能指望谁？”我狠狠地摔上那扇铁皮门……
祸不单行，不久，我丈夫得了脑栓塞，住院没几天，家里的所有积蓄都花光了。贫病相逼，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父亲。
父亲说：“借钱？我哪有！”
“您怎么说没有呢？上个月您还给天津大学送去好几千呢。爸！您女婿还在病床上啊！连个救命钱您都不帮吗？”我忍住泪，苦苦相求，“我不是问您要，是借。等孩子他爸病好了，我一定想法子还您！”
“不行啊，那不是我的钱！”父亲思忖了一会儿说。
父亲的绝情话听得我心口发颤。我凄切地看了一眼父亲，那一刻竟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您还是我父亲吗？我到底是不是您的亲生女儿？”我大喊一声，冲进风雪交加的夜幕里，滚烫而凄楚的泪水奔涌而出……
父亲临终的话让我撕心裂肺：“老闺女，我对不起你！”
丈夫出院的前一天，父亲带着几个冻得皱巴巴的苹果，蹬着三轮车到了医院，他没有说话，只低着头待了一会儿就走了。我气得真想把那几个苹果扔出去，但想到父亲已经这么大年纪，我还是忍住了。隔着窗玻璃，我瞥见父亲蹬着三轮车的背影，泪湿眼眶。父亲啊！您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我赌气，一连几个星期没有去看父亲。但不知怎的，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梦到他。那天早上，我不由自主地买了一条鱼，炖好装上，去看父亲。
雪化得差不多了，雪水结成的冰在朝阳下慢慢地融化。远远地，我看见父亲的铁皮屋门开着，几个人正围在门口跟父亲说话。走近了，我才知道那是南开大学的三个学生，一男两女，其中一个女生脚上穿着破旧的绿军鞋。我的心不禁一紧。
原来，他们都是边远山区考上大学的苦孩子，就在不久前——就是我向父亲借钱遭拒的第二天，父亲用血汗钱又一次替他们和另一些贫困大学生交了学费。寒假里，他们的爸爸妈妈为了表达心意，特地让孩子给白爷爷捎些土特产。那是怎样的礼物啊：三个小小的塑料包，里面分别装着几颗核桃、两把红枣和几撮辣子面。“白爷爷，也没啥好送您的，就这点心意，您收下吧！”父亲嘴唇哆嗦，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狠狠地点头，再点头。三个孩子在寒风中站成一排，恭恭敬敬地向他们敬爱的白爷爷鞠躬……
孩子们走了，我进屋，把揣着的饭盒拿出来，打开说：“爸，您趁热吃点吧。”父亲一手接过饭盒，另一只手摩挲着那三个小小的塑料包，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满眼含着泪。那一瞬间，我读懂了执拗的父亲……
1998年，市政府整治车站、街道环境，父亲拆了他的那些小亭子，解散了工人，变卖了公司所有值钱的东西，将仅剩的2万元分别捐给了几所学校。我把父亲接回家住。可没闲几天，父亲又蹬起他的破三轮车上路了。直到2002年，身体状况实在不行了，父亲才告别了那辆心爱的破三轮车。
此时，父亲已行动不便，而且大小便失禁。我没日没夜地照顾他。可怜的父亲啊！当我为您擦屎端尿而您竟一脸羞愧的时候，您可知道女儿内心极度的悲伤？当您一次次面对前来探望的领导诚惶诚恐、感激莫名的时候，您是否窥见女儿强忍的泪水？
蹬不动三轮车的父亲也没有闲着，他把各媒体报道他的资料统统找出来，一点点整理成册，拿给来看望他的学生看。有许多我父亲资助过的学生毕业走上社会，也像我父亲一样默默地资助贫困学生。
2004年4月，老弱的父亲住进了医院，到医院看望他的市民络绎不绝，红十字会爱心账号上十几万元的善款，无不让我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感恩与良知。父亲啊，当您与袁隆平、刘翔、任长霞等一起成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年度人物”候选人的时候，作为您的女儿，我是多么骄傲啊！
2005年5月，父亲再次住进河北区第三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当我们一群儿女悲伤的时候，父亲却很坦然：“人活多大都得死，别花冤枉钱，省着给那些交不上学费的学生吧……”一席大实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潸然泪下。
7月6日，父亲执意出院回家休养。女儿明白，父亲是想和儿女们多待些日子。
8月23日凌晨，父亲出现气短和脉搏微弱现象，同时腿部更加肿胀，输入身体的营养液也难以吸收。我们兄妹几个一步也不敢离开父亲。太阳升起来了，照在父亲安详的脸上。突然，我看见一直昏迷的父亲唇角颤动了几下，像有话要说。我连忙俯下身去，并紧紧抓住父亲枯瘦、冰凉的手。父亲气若游丝地表达，我却仿佛听见一声霹雳：“老闺女……我……我对不起你……”
“爸爸——”我撕心裂肺，感觉整个天空都在疼痛中旋转。
父亲走了，没有看到这个国庆节的礼花，没有看到那漫天秋雨中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的市民们滚热的泪，也没有看到天津市民为他敬立的碑像。父亲啊！就让我把网友的悼言转述给您吧，希望您的在天之灵安息——
因爱无私，因爱无畏！爷爷一去，如丧亲人。
教育兴，则国兴！平凡老人懂得不平凡的道理，可敬！
说白芳礼傻的人，源于他们内心的空虚。这种傻，是多么可爱又可敬啊！
渺小而伟大，平凡却崇高，一个悲悯的普通人骑行在灵魂之巅。
……
心路花语
蹬三轮的老人白方礼，在74岁以后的生命中，靠着一脚一脚地蹬三轮，将挣下的38万元人民币分别捐给了天津的多所大学、中学和小学，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而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惊异地发现：他的个人生活几近乞丐，他的私有财产账单上是一个零。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因感动而爱，因爱而感动。一位“贫穷”的老者，一位追求“高度”的奉献者，因有着大海一般的情怀，蓝天一般的胸襟，大山一般的父爱，感动了全中国。
总有一种平凡，让我们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