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与运用机变与权变之理，在任何时候都注意给自己留下退路，这是一个高明的商人每一次出击之前都深思熟虑的问题。
“勤劳就是傻，狡猾才是聪明”现在很多年轻人对“勤”的理解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偏颇。这里的原因有很多，但关键在于没有真正地做到过“勤”体会过“勤”如果做到了，体会了就不会有这样的曲解。
胡雪岩曾说：犯法的事，我们不做。不过，朝廷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简单几句话却反映了他对做事的认识，做事要认真但不能认死理不知变通。胡雪岩认为事物之间总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总是相互作用的。有着非常灵活的手腕，并且长于变通才是明智的生存法则。
钱庄做的本来就是以钱生钱的生意。但生财要有道，不能一味贪心。应该充分掌握与运用机变与权变之理，在任何时候都要既注意给自己留下退路，又能够敢于突破常规，走别人没有走，甚至不敢走的路。
胡雪岩在他的生意由创业而至鼎盛的过程中，每桩生意的运作，就都既敢于冒险，也特别注意为自己留“后路”比如钱庄生意主要是通过兑进兑出来赚钱。兑进，自然是吸收存款以做资本，而兑出则是放款。表面看来这种生意只要把握时机，随银价的起落浮动调整好兑进兑出的利率，就可以稳稳当当坐收渔利。这种将本求利，平平淡淡的运作方式当然也可以，但终归不能将钱庄生意做大。
首先放出的款要高利收回，就要找大主顾，也就是我们现在银行里说的VIP大客户。大主顾做大生意要大本钱，能有大利润。这样的主顾因为资金雄厚自然也就不在乎借款利率的高低，这样一来钱庄的回利就会变高，生意自然就好。但一旦这样的人成为了借贷者就要加倍的小心了，因为获利越大，所担风险也大，款放给他们，自己也要担风险，这一规律是恒定的。虽然怎么样都有冒险，但只要多思，事先想好退路也是可以一试的。胡雪岩做事自然有他自己确定的原则，那就是要先弄清楚，他的米要运到什么地方去。运到官军占领的地方，可以放款给他，但要是运到有太平军的地方去，就不能放款给他。这就是为自己留下退路。
一个生意人不能只顾自己的交易环节，还要顾虑到可能危害影响到自己的所有环节。不然很可能会名利两失，勤做事用心创业但也要留有重新来过的余地，万一放款放到倒了，吃亏也是活该了。
胡雪岩做任何生意都不会把自己和官府放到对立的面上。即使一不小心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也能找到合适的理由开脱自己，不至于走上治罪的绝路。胡雪岩一事当前总是很注意为自己留退路的。可惜的是，到他的后期，他在一些很大的事情上，由于客观情势和自我疏忽而发生了损失。比如胡雪岩在为左宗棠西征筹饷而向商行借债，具体运作上就没有为自己留好退路。为筹饷而向洋人借债实际是很不合算的事情，洋人课以重利，本就息耗太重，而此项借款又不是商款，可以楚弓楚得，牟利补偿。但左宗棠为自己西征得功，却志在必成。光绪四年，他要胡雪岩出面邀集商股，同时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华、洋两面共借得商款达六百五十万两用于西征粮饷。照左宗棠的计算，七年之中，陕甘可得协饷一千八百八十万以上，以这笔饷款清偿“洋债”足够了。因协饷解到时间不一，因此要求不定还款期次。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笔借债实际定半年一个还款期次，六年还清。到左宗棠奉调入京之前，为了替后任刘锦棠筹划西征善后，左宗棠在近乎独断专行的情况下又借汇丰银行招股贷款四百万两。
对此事，朝廷批复的意思很明确，因你们息借商款，以致京内各项开支都无从筹措，自然还款也就不能帮你们了。朝廷是置之不理了，这样，借款的风险无形之中都加到了出面商借的胡雪岩一人肩上。因为虽然这两笔借款都由各省解陕的协饷还付，但协饷解到时间不能一定，而且原议解汇的协饷还有可能被取消。协饷不到，无法还款，洋行自然是找胡雪岩，而胡雪岩为了自己的信用，只能硬着头皮筹措还款。
在乱世之中要以一人之力而担国家的债务，这是不应该出现的局面，也是胡雪岩事前没有为自己预料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胡雪岩还决心在生丝生意上与洋人一拼到底，“打得赢要打，打不赢也要打”不肯将囤积的丝、茧脱货求现，则是不仅不留退路，甚至是自己将自己的退路堵死而至背水一战。这样，风波突起之时，也就除了破产查封清偿之外，别无他路了。“局势坏起来是蛮快的，现在不趁早想办法，等临时发觉不妙，就来不及补救了”这其中的道理，胡雪岩自然是极懂得的，但具体做起来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可见，生意场上瞬息万变，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因此，再有本事、实力再强的人，都不敢说自己做生意从不会失手。生意场上几乎没有生意是可以不冒任何风险的，获利多少与所冒风险的大小成正比，生意规模越大，获利越大，风险也就越大。人的认识过程是无限的，但是人的认识能力却是有限的。正因为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才使得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限，使得人们考虑问题难以周全，有些变化可以预见，可以把握，但更高更深的变化并非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