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病死。他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两宫太后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1、三股势力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忧，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是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中国处于对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地位，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集团，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訢集团应运而生。奕訢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处理“内忧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集团，奕訢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訢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而奕訢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砝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尊孝贞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这样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訢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是赞襄政务八大臣。“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王、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至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2、政变
七月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訢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谒咸丰的梓宫。据《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訢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訢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訢在热河滞留的六天里，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他们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初五日，醇郡王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恭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哓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最后，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们的是难逃的厄运。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任步军统领。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他只作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訢作步军统领。奕訢作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没过多久，奕訢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訢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写就之谕旨，宣布载垣、肃顺等罪状：
（一）“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
（二）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鋆、文祥为军机大臣。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三十岁，真可谓年轻帝胤联盟战胜了老迈的宗室顾命大臣。
3、慈禧得胜与正统皇权
正如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这样便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訢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两宫皇太后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战术运用合理：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意识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惟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使得两宫皇太后有能力打破最初的权力平衡结构。
另外，更深沉的原因是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政变前后的几次较量，便可一目了然。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妃嫔于灵前奠洒，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分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等事，皆由其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慈禧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赘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肃顺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哪怕是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摺……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惟不召见外臣。”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九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登基，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吁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同时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肃顺等人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最后，慈禧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隐藏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
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或后见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位不出名的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浑蛋者”，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又是在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充满了必然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较量之四：曹操、王莽之流与孤儿寡母。清廷决定回到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京，奏对之时，“常常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等罪名。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奕訢也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三十日，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喝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訢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訢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违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撅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另据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訢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浑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訢，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
综上所述，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应该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它无影无形，但“辛酉政变”中双方每一次实力变化，都与它息息相关。正如台湾著名清史专家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
4、“辛酉政变”与满清国运
“辛酉政变”是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的冲突，表现了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的聪明才智。它的重大结果是清朝体制的一大改变。经过“辛酉政变”，否定“赞襄政务”大臣，而由慈安皇太后与慈禧皇太后垂帘听政，这是重大的改制。“辛酉政变”后，恭亲王为议政王，这是当年睿亲王多尔衮辅政的再现。但有一点不同：既由帝胤贵族担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又由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这样皇权出现二元：议政王总揽朝政，皇太后总裁懿定。这个体制最大的特征是皇太后与恭亲王联合主政，后来逐渐演变为慈禧独揽朝政的局面。随之产生一个制度：领班军机大臣由亲贵担任，军机大臣满人两人、汉人两人。在同治朝，大体维持了这种五人军机结构的局面。“辛酉政变”就满洲贵族而言，主要是宗室贵族同帝胤贵族的矛盾与拼杀。两宫皇太后特别是慈禧皇太后，主要利用和依靠帝胤贵族，打击宗室贵族，取得了胜利。
“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挽救出来；在于它改变了其权力布局，对晚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晌。
通过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为摆脱危机而施行了新的内外政策：
对外：执行议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并讨得列强对其政权的支持。为此，她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肃等罪状时，就把“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列为首要罪状。就列强一方而言，面对清廷动荡的局面，他们也清楚“实际上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它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倒坍下来，而我们的最好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列强对华政策由主要是“打”而变成“中立”。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政变达成了默契，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对内：实行满汉合流。太平军的作战力很强，八旗兵不堪一击，绿营也腐败透顶，湘军成了能和太平军相抗衡的惟一力量。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后掌权的当月，就令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悉归节制。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衔和协办大学士，随后重用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集团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势力集团。这与咸丰朝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压制恰恰形成鲜明对比。满汉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密切地合作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政变的另一结果是那拉氏调整了权力布局。这集中地表现为她实行垂帘听政。这种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她个人独裁专政。故此，在她统治的四十八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局面。权力布局的又一改变是：清政府的权力格局，由“内重外轻”变成“内轻外重”，使中央极权和地方实力集团握有重权的矛盾现象为之解决。慈禧太后采取在地方实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一派的手法，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以利于她居间调节。但使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则造成晚清政治中延绵不绝的众多派别的纷争。
政治格局变了，满清的国运有转机吗？马上开始的由政变胜利者所主持的新政将决定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