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世界是我们通过语言和交流的合作而生存于其中的构架，实践则是一种“参与和分享”，一种与他人有关并依据活动共同决定着共同利益的过程。这些“对话”“原初性理解”等方式支持着我们的生存，也支撑和构造着人类行为的实践理性。
在伽达默尔看来，语言在本质上属于人的生活世界，人首先不是使用语言去描述世界，而是世界体现在语言中。语言不仅是理解的对象，而且是历史和传统的承载者，是理解的直接前提和出发点。基于这种见解，伽达默尔从“文本的解读、读者和作者的对话、理解和沟通”入手对主体间性问题做了探讨。他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不是一个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他指明了理解的实质是通过对话超越自己个体的有限视界，使对话双方达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意义被拓展，理解主体也得以提升，理解至此才获得了合法性地位。通过富有成效的对话，人们得以形成普遍的尺度和共同视野。
4.生存论框架下的社会交往理论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社会交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胡塞尔社会交往理论以意识哲学为基础的狭隘观点。他以一种生存论的“此在”为根本，通过对“此在”与他人“共在”的分析来解决“我”与他人之间生存上的联系。“此在”是指具体生活境域中的人。自我作为“此在”是处于他人之中的，而他人构成自我所必需的生活环境，因而自我先在性地包容着他人，自我和他人在语言世界中相遇，从而实现了自我与他人的生存。在自我与他人的主体际关系如何建立的问题上，海德格尔认为：“他人是通过周围世界来照面的。”海德格尔坚持区分“此在”面对他人的存在和面对物体的存在，认为“此在”不仅与物打交道，而且还与人打交道，与他人“共在”。“共在”是一种把自我和他人同时显现出来的存在方式。由于这种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是自我和他人共同拥有的世界。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阐发了一种共主体性，即一种新的主体间性。
20世纪的德国宗教学家马丁·布伯从“我-你”关系出发构造了一种理想的主体间对话模式。他的对话理论赋予“你”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地位。“你”在布伯看来意味着“我”以外的所有存在，不仅包括他者，还包括自然或上帝。“我-你”关系是一个原初的、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也是世界的本体。在其代表作《我与你》中，他区分了“我-它”范畴和“我-你”范畴，引入了一种奠基于“之间领域”而非主体性领域的关系。对布伯来说，“我-它”范畴是一种人对于世界的认识的、利用的关系范畴；而“我-你”范畴是一种超越于这种实用关系的“对话”和“相遇”的关系范畴。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再以“我”为中心和坐标原点对他人进行透视，而是把一切存在者都视为一种像“我”一样的超越对象性的存在。这种“我-你”关系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交谈性的双边关系。布伯的“我-你”关系强调一种“直接性”，即“我”对“你”的直接体认。直接性并不是两者的完全融合，其间永远存在着一个距离，布伯称之为“之间”。这个“之间”不能在“我”之中发现，不能在“我”的意向性中发现，也不能在主体的内在性中发现。“精神不在‘我’之中，它伫立于‘我’与‘你’之间”。布伯强调“之间”的目的是表明他的出发点不在于“我”，也不在于“他者”，而是在“我”与“你”“之间”。这样，“我”与“你”虽可以结合在一起，但不会变成一个事物。它提醒人们自我不是封闭的，在“我”之外还有“他者”，“他者”与“我”有着天然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的最好体现就是“之间”的交往对话。
布伯的理论在西方社会交往理论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超越了传统认识论哲学中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和单一的主体性原则，破除了对话中“我”的优先地位，肯定了关系的实在性和先在性，并第一次以主体间关系本身来直接构筑主体间关系模式，使人与物的关系让位于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对交往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标志着现代西方交往理论开始走向成熟。
二、西方社会交往理论的借鉴意义
西方社会交往理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中的诸多观点和结论，我们不能完全赞成。但是，这些观点是对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社会交往困惑的理解和认识。这些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思想成果，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交往现象，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1.西方交往理论的主体间性思想为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西方社会交往理论超越了个人主体性走向了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思想为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乃至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现代社会的和谐，不同于古代社会以压制个人而取得的一致。它是基于个人自由之上的和谐，是一个“包括多元、自律、参与及历史感、相互性、团结等价值”在内的社会。这种社会需要的不是单独的个人意识或个人主体性，而是一种以个人主体性的适度发挥结为一体的主体间性。
但是，我们在使用“主体间性”概念时，必须在其内涵上作出严格的界定。它不是西方哲学家所理解的那种意识或意向性关系，而是指在生产实践和社会交往实践中现实的主体间所具有的关系属性（即相关性、和谐性和整体性等），以及这些关系属性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联系。主体间性反映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间的关系，强调人是可以理解的，人与人之间应实现平等的对话，因此，要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就必须关注主体间的和谐统一。
2.西方交往理论强调通过语言交往达到相互理解、行动合理化、个人社会化，指明了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特殊作用
现代西方社会交往理论对社会交往概念作了“语言学转向”。巴赫金认为人是一种语言交往中的存在、对话着的存在。现代哲学解释学集大成者伽达默尔十分强调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他指出：“能够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说明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语言表达了人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人与世界在语言事件中是互生互存，不可分离的。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和话语伦理学也同样突出语言的功用，将其视为最基本的交往媒介，强调了语言符号系统在交往行为、文化再生产以及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主张通过语言的交往达到相互理解、行动合理化、个人社会化。
这些强调语言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的思维视角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思想启示。从社会交往活动本身看，它是社会交往主体借助于一定的交往媒介进行的活动。虽然交往的媒介首先是物质的，但我们同样应充分重视观念形态的变化，特别是语言的媒介作用。这一思想是与马克思关于语言是“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的观点以及列宁关于“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的观点相符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及社会交往的发展实践都证明，人们在实践中主要是凭借语言符号系统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社会交往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纯粹用语言手段进行社会交往。语言交往通常是在一定的非语言交往的伴随下进行的。
3.西方交往理论对于我们正确处理国际交往、文化交往、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当今时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交往愈来愈频繁，矛盾与摩擦也不断增多。如何冷静而正确地处理彼此间的关系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现代西方社会交往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哈贝马斯为例，他主张人们以真诚的“对话”来解决社会矛盾、社会争端和冲突，以“对话”的方式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让人们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取得一致。他说：“应当用相互理解、宽容、和解的立场处理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乃至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他认为，他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同样适用于处理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矛盾，即是说，不同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之间，必须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平等和民主，反对任何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强制手段干涉别人，通过武力贯彻自己意志的做法。”他进一步指出：“在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中，在国际关系和不同文化类型的交往中，实现一种无暴力、无强权的平等、公正的状态，是人类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别无道路可走。”哈贝马斯的这些观点和主张为我们加强国际、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促进和谐世界、和谐民族、和谐人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西方社会交往理论为我们全面而客观地认识社会交往活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素材，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交往系统，建立人们之间平等、和谐的交往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交往”(verkehr)是关乎人类自主活动的历史性范畴，是社会物质生活实践的重要方面，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性、总体性范畴。马克思对于“交往”没有明确的定义，仅在1864年12月28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谈到使用法文commerce(交往)这个术语的问题时指出：“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
德文中的“verkehr”除了有“交往、来往、交际、交通”的含义外，还表示“贸易、交换、流通”等，可见，交往既指物质交换活动，也指道路交通、信息沟通，同时还包括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因此，无论是法文的“commerce”或德文的“verkehr”，其最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由所有制和分工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还涵盖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甚至两性关系和社会交往等内容。可见，马克思所讲的“交往”，其主旨是指向“人与人”的交往的，既包括物质交往也包括精神交往。马克思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重点研究了物质交往，并把它作为不断深化发展的主题。对于精神交往，马克思没有展开论述，但他对物质交往的探究是彻底的。这一点正好反映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特征
（一）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交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的特点就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交往。他从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出发，以现实的个人为立足点来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内涵和地位。这既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形式上的理解，也区别于唯心主义者的主体认识解读。
马克思认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这就告诉我们，人们的生产活动是建立在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人们只有以共同活动的方式处于社会交往中，才能进行生产。所以说，生产离不开社会交往，生产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生产，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可见，马克思的社会交往范畴并不是从“人的本质”或“人的特性”中引申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从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概括出来的历史范畴。
（二）“三个统一”的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鲜明特征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唯物史观反映了在整个人类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与生产力、分工、生产方式、实践等重要范畴紧密相关，又与历史的发展、社会形态的更替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因此，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相统一、物质性原则与历史性原则相统一、价值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交往理论鲜明特征的具体体现。
1.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相统一
（1）社会交往是人的重要实践活动
马克思对交往现象考察的出发点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没有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交往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尽管精神交往同物质生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独立性，但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它也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衍生物。因此，马克思对交往现象的考察体现了实践性原则与社会性原则的统一。
第一，社会交往的主体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视野中，“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现实的个人”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是把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作为出发点。当然，作为历史前提的人也是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说：“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现实的个人”的生成要受到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而这些客观物质生活条件本身就是人类实践的结果。
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其本身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第二，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的社会交往紧密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