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家乡面貌发生很大变化的背景下，贫困落后的话题仍然严峻，只不过它已主要不是物质层面而是文化精神层面了。甚至可以认为，越是物质财富涌流，越加显现出精神的种种缺失和文化的种种落后。最近听一位先生摆谈，自1957年全国第一次地质普查以后，标记、标杆仪器、取砂样等的作业，常常引起当地农民的神秘感，农民没见过，探宝被普遍认为是“盗宝”。这类现象过去不止一次听说，不过一笑了之，但现今却意识到它的分析研究的个案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中国农民在特殊封闭环境下的特殊认知角度和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推演的过程和感知事物的特殊形态。这种落后性，真实，典型。其实，联系当今很多社会现象，我们不难看到类似“盗宝”的思维方式和逻辑。再比如土地革命时期，开江籍徐彦刚在井冈山任过红一军团参谋长，被我们念成“红一军”“团参谋长”。这显然不仅仅是句读错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知识错误？为什么对本土的历史文化如此缺乏了解？让人感到了教育文化的素质和水平一类问题，并又一次感到了我们做教师的责任有多沉重。
当前，我们的基本教育价值取向已是十分明确：“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为此而摒弃应试教育弊端，实现基本教育的价值转型——以培养学生健全的个性、完整的人格为目标，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课程体系。从这个背景下拜读学兄的诗词，别有一番意味。作为语文教师，舞文浓墨写点东西，是素质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亲自写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人格的自身实践过程，不可替代。不亲自写，怎么可能提升教师自身的心灵境界呢？怎么可能真正深入到语言文字的堂奥呢？怎么可能感知为文的用心、甘苦和字行的微妙所在呢？而没有全面深入的文化感知和心得体会，又怎么可能“传道授业解惑”呢？灿英的教书生涯和道德文章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
前不久，他将他编好的一本诗词集《古风今吟》用word文档发送给我，洋洋大观，收入新作有近百首之多。粗略拜读一过，我为之高兴不已。近几年，与灿英学兄在老家见面的时候多了一些。但知道并拜读他的诗词作品，还是近一年以来的事。很感兴趣、很喜欢、很乐意知道他在写些什么作品，尤其是留意有关家乡情事、家乡风物的东西，且感佩他教书育人的那一腔情怀。
拉杂写了以上这些，算是为灿英诗集出版凑个热闹。童言无忌，同学之言无忌。一笑。
2010年5月于成都锦里
一个数学老师的语文写作
承蒙信任，先睹为快，拜读了开江中学母校朱宏均老师的书稿《七十年沧桑》。这本大约12万字的书，以作者自己70年人生为主线，将自己的经历和教书生涯，以及所见、所闻、所感，加以回忆、挖掘、搜索、整理，以一种记录的形式，洋洋洒洒，形成了这么一部书稿，内容文字都让人耳目一新，更觉别开生面。
说到记录，央视第9频道“纪录”有一段片头语：“纪录是一种精神，纪录是一面镜子，纪录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示。纪录今天，纪录明天的历史。”解读之，所谓“纪录”，是指音像与语言等手段的综合性记录，与文字记录一样，纪录是作为一种精神现象而存在于人类活动之中的。记录本身是一种文化，更承载了人类历史文化。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中，记录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反映了该个体的一种生存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十分可贵。千百年来，世世代代书写的记录，构成了中华文化的最基本部分，甚至构成了历史的一切。记录历史文化，在很高的层面上表现了对历史事实和文化形态包括地方的历史文化的尊重和珍惜。记录也从一个方面标志着文化的发达、族群的整体素质和国家的文明化程度。
对于同乡人，当看到如下一类记录文字所勾画的开江历史图景时，是不能不注目凝视的，尤其对于远在异地的同乡人，更是欣欣然唤起对于故乡情事的追怀。
开江县城只有一个多平方公里的面积。一条长三里三的主街贯通东西，南北两街仅四米宽，是地地道道的胡同小巷。1938年12月，一场大火把主街邮政局对面的十几家街房铺面焚烧一尽，后来建起的是一排称之为“火烧坝”的低矮草房。街面上全部铺着石板，街沿都是条石镶框。全城庙宇星罗棋布，东街的水神庙、天后宫；南街的文庙、南极宫；西街的城隍庙、火神庙；北街的圣庙、药王庙。县政府坐落在县城中心主街的北侧，高大的石排门前呈八字形的石栏杆直达街沿，栏杆内立着历届县长的功德碑，碑前两只高大威猛的石狮子恶狠狠地盯着过往的行人。县政府机关、学校门前都写着醒目的标语“驱逐倭寇，还我河山”、“支持前方，抗战到底”。
以上关于旧县城格局风貌、街巷建筑景观、寺庙会馆，关于县府八字衙门，关于火烧坝一类的沧桑变化等，对后世的我们都是第一次留下印象，而这却是十分必要的尤其珍贵的关于家乡故土的历史文化印记。所有这一切，尽在作者笔下，显得丰富多彩，特具本土特色。
朱宏均老师本是一位数学教学高手，拥有数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的名衔，但却写了这么一本回忆纪实一类的人文著作，其走笔行文，兼具文学、历史色彩，还带了一点新闻特写的笔调。其历史的、人文的价值与高度，不能不令人称道。朱老师退休多年，如今又以自己的历史人文记录，表现了自己的除数学王国之外的另一种生存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
这本书给我一个很深印象，是朱老师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及其特点。
怎样教好学生？这是一个古老而新鲜的永恒课题，也是老师一生的面对。每一个学生都是老师的研究课题，没有简单的重复和现成的模式，没有静止不变的评语和结论。现成的经验和知识是永远不够的。朱老师一辈子做这个课题，看来，他的成功奥秘，首在明确“教人”这一责任，而“不应该只教书”。因为“教育的核心是教学生怎样做人。传道就是传爱国、为民、复兴中华、立身做人的大道”，因此，把这看成是“教师沉甸甸的使命”。于是，“我用‘忠诚’铸造的师魂，就是‘心中随时装着学生的成长’。有了这样的师魂，精神便有巍然屹立的支柱，奋斗便有永不枯竭的力量，生活便有甜美的滋味，岁月便有绚丽的闪光，事业便会收获成功，人生便没有白活”。
朱老师“教人”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写道：“教师的表率是教师天性的一种真诚而自然的流露。我在流露这种真诚时，特别注意了从细微处以德立身、以身立教。不管是农村学生还是城镇学生，不管是百姓子女还是官宦子弟，在我心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享受到的关爱都是公正、公平的。”
在多年的高中数学教学实践中，朱老师逐渐形成“立足基础、提示规律、启迪思维、科学训练、突出能力、稳步提高”的教学特色，加之课堂教学语言精练，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因而深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十分突出。
2010年5月3日，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大学最缺乏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第一，就是跨学科的广度；第二，就是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被动的倾听者、接受者，他们把注意力放在对于知识要点的掌握上，不去开发独立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这样的一种传统亚洲模式，对于培养一些流水线的工程师或者是中层的管理干部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如果要去培养具有领导力和创新精神的人才，那就不行了。中国教育所缺乏的，恰恰是朱老师所拥有的。之所以他被光荣评为特级教师，个中奥秘不言而喻。
当年，由于数学高考成绩发挥了中杠作用，全班43人中，有31人上了大专线，6人上了中专线，升学率达到了86%。1983年高考，灵感让我押中了数学的附加题(得分计入总分)。1989年高考，我又一字不变地押中了两道解答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90年代初，开江中学的教学质量成绩斐然，曾夺得过“四川省高考红旗”，文、理科的数学高考人平分一直名列全地区第一，我所带的理科班数学高考成绩，届届名列全校第一。
解读之，开中作为名噪一时的川东北中学名校，其名师的作用发挥多么关键。名校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人才辈出，从所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高升学率，可想象母校的一度辉煌。名师所具有的很高的预见性、判断力，乃是建立在博大深厚的专业基础之上的，这个博大深厚，与教师的知识理论基础、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和专业修养，可是紧密联系着啊。根据介绍，朱老师所教学生高考人平分均列于市内前茅。还撰写了学术论文10余篇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设计制作的高中数学投影片，有14套被省电教馆审定为高中教材，在全省生产发行，约占全省高中数学投影教材发行总量的40%；其教学成果获省级一、二、三等奖各两项。朱老师取得了教人教书的斐然业绩，早已在学子们心中树起了一道风景。时过20年，朱老师在自己的著作中，再一次回顾了平生的这一研究课题及其成果，而且更进一步深化了、升华了这一课题的学理性成果。
这部书，正如书名所标识的，记载了几个时代和社会，历经沧桑变化，饱受贫穷苦难，无论是时世动荡的忧患、翻身解放的喜悦、物质匮乏的煎熬、时代风雨的洗礼、改革开放的振奋、教书敬业的庄严，乃至最后荣誉奖赏的平静以待，无不反映了社会的急剧变革与转型、人生的坎坷与祸福。把这一丰富多彩、曲折多舛的经历，放到过去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的高度军事化背景下，放到当今强大的媒体和网络背景下，人们不难发现一个严峻事实：青少年一点一点地被同质化，说一样的话，穿一样的服装，化一样的妆，而个人的力量、个性的光芒都被一点一点泯灭。此一同质化与非同质化的对比及其结果，大可清醒认识我们的时代，深度体验我们的生活，从容引领我们的未来，这可能正是本书所具有的特殊现实意义和价值取向吧。
这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特点，一个反映朱老师作为数学教师的职业性的数学化、数据化思维特点。书中的诸多内容让我感受到了数学方法的某种精要和特点，某种魅力和思维逻辑的严密。这一特点的产生，正好与现代人文学科所普遍出现的数学方法合了拍。看似偶合，其实是朱老师人生轨迹的逻辑必然。百年来出现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学科方法，特别包括了统计的方法和数学模型等的方法。这种方法，为人文研究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和切入点，社会、人生、青少年教育成长等诸多方面，都可能转化为数字的数据的形态而获得更为准确、更为精细、更为科学的结论，从而进入国家社会的文化记忆。
开江老家，历经动荡，尤其是“文革”劫难，遗存下来的历代文献记录已然不多，寥寥可数。如今我们后代人所能见到的家乡历史文化、所保存的集体记忆，可以说是残破不堪，成为开江的一个永远的文化纠结和心痛。把朱老师的大作放到这个背景下，其意义不可谓不大，其价值堪称宝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行退耕还林、植树造林政策，来恢复和发展我们的自然生态，而我们在人文生态方面，何尝不应该来个“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呢？须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为进一步建设我们的美好生活，促进家乡社会文化建设、发展和繁荣，需要有更多像朱老师这样的开江人，以自己的笔记录自己，也就是记录开江、记录地方、记录我们中华民族，记录所有特具精神价值的一切文化遗产的东西。正是出于这一愿望，我挤出自己有限的时间精力，来拜读朱老师大作，写了如上文字，算是一个小小的促进行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