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开江县境内，孙姓一族人口多，清代时期即成为县内第一大姓。县城闹市中心的今县邮局所在地，是民国前县内建筑规模最为宏大的孙家祠堂旧址。数百年间，孙姓一族诗礼传家，庭训严明，代有贤能，报效国家。故有俗语传云：“孙家的顶子，张家的碇子，高家的牌子”。表明孙姓一族在文化上的成就、传统和影响。
孙姓各支派族谱记载表明，开江孙姓多支，皆为春秋齐国乐安孙书之后。清朝时，由孙姓各族组织“联宗会”，并考证各族世系之源流，确立辈分关系。燕峰孙氏之“仁”与长岭甘棠孙氏之“道”，与白岩河孙氏之“国”，与土地坪孙氏之“宣”等为同辈。故有“四同”之说。开江《燕峰孙氏族谱》(民国37年石印本)：“虽然吾氏不一其族，某也孙住甘棠，某也孙住任市，某也孙住土地坪，其余单独门户，自成一家者，更有四五支姓，散见于某乡某里，是以姓氏上必冠以地者，示别也。”
开江孙姓既然“不一其族”，在“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背景下，各支祖籍亦是有别。甘棠白岩河孙家坝一支，先祖孙邦达，于元末自江西泰和县浮潭里迁徙湖广宝庆府新化县，清乾隆年间，始祖孙继孔入蜀，已传十一二代。甘棠圆(方言，音nuán)坝子一支，祖籍湖广慈利县应子岩鹅公大丘，清咸丰年间自“万县河对门”迁徙至新宁。入蜀始祖孙德清，今已传六七代。上溯至利川一代祖孙必科，已传十四代。土地坪一支，先祖均德公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自江西迁徙入湖广黄冈淋山河(黄州府黄冈县)中和乡发籍。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自湖广新州之毕铺迁徙入蜀(1989年版《开江县志》记载为孝感县洗脚河，有误)。入蜀始祖孙登龙。今已传十二三代。有湖北新州孙氏所撰《孙氏族谱》，详载土地坪孙氏世系。甘棠、长岭一支，清康熙年间自湖广麻城孝感乡洗脚河迁徙入蜀，落业甘棠铺(一说清代由垫江梨树场避乱而迁入甘棠。又一说，300多年前从岳池县迁入甘棠观音岩上)。任市一支，清康熙年间自湖广麻城孝感乡洗脚河迁徙入蜀；八庙孙姓，是开江近年发现的孙姓第七支。据所传《孙氏谱书序》载，“溯吾始祖渊源，肇自明朝，先祖山东，发脉江南，移居湖广行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孙象中岭洗脚河孙家塝生长人氏。大明永乐年间，擢取进士。以后知县、知府、州伊，举贡生员，具难深详。及至于大明崇祯时，张献忠剿四川之后，
自湖广麻城县移居新宁县（今开江县）二甲福寿里八庙桥，落业孙家坝青龙湾。”入蜀始祖孙润，今已传十二代。燕峰一支，明洪武二年(1369)自湖广“孝感洗脚河”迁徙入蜀，落户蔡家坝，移居县城西门。入蜀始祖孙也鲁。今已传十八九代。民国37年(1948)撰修石印本《燕峰孙氏族谱》。这个统计所列，大体反映了开江境内移民族群的源流、走向与孙姓一族的分布格局。
一、关于燕峰孙氏祖籍
《开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社会编”一章，以简表形式，记录了境内22姓望族。其中，明代迁徙入川的移民存续下来的有孙、张、高三姓。所列孙姓即燕峰一支，“明洪武二年来自湖北孝感，落户蔡家坝，移居城西门、北门”。
根据笔者考察，简表所列孙、张、高三姓，其实都是于明洪武二年（1369）来自湖广行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据世代口碑传说，三姓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结伴同行，落居开江。事实上，从目前所收集到的两种《燕峰孙氏族谱》（一为清代手抄本，一为民国38年石印本）来看，均明确记载其祖籍为“黄麻”、“麻城孝感乡”，而并非“孝感县”。
县志及部分孙姓族人何以认为是“湖北孝感”呢？不得而知，但大体分析一下，不难看出，一、“湖北孝感”一语，就地名表述来看，较为含混，不够规范，因而不能说就不是指“孝感乡”；二、反映了“孝感乡”仅仅见诸四川各族谱记载和口碑传说，而湖北孝感作为行政区划建置，在移民寻根文化热潮中知名度越来越高，因而对“孝感乡”的历史符号形成极大的屏蔽，很容易使四川民间发生认知上的误导。在上世纪开始修志的80年代初期，这一误导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在今天，这一现象仍然存在。
《燕峰孙氏族谱》述及迁徙入川，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记载：明“洪武二年”。这个时间坐标也足以证明其“麻城孝感乡”祖籍。
首先，明“洪武二年”，湖广麻城籍入川移民族群是极大一批。自明玉珍开移楚民实蜀之先河，洪武四年后明朝更大规模地组织向四川移民。这一历史情况，在当时及以后各地各姓的族谱上，记载甚多，可谓比比皆是。民国《荣县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见之家谱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黃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又如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仁寿《李氏族谱》：“元末吾祖世居麻城孝感青山，陈逆之乱，乡人明玉珍据成都，招抚乡里，吾祖兄弟七人迁蜀，因与祖一公籍寿焉。”内江《周氏族谱》载：“明初，诏以湖广世族安播四川，我明器祖遂偕至戚雷华辅偶行入川。”
又如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然查明代史籍，却不见官方移民文告记载，惟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
指出朱元璋曾推行大规模移民措施。故明初朝廷诏令移民事当属不谬。移民的成效是显著的，洪武五年从明氏政权接手人户84000户，至洪武十四年的9年间，人户增至214900户，增长率为155.83%，且以麻城孝感乡人居多。或曰：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迁移。
另外，开江一地，有关洪武二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几乎不存。但据开江籍兰州军旅作家邓祥燕介绍，他老家严家乡高寺村有座老拱桥，刻石记载建造于明洪武二年。这个年代有石拱桥保存下来，也证明“洪武二年”一说的历史存在。
开江东门乡有行政建制村真武宫村，得名于该地自古来有真武宫会馆建筑。真武宫，有的地方也叫帝主宫，奉真武祖师，为湖广黄州府移民会馆。根据《开江县志·社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记载：城厢翁、江、张、潘、周、程、何、徐、陶等九姓原籍湖广黄州府。康熙年间，异姓联宗，修建帝主宫家庙，类似同乡会馆。其他籍贯也是如此。普安颜、金二姓，联宗同修禹王宫家庙，以供奉原籍家神。真武宫村至今仍是孙、张二姓聚居之地，这也从一个侧面透露了黄州府移民的若干信息证明。
二、关于“麻城孝感乡”及“洗脚河”
麻城市政协主席凌礼潮先生，著《麻城孝感乡之谜》。2007年冬，凌礼潮主席一行上川考察，笔者所在的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研究中心组织专题座谈会。凌主席介绍，麻城县位于湖北最东北角，距黄冈市（即古之黄州府）北175里，在大别山与平原交接地，“一脚踏三水”。隋开皇十八年（598）置麻城县。全县面积3700平方公里，120万人。自古以来，江淮之间是南北战争动乱交错地，因此，麻城历代人口迁移流动性极大，移民文化发达。康熙九年《麻城县志》卷一《封城志·乡区》：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八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太平乡原额五十八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仙居乡原额五十四里，后并作二十五里；亭川乡原额二十五里，后并作二十四里。国朝因之。
至于县名“孝感”，据凌礼潮考证，得名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但在明初被撤销建置，并入黄州府。当其时，孝感一地亦因战乱频仍而人烟断绝，不仅没有向外移民，反倒从麻城大量移民，所占比例多达百分之六十以上（见《麻城文史》2008年创刊号第10页）。数百年来，孝感市其地的麻城移民后裔，普遍认同祖居麻城县城内“筷子街儿”，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燕峰孙氏族谱》述其祖居地小地名曰“洗脚河”。洗脚河，在今麻城市五脑山国家森林公园虎形地村。五脑山其实是一座小山丘，坐落于市区西郊，两面山形如虎，中有一条小溪，就是洗脚河。五脑山山势呈南北走向。南端有道教活动场所帝主庙；北端是凤岭，“凤岭朝云”是麻城著名八景之一；中部即为霸王山，相传得名于项羽曾驻兵于此。洗脚河下游河畔，有一座水库。举水河畔十里铺，有移民渡口遗迹。洗脚河这一明确的地名记载，也足以证明，其祖籍应是麻城孝感乡。“洗脚河”地名，在迁徙入川的麻城孝感乡移民谱牒中多有记载。而据麻城市有关部门和专家考证，今孝感市境内尚未发现有“洗脚河”小地名存在。而移民入川，循祖例将原籍地名带入落居地者，不乏其例。今彭州市区龙兴寺侧一条已消失了的小河，即是该地移民祖先带入“洗脚河”一名而命之。
开江八庙乡另一支孙姓，所传清代撰制的《孙氏谱书序》有载，“溯吾始祖渊源，肇自明朝，先祖山东，发脉江南，移居湖广行省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孙象中岭洗脚河孙家塝生长人氏。大明永乐年间，擢取进士。以后知县、知府、州伊，举贡生员，具难深详。及至于大明崇祯时，张献忠剿四川之后，自湖广麻城县移居新宁县（按：今开江县）二甲福寿里八庙桥，落业孙家坝青龙湾。”
文中所述祖居地名，与《燕峰孙氏族谱》述其祖居地小地名大体相同，但在“麻城县孝感乡”后面多了两个小地名，即“孙象中岭洗脚河孙家塝”。这就是说，洗脚河一地，是在一个叫“孙象中岭”的山间。那么，它与前述之“五脑山国家森林公园虎形地村”是什么关系？其二，“洗脚河孙家塝”，地名更为具体翔实，《燕峰孙氏族谱》述其祖居地，也是在“洗脚河”的孙家塝吗？还是在其他地方？
三、何以麻城孝感乡人迁之不绝
这是一个受到普遍质疑的问题。本文不拟专述。根据有关专家研究，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如简阳《汪氏族谱》称：“汪氏世居江南徽州府黔（黟）县，地名猪市街竹林嘴。后迁湖广黄州府黄冈县高河坎汪家集，后又分迁麻城县孝感乡蒿枝坝大松树。至明朝洪武四年，我远祖兄弟四人奉旨入川。”
又如内江《张氏族谱》载：“大明宣德元年丙千岁，奉旨以江西填实湖广，遂尔奔楚，既居黄州府孝感乡……
弘治即位，群臣云西蜀土广人稀，皇上诏以楚民填实西蜀……”
说明孝感乡民不断被补充且又不断移向四川，人口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如《湖北方志》1991年第1期邹功勇《麻城迁民四川问题初探》提供的数据：洪武二十四年全县册定人户为15809户，而永乐七年为15810户，相隔18年仅增1户，这足以说明人口的平衡状态。
另外，就四川移民后裔多称其祖籍为“麻城孝感乡”的现象，陈世松教授提出，文化堆积层是一个“层累”过程，正是社会记忆传承和象征符号建构的平台、通道。身处移民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之中，经历“变异”而“认同”、而“融合”的过程，逐渐把“孝感乡”视为共同祖籍地。整合过程中，祖籍地认同、亲属认同、语言、习俗、信仰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这一认同现象，正是为了寻找今天的家园感，为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提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