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
民人为什么饥荒？因为在上的人吃掉用掉了太多的赋税，所以就发生了饥荒。
民人为什么难于治理（不听调度），因为在上的人老在那里找事干（上边对老百姓提的要求太多、花样太多、让百姓干的事太多），所以民人就不听上头的指挥了。
民人为什么轻忽生死？因为上边的人生活得太奢侈富裕了，所以对于死的危险也不在话下了。
那些并不特别看重自己的生存生命的人，那些自然而然地生活着的人，其实比特别宝贵皇重自己的生存的人更高明。
老子在这里替百姓吐了点苦水。
这一系列话语也很有份量。老子指出，治国方面的一些麻烦，一些政治困局，其实是统治者自身造成的。为什么饥荒？统治者们太多吃多占了，苛捐杂税、傜役负担已经让民人无法承担了。这里既有实际的食品消费品数量产量问题，也有相对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如果共体时艰，统治者圈子里的人员即“上面”的人员与老百姓一起艰苦奋斗，乱局就不会出现得如何严重。而在上者穷奢极欲，老百姓啼饥号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还想让国家不出现乱局变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民人难以治理，不听上头的话，是怎么发生的呢？老子认为上头要做的事越多，提出的指挥越多，各种智谋花招手段策略越多，老百姓也就越发刁恶，越发不听你的那一套。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花招启发了他做事是可以耍弄花枪的。你的要求提醒了他，那么多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你是不体谅老百姓的疾苦的。于是你有政策他只能答以对策。你想干的事情太多，任务多，说法多，道理多，许诺也就太多。而兑现的就会越少，空头支票就会泛滥，上头就会屡屡失信于民，上头的威信就会越低，民人不就成了难剃的头、成了刺儿头了吗？
上头的指挥治理如果背离了无为，即令民人自己过日子的大道，一切就会适得其反。
民人为什么连死都不怕了？这里又呼应到民不畏死上来了。老子的说法也很别致，你越是活得高级、享受、优裕、奢华，老百姓就越是要与你拼命，自己不活了也要让你活不下去。这不能不让你想起塔里班的那个逻辑。你越想活，我越想死。你大活特活，你高消费高指标高纵欲……只会使我越加绝望，越加愤怒，越加狂暴，越加要采取极端行动。
这里老子讲的民之轻死，恐怕不仅仅是轻视自己之死，不惜以死相争，而且也包括了轻视生命之死，或是期待着用死亡来回应“其上”的“生之厚”。
当然，作为当代国际政治事件，我们是谴责反对恐怖主义的，我们也完全无须以老子讲的轻死现象与现在的恐怖主义相提并论，但是，一些“成功者”与在上者的生之厚，会成为另一些“失败者”与在下者、弱势者的轻死的根源，老子当年能提出这个命题，堪称振聋发聩，今天也值得掩卷长思。
于是，老子反过来奉劝那些生之甚厚，享受得登峰造极的人，其实不如听其自然，过一种更自然更朴素的生活，才是更健康。
这使我想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周谷城的一次谈话，他已经九十多岁高龄了，我问他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我的养生之道可能别人不容易接受，就是说，我的养生的关键就在于“不养生”三个字。妙哉，周老庶几达到无以生为者，是贤於贵生的境界喽。
周老的说法也令人想起相反的情况，神经质的贪生怕死，过度的营养、保健、进补、医疗，对于自己的健康情况生命情况的疑神疑鬼，更不要说是穷奢极欲了，那不是自取灭亡又是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