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没有种族斗争的局限。而且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他们在不公正的政治压迫和超限度的经济剥削下的非人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作了深入剖析。并以“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不自由，毋宁死”的无畏气概，鼓励人民起来反抗。
应该看到，当时的革命者，一部分来自读书识字的新式知识分子，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如会党、流民），前者还有有产阶级的印记，后者则缺乏深刻的思想。因此，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写的宣传文章，只是站在民族主义的“排满”和“救亡”立场上展开论述。像黄侃这样真诚、深刻地同情人民疾苦，号召贫苦大众起来向富人展开生死搏斗的文章，并不多见。
黄侃的《释侠》一文，同样充满着革命精神。作者实际上是把“侠者”比为革命者，鼓励同志们挺身而出，帮助弱小，造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
正当黄侃追随恩师章太炎努力求学、投身革命的时候，家乡却传来了母亲重病的消息。黄侃是个孝子，接到消息以后，很快就决定回家侍奉病中的母亲。
然而此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形势却不容乐观。自从孙、黄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民报》的极为有力的宣传下，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可是在1907年 2月以后，同盟会内部却发生了矛盾。由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当局要求孙中山离日，名为“劝离出境”。当时，黄兴也准备离日。并且决定，汪精卫与黄兴同行，胡汉民伴随孙中山。
孙中山和黄兴却因为在商定旗帜图案时意见不统一，出现了革命以来的首次纠纷。随后又因为经费、购买军械等问题，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一直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这些出于小派别的猜忌、嫉妒和个人恩怨，与革命党的根本目标或思想体系、政治路线无关。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纠纷日益恶化，所以牵动着许多同盟会员的心。
黄侃作为同盟会的成员，对这个革命组织的命运自然非常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黄侃虽然忧心于同盟会的形势，但是作为一个基层成员，他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事态如何发展、变化，他也不能轻易表态。他只好潜心学问，每日跟在章太炎身边，一起讨论一些经学问题，或以赋诗互相唱和。于是，他一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知道自己在此也无益于形势，更忧心母亲的病情，便马上准备动身回国。
临行时，章太炎将自己所著的《新方言》赠给黄侃，并在上面注上：《新方言》370事，赠黄季刚。于是2月底，黄侃终于风尘仆仆地归国赶回家中，开始了为母亲治病而奔波。
“黄疯子”轶事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样一个说法：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开裤带，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
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以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因参加同盟会在日本流亡时，某日，听说相识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汤芗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都督）处宴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些人，可他不请自去。用他的原话是：“到那天我自己就去了，一进门，那些人见是我，先吓了一跳，然后又装得挺热乎的。我也不说什么，脱下鞋入座就吃。等吃完了，我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我赶紧跑了。”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以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是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京大学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他辗转打听到了章氏的下落，即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恩师。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监共苦数月之后，终被警察驱逐。
【大师小传】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黄侃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官至清二品大员（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7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可谓语出惊人。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并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并拜入其门下。同期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1935年10月6日，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年仅50岁。
黄侃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
周作人：“和风细雨般快意”的六年留日生涯
“周作人”的名字，多年来一直是和“汉奸”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哥哥鲁迅从早年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道扬镳，也是人们多年来猜测、揣摩的话题。而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了很久，近些年才逐渐正视了他文学大家的身份。他对日本的好感与亲近正是从留学开始的，也许那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把东京当成第二故乡
1906年夏天，已旅日数年的鲁迅，被母亲催着回国结婚。他这次回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带二弟作人去日本。周作人刚刚获得公费去日本留学的资格。鲁迅一直关心着他留学的事，不断写信要他争取，这次终于有了结果。婚后第4天，鲁迅就和周作人一道，乘船离开绍兴赴日本。
周作人最初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是一种表面的礼仪上的接触，不似鲁迅那种精神上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
他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到达东京后，周作人跟着鲁迅住进了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对周作人来说，一切所见所闻都无比新鲜，使他惊奇和兴奋。他被安排在楼上路南靠西端的房间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一个日本少女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副自在怡然的样子。从此引发了周作人后来非常关注的妇女问题，而对中国妇女缠足的恶习批判最为严厉。他从中日两国妇女赤足与缠足对比中得到的触动，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由赤足的习俗，周作人更扩大到观察和思考日本人生活中的天然之美。他给日本人的生活所下定义的一个重要依据：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周作人对日本人穿的鞋子和袜子也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鲁迅来日本时，因为听了一个老留学生的劝告，买了许多双中国的白袜子，结果全然用不上，成了一个笑话。周作人来时，当然就吸取了教训。日本的布袜子将足趾分为两枝，穿上木屐，很是方便。但这办法不适用包过脚的女子，因为她们的足趾是重叠的，分不开来了。周作人比较了几个国家的鞋子，道：“我常想，世间的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的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
周作人来东京后，兄弟两个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业上共同进步。他们平时最喜欢逛书店。书店离得并不远。从旅馆所在的本乡区，过一条叫外濠的河，跨过御茶水桥，是中国留学生会馆，它的门房里就有汉文书刊发卖。神田区的神保町后来又开办了群益书社和中国书林社，他们也是常去的。
兄弟俩同学外语
当时搞文学，最好多学几门外语。这道理自然不难明白。经过东京和仙台两地的学习，鲁迅的日文水平已经比较好。而周作人却得从头学起。
一开始，他参加了一个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上课，教师是日本人菊地勉，30多岁，一手字写得漂亮。他的教学方法是手上一面写着，嘴里一面念着，同步进行，很得要领，让周作人大为佩服。然而，他去听课的次数却并不多，原因是他嫌老师讲得太慢。
不过，周作人承认，他的日语基础知识，正是从菊地勉老师那里学来的。他当时之所以学习不很用功，是因为同鲁迅住在一起，很多事由鲁迅代办，用不着他费心。他平常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只是往丸善书店买几本书而已。
后来，因为需要有正式的学籍，他选择了法政大学特别预科，学制是1年，所学内容是日文、英文、算学、历史等比较浅近的科目。普通科目的知识，周作人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日语又已学过1年，所以上这个学校有点浪费时间。缴了1年的学费，实际上去上课的时间连70%也不到。
期末考试，他接到通知，赶过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个第二名。学校的事务员告诉他，要不是因为迟到缺考1门功课，考第一是必定无疑的了。周作人觉得第二名也很好，省得担任学生代表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得的奖品是一册《伊索寓言》日译本。
其时，兄弟俩和几位朋友正酝酿出版一本杂志，登载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革命者对俄国革命很有研究的兴趣，普通读者也很想了解俄国的作家作品。鲁迅和周作人觉得，俄国的国情跟中国的有些相像，应该多加介绍，以资借鉴。为此，他们买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著作，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英译《屠格涅夫全集》。英文只有周作人熟悉，鲁迅并不懂得。
于是，兄弟俩同其他几位留学生商议，决定一起学俄文。他们集了6个人，请一位俄国人玛丽亚孔特夫人来教授，学费每人每月5元，每晚上课1小时。授课地点选在神田，离他们住的伍舍并不远。
女老师是一个流亡日本的犹太人，大约30多岁，不会讲日本话，上课全说俄语。一开始，他们请一位学俄语的日本学生来当翻译。但这个人木讷，不善言辞。文法上的规则，他以为大家看了书都能明白，所以总是说，“如诸位所已知道”，“如诸位所已知道”，不但不能起到详细解说的作用，还更浪费时间。因此，他只来了一两次就不来了。
大家只好上课之前先看字典和文法，课堂上跟着老师的发音朗读。俄文的发音虽也有难处，但较英文规则一些，读起来并不难。其难处在于有些字很长，音节不好掌握。同学中有一个叫汪公权的，发音总学不好，每念一个字总要加上一些杂音，听上去“仆仆”作响。不但老师替他着急，连旁边的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人也急得浑身发热。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没过多久，这个俄文班就散伙了。而他们托老师从海参崴买来的初级课本还没有读完。
周作人在学习语言方面似乎比大哥更有天赋，他这时又开始了古希腊文的学习。西方的文明有两个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圣经》。在西方，修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先要学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但当时，日本高等学校里只有帝国大学哲学系设希腊文课，此外只有西方人办的学校里才有。周作人选择了美国的教会学校立教大学。一开始，用怀德的《希腊文初步》打基础，接下去读色诺芬的《进军记》。
周作人对正统的希腊文还不那么热心，倒是经常去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听希腊文的《福音书》的讲义。那是古代希腊的白话文，因为是圣书所用的语言，应该使普通老百姓能懂。周作人来听这讲义，怀着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圣经》从希腊文直接译成汉文。
后来他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一方面是因为思想改变，不再觉得文章是越古越好；另一方面是重读了《圣经》的汉文译本，觉得已经很不错，用不着再改译了。但周作人所学的古希腊文，仍然是极有用的。在中国，通这种文字的人本来极少，而既懂古希腊文又有深厚文学造诣的人就更少。周作人有这个优势，遂成为中国现代翻译界一大家。
兄弟俩致力翻译
鲁迅一面翻译科学小说，一面也在筹备出版一种文学杂志。筹备文学杂志需要资金，也需要有稿子。撰写稿件就需要参考资料，搜集资料当然需要买书。最好的办法是先搞一些翻译，挣取稿酬，再来买书。
周作人跟鲁迅刚到东京，就看见宿舍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文书，是鲁迅回国前订购的。有英国人该莱所著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和法国人泰恩（通译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英译本4卷。鲁迅的英文水平不高，这些书倒很适合周作人看。他也很感兴趣。他以前没见过文学史这类书，现在了解到泰恩所著的文学史偏重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并且提供很多英国历史知识，觉得很有用。
至于那本神话书，虽然说的是英国文学对希腊神话的应用，但行文中也可以理出那神话本身的大概了。在书的前面，还说明古今各派神话研究者对希腊神话的解释，使周作人大开眼界。他特别注意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正好，书店里在卖这位神话研究者的著作。他跑去买了来，有《习俗与神话》和《神话仪式和宗教》，这成为他后来研究神话的起始著作。
其间，两兄弟合作译了多种文学作品，成绩斐然。鲁迅多译短篇小说，周作人偏重译长篇和中篇小说。周作人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有5种：《红星佚史》、《劲草》、《匈奴奇士录》、《炭画》和《黄蔷薇》。其中，《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在当时都已出版；另外3种却卖不出去，有的后来丢失，有的则许多年后才面世。
除了一套《屠格涅夫选集》外，他们还买了丹麦波澜兑斯的《波兰印象记》。该书介绍了几个反抗现实的浪漫主义诗人，很有参考价值。以后鲁迅写文章，还认真地参考过它。因为书是英文版，所以，鲁迅使用时，须经过周作人口译。还有一册《匈牙利文学史论》，后来也成为他们的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