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通今的季羡林，年轻时代却是学西洋文学出身——也许，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师的标记，博学多才，打通中西。当初他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跟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与印度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在德国留学的10年，彻底改变了他的整个一生。
初至德的迷茫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为德文。在清华学习期间，他涉猎广泛，除本专业的课程以外，还自修了英文、梵文，并选修了清华诸名师如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等诸多课程。1935年9月，他被录取为清华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考入哥廷根大学，学籍为期2年。
季羡林经由首都柏林转至哥廷根市。他一下车，就在一位学长的带领下来到住处，见到了房东。这是一对50来岁的德国夫妇，因为儿子出去上大学，就把他的房间出租了。季羡林住了下来。他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一住就是10个春秋，和这对夫妇有了亲如家人的感情。
刚刚来到德国时，年轻的季羡林还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他在柏林逗留期间，友人汪殿华力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因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之后，在好友章用的建议下，他便选择了希腊文课程。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就让季羡林有些沮丧，学得不是很顺利。后来他又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埃及文字。
不过，虽然很多东西还不太明朗；至少他知道，他可以去了解那些古老而美丽的文字。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
“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作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真’，有‘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
决定主修梵文
不久，季羡林偶然结识了主修自然科学的龙丕炎。闲谈中得知，他选修过1年的梵文课。恰好，季羡林在国内时，听过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也动过想学的念头。认识了龙丕炎之后，对方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他。章用得知后，竟也支持他学梵文的想法。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寻觅，季羡林仿佛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知己，他觉得自己就应该学习梵文。因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非常大，研究梵文，研究中、印文化的交流，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更何况，哥廷根有着世界级的梵文大师，这个机会以后怕是很难再有了。于是，他终于定下以梵文为主修目标的方向，并且一直走了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想要捉住好梦，自然得付出努力。所以，季羡林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全力以赴。他选定了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的印度学。但是，按照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3个系：1个主系、2个副系。主系已经毋庸置疑，但副系却还需要费些周折。
他一向鄙薄那种在国外以汉学赚取文凭、回国后又用西洋文学糊弄国人的所谓“留洋博士”；也见过有些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地选择汉学作为副系，却对汉学一无所知，因而被拒之门外。为此他下定决心，绝不选择任何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课程。最后，他确定以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的学习方向。梵文课和斯拉夫语言课都在高斯-韦伯楼里上，他每天都泡在这里学习一整天。
梵文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其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梵文班的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是当时“梵文讲座”的主持人、著名梵文学家。刚开学时，班里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但这并未影响到瓦尔德·施米特授课的热情，依然系统、认真地给季羡林讲课。也许这就是德国人严谨、认真精神的体现吧。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籍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季羡林很快就觉得，梵文学起来确实很艰难。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对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梵文是死文字，脱离实际生活很远，很难理解。教授要他读句子，字看起来还眼熟，对语法就一点概念都没有了。读起来结结巴巴，翻译起来也不知所云，急得满头大汗。
没办法，他以后上课前就只好先预习，用多出几倍的时间来做准备。慢慢地，自己就习惯这种学习方法了，梵文课学起来也渐渐得心应手。
课余时间，他就泡在图书馆里。这里的图书馆藏书虽然不多，但是有很多珍本；最珍贵的便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有100余部，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很多大图书馆里都没有。
直到第二学年开始，班上又来了2个德国学生。其中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以前就学习过梵文课。本来对老学生肃然起敬的季羡林，却慢慢地发现，这位懂4国语言的师兄，对梵文竟然束手无策；只要老师一提问，他就目瞪口呆，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被征走当兵为止，始终也没有完成梵文课程的学业。季羡林虽然了解梵文的复杂难懂，但生性好强的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个难关，把梵文当成“龙门”，自己一定要跳过去。
2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到了第三学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确定为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大事》是一部采用混合梵语写成的史传类作品。于是，从此之后，季羡林的所有课余时光，都与这厚厚的3大册《大事》一起度过。
兼任汉学讲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向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境。季羡林有国难回。他的留学交换期也满了，奖学金停发。季羡林陷入困境，一时进退无门。
正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朋友找上门来，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就是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区人，现任汉学研究所所长。哈隆听说季羡林交换期已满却没有经济来源之后，便主动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汉学研究所的老师。这对季羡林来说简直是及时雨，他顿时喜出望外，赶忙答应了下来。于是，季羡林一边攻读印度学博士，一边当汉学讲师。
哈隆教授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汉学知识极其渊博，尤其擅长甲骨文；但奇怪的是，像这样一位汉学大家，竟然不会说中国话。后来，哈隆教授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餐厅为他饯行。哈隆教授在哥廷根这么多年，长期抑郁不得志，便不免感慨，只有这两个中国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在汉学研究所里，季羡林还认识了几位汉学家：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季羡林曾帮他翻译过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
再学吐火罗文
这时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因为战争爆发，已经被征从军了。季羡林的梵语导师，由已经退休了的西克教授接任。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就对季羡林认真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季羡林，一个是文学名著《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还有一个是吐火罗文——他是率先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
西克教授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立刻安排时间就准备上课。季羡林顿时被教授的精神所感动了，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感激。老先生愿意把他毕生的心血交给自己，那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即使功课再多，也要咬牙忍下来。
其实在来哥廷根之前，季羡林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吐火罗文。以致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他也没有想到要学习吐火罗文。因为他的功课相当繁重，担心再增加功课会负担不了，学不好会给中国丢脸。所以，自认为语言天资一般的季羡林，根本没有奢望过学这门可以算是绝学的语言。
西克教授讲课的方法，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样，也是不去讲语法，而是直接从原文开始讲。这是德国教授语言的传统方法。一位德国教授曾给这种教法一个恰当的比喻：“学习语言就要像学游泳，一下把他推入水中，如果没有淹死，那他一定就学会游泳了。”
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此时也慕名来到哥廷根，跟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名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
由于吐火罗文是新读通的文字，而这本书的语句很多还不是很完整，经常会有缺字、缺音节的情况出现，学起来异常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季羡林却对吐火罗文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获得四个优等
这一年，季羡林就是这样一边听西克教授讲吐火罗文课，一边在钻研梵文《大事》中度过的。他在撰写论文之前，想写一篇较长的绪论，来博得导师的好感，所以很是用心地写了起来。
这时候，正好赶上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回到学校，季羡林就把绪论拿去给他看，满心期待地等着他的夸奖。结果过了一个星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把批改完的文章还给了季羡林。他虽然没有说话，可季羡林直觉上就感到不好。拿过来翻开一看，发现整篇文章前面一个括号，结尾一个括号，意思就是都被取消掉了。
当时季羡林就愣住了，不知所措。教授告诉季羡林，他的文章虽然很用心，但是没有自己的东西，完全是借鉴别人的观点；虽然全面，却毫无价值。不如干脆删掉，在论文前简短介绍一下即可。季羡林好一阵子没有说话。他到此刻才明白，论文应该这样写。第一次写如此大型的学术论文，第一次受到这种打击，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教授对待学术的严谨。
从此以后，季羡林已真正了解到德国大学对论文的要求有多严格了。题目不一定多大，篇幅不一定多长，但必须得有新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才能通过。所以，对于学位来说，论文是重中之重，使他耗费了很多心血。西克教授也代替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他的论文进行指导。
到1940年，论文已经基本上写好了。提交完论文，剩下的一关就是口试了。也许是过于紧张，本来准备颇充沛的季羡林，却回答得有些慌乱，甚至无暇思索。3系的口试，季羡林都觉得很不理想，所以非常沮丧。他想，也许自己不能通过了。
不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他去自己家里过圣诞节。他见到教授之后才知道，自己竟然得了4个优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印度学和论文。这个大好的消息，让季羡林欣喜若狂。
更让季羡林得意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他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位世界级的比较语言学大师——克劳泽教授，对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说，在古希腊文中也有类似的语尾。而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这样，季羡林在德国的学业就算是功德圆满了。本想马上回国的他，却因为战争的缘故，只能继续滞留在哥廷根，一边当教员一边搞科研，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一期间的专心研究，使他在学术和写作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几篇著名的论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很多人所引用。
二战前后的生活
哥廷根是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但是大学生有时会达到2-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该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有着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外人一进城，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和学术气息，使这里俨然是一片精神圣地。
哥廷根四季如春，绿草如茵，风景秀丽。在城中心有很多中世纪的房子，置身其中，恍惚间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季羡林常常会到古城墙上去散步，在橡树的浓荫下静坐沉思，体会着这种诗意的感觉。
起初两年，他的生活很平静，战争没有到来，商品没有限量供应，奖学金按期寄至，一切平平淡淡地度过。平日每天往返于住处、教室、图书馆，是规范的三点一线式生活；只有到了周末，才会跟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章用、龙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等人一道，来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绿草地上，或结伴同游，或相坐畅谈；甚至一起大骂希特勒，来发泄一下压抑在心中的愤怒。
平日他们跟德国朋友相处得再好，也基本不谈论国事。德国人在政治方面似乎有些迟钝，很容易被舆论所引领，所以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的并不多。即使有，也大部分隐忍不发。而希特勒认为中国人、犹太人等民族都是文明的破坏者的论调，让这些中国留学生非常愤慨。但是囿于所处的环境，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唯有大家聚在一起时，才能得以宣泄一下。
有意思的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朋友们，大多主动跟中国留学生讨论过战争，讨论到最后乃至破口大骂，甚至因此产生更加深厚的友谊。季羡林的斯拉夫语言的同学伯恩克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和她的母亲都对希特勒的行径无不切齿痛恨。她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老妇人，而且厨艺非常棒，经常请季羡林等同学到家里来吃饭。
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食品限量，极端缺少。有人请客，都得自带粮票。可这位老夫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出一桌美味佳肴来，让大家大快朵颐一番。然后，大家就围坐在一起畅谈，讨论法西斯的暴行，痛骂希特勒的倒行逆施，往往直到深夜才尽兴而回。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名滞留国外的学子来说，虽然外面不时响起防空警报，英、美的飞机常常光临轰炸，却能吃到这样一位睿智、慈爱的老夫人做的美味饭菜，还能酣畅淋漓地开怀痛骂，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