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经济还是不太宽裕。为了维持生活，翠凤只得变卖嫁妆。翠凤的母亲担心女儿会过苦日子，曾偷偷塞给她不少玉品饰作为陪嫁。但是，在欧洲当时很少有人喜欢玉器，翠凤的首饰卖不上好价钱，让她心疼不已。可没有办法，为了生活也得忍痛。林语堂总是安慰她：“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
在林语堂继续着泡图书馆生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喜事——廖翠凤怀孕了。辗转各国几年，廖翠凤始终没有身孕，她很担心，医生也说她很可能不能生育。她为此伤心了好长时间。这次终于有了喜讯，两个人不禁都心花怒放。只是，廖翠凤希望孩子能出生在自己祖国，不愿意他成为德国孩子。林语堂也很赞同，于是抓紧学习，很快完成论文。在结束口试的当天，两个人就从莱比锡出发去威尼斯了。
他们高高兴兴地去游玩了一番，花了2周时间来做告别欧洲旅行，威尼斯、罗马、拿波利斯等地转了一圈后，终于回到祖国。林语堂的留学圆满结束，两人的婚姻也由青涩变成成熟甜蜜的果实。
学业：从美国到德国
林语堂喜欢看书，而且看得非常驳杂，各类都会涉猎。他生性随意，讨厌受约束，对他最大的爱好来说更是如此。他觉得，上大学就应给予学生完全的自由，他们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用他的话来说，大学就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地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之间自由摆动、跳跃。凭它的本性，它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
来到哈佛大学之后，林语堂的第一件事，就是深深扎进卫德诺图书馆。卫德诺图书馆是校内最大的图书馆，其藏书量有几百万册，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她的创建，与闻名世界的“泰坦尼克”号海船失事有关。房东太太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把其中的图书一本书挨一本书地排，可以排好几英里。这下他这只“猴子”应该可以美美地饱餐，慢慢地享受各种美味坚果了吧。
林语堂学的是比较语言学，授课老师是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陈寅恪、吴宓等人也是他的弟子。其他课程还有VonJagerman教授的“歌德研究”，Kittredge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还有另外一位教授教意大利文。
其中，白璧德教授最受学生们的喜爱。他是哈佛大学里当时唯一持有硕士学位的教授。白璧德在文学批评方面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主张保持一个文学批评的水准，与J·E·Springarn派的主张正好相反。他常常把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圣柏孚和18世纪法国作家著作中的精彩部分读给学生听，还从另一位法国现代批评家Brunetière的著作中引证文句。他用“卢梭与浪漫主义”这门课，探讨一切标准的消失，并把这种消失，归诸于卢梭的影响。这门课还论到德·斯达勒夫人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对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影响颇为深远。娄光来和吴宓后来把他的学说传到了中国。吴、娄二人的文学功底都很深厚，对文学持保守、正统观点。这与当时中国风头正劲的白话浪潮，有些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林语堂在班上坐一条长凳。
有一次，林语堂毅然决然为Spingarn辩护。最后他发现，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原由方面，自己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他也反对中国的文体观念。因为，这一连串章法、造句严格的“法规”，只会把一篇好的作品捆绑得透不够气来——不论是“传”，是“颂”，或是“记”，甚至小说（“传奇”）。苏东坡写作时，只是任性而为，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他在落笔前，恐怕不会考虑这个文体是否标准。
白璧德对林语堂的一篇文章很欣赏，题目是《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他还建议林语堂，可以把它写成硕士论文。但是，林语堂却没有机会完成那篇论文，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了哈佛。
林语堂不太喜欢听Kittredge教授所讲的莎士比亚那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只听了一两次课；倒是对他穿着灯笼裤，身子挺得笔直，在哈佛校园里漫步的情景，更感兴趣。Kittredge教授称得上是一部“活百科全书”了。
完成了1学年的学习后，系主任看到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时的成绩单上各科都是A，很是惊讶这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哈佛的课程他应该都已经掌握了，没必要留在这里了。于是他告诉林语堂：“你不必在哈佛上课了，只要到德国的殷内大学再去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而且不必上课，就能获得硕士学位。”听到这个消息，林语堂高兴极了，因为这样就可以早点毕业回国了。他兴冲冲地回去告诉了妻子廖翠凤。
可惜没过多久，因为上文所说的津贴停发的原因，他们暂时无力去德国读书了，只好先去法国的乐魁索城工作一段时间，以攒些积蓄。期间，夫妻二人都忙着学习，林语堂为了学业而学德文；廖翠凤也正好去一个法国朋友那里学法文，为了方便在当地的生活。很快他们就攒了一些钱，于是离开乐魁索来到德国的殷内小镇，继续完成林语堂的学业。
殷内大学的学习生活相当宽松，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主、灵活的学习方式。自由安排时间，不需要经常上课。什么时候觉得准备好了，随时申请考试就可以。甚至也没有时段限制，几年都可以。也完全没有什么请假的概念。虽然这样，上课的人数却并不少，大家都依然认真苦读；因为都是为求学而来，谁也不愿虚掷时光。
林语堂和廖翠凤很喜欢这里的生活，经常在街道上牵手漫步。看见歌德的房子时，林语堂很受感动，尤其想起歌德所收集的物种演化的资料和他自己的一些杂物。他所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诗与真理》，都是林语堂非常喜欢的作品。但更令他着迷的，还是海涅的诗以及一些政论杂文。
在殷内大学读了一个学期，历经波折，林语堂终于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1922年，他转到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一开始，就想用Siebold教授和Passy教授新的语音学方法，重新梳理、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因此，他选择了跟孔好古教授学习，编写一篇以《论古汉语之语音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孔好古教授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著名的莱比锡学派创始人。他见到林语堂这个从北京知名大学来的教授（虽然当前是留学生身份），很是高兴，对他表示欢迎。
林语堂定下目标以后，就开始大量搜集相关资料，为论文做准备。本来莱比锡中国研究室里的中文书馆藏就非常丰富，而他又从柏林借了不少中文书，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他就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这些书都是满清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等书中了，也才熟悉了考证、注释诸名家的著作。
忙碌了快1年时间，第二年4月，林语堂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但是，他的导师孔好古对论文的评价并不高。孔好古在鉴定中认为，基于林语堂在论文中使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他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传统的德国大学规定，及格以上的论文分为4等：0.5=优秀，1=良好，2=好，3=勉强通过。林语堂的论文，仅仅得到了第三等。
孔好古是个典型的德国学者，遇事讲求彻底、认真。一向懒散、随意的林语堂，恐怕很少去注意细枝末节。碰上这位严谨的德国老师，他就要吃些苦头了。也或许是林语堂最后作为参考依据的文献，都是中国清代学者的著作，而忽略了西方汉学界发表的有关古汉语语音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让一向为西方汉学自傲的教授不快，犯了在德国做论文的“大忌”。
不过，不管怎样，林语堂最后还是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带着妻子顺利返回祖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的英文作品被译为德文介绍到了德国。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美国华裔作家，竟是在德国莱比锡拿的汉学博士学位。
【名家小传】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今漳州市平和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林语堂出生于闽南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先后入殷内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后，他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以后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研究语言，并写杂文。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同年出国，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 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长篇小说和文化著作。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翌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
吴文藻与冰心：学业、爱情双丰收
由于吴文藻夫人冰心的声名过于显赫，遮盖了他的不少光芒。他们的爱情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却忽略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家。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是这些学科在我国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他的学生费孝通等人，后来也成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学习社会学，谋求强国路
1923年夏，吴文藻离开祖国，赴美留学。吴文藻最初的想法，是学习自然科学。但是，当时中国的贫弱状况与危难形势，使得他放弃了科学之梦，而毅然转向社会科学。于是，吴文藻进入新罕布希尔州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
1925年秋，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社会学系毕业后，顺利获得学士学位。不久进入纽约市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该校历史特殊论学派宗师博厄斯与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影响下，他对人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就一直尝试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吴文藻与好友潘光旦同处一室。潘光旦致力于优生学，吴文藻则侧重于从文化与环境方面研究社会学。两人虽然专业不同，可钟情于学问、欲献身学术的热忱是一样的。他们时常相互切磋、讨论。随着学业的日益精进，两人的友谊更是越来越深厚。
1928年末，吴文藻成功完成专业必修课的笔试，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通过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
遥想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吴文藻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积极投身其中，写了许多热爱祖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后，吴文藻又阅读了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大量文章，从而更加树立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高尚情操。吴文藻在后来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也是源于他的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便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
于是，吴文藻到了美国之后，即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等众多课程，还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他决心以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在这两方面情况的研究，找到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参加工作。
留学路上，邂逅佳人
留学期间的吴文藻，可谓学业、爱情双丰收。他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真挚而持久的爱情。
1923年8月17日下午，吴文藻登上“约克逊”号邮船。迎着海风，他凭栏凝望着眼前辽阔的海面，心里思绪万千。祖国的未来、自己的方向……这些问题困扰着他。却惟独没有想到，自己在这艘开往异域的船上，会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爱人。
和他同船的，有100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其中，在燕京大学的留学生里，有一位知名的才女冰心。
出国前夕，冰心接到昔日贝满中学老同学吴搂梅从美国的来信，说她弟弟吴卓是这一届的清华毕业生，也要与冰心同船前往美国留学，嘱咐她在船上予以关照。冰心叫她的朋友许地山去清华男同学的船舱里找吴卓。不一会，许地山就将吴文藻误认为是吴卓带到了冰心的面前。
冰心看到面前是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有一副方正的面庞，一双粗黑的眉，细长的双目，大小适中的嘴，笔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冰心一见面就对他说，他的姐姐来信，托自己路上照顾他。
吴文藻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奇怪。自己姐姐远在江阴家乡，因家庭贫寒，无力供她读书，她怎么会结识这位燕京大学的留学生呢？他忙说：“家姐的读书很少，不知道她还会写信。”
详谈之后才搞明白，原来是对方认错人了。吴文藻告诉冰心，自己不是吴卓。但他也是清华的学生，刚被选送至纽约达特默思学院深造。
此吴非彼吴，这个书生气十足的青年，竟然不是同学的弟弟。冰心感到格外尴尬。为缓解气氛，冰心便邀请吴文藻加入几个燕大同学正在玩的丢沙袋游戏。
游戏结束以后，两人就倚在船栏上闲谈起来。交谈中，他们得知了彼此的求学方向。吴文藻想学社会学，冰心则打算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平日也非常喜欢阅读各种文学著作，便询问冰心是否读过拜伦和雪莱的书。冰心回答没有。颇有几分书呆气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你作为学文学的人，怎么连这些书都还没看过呢？”甚至还叮嘱冰心这次到美国后，一定要多读一些书，否则就是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