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巴尔扎克——傅雷对翻译对象的选择
傅雷选择什么作品来翻译，他自己是有严格要求的。在《翻译经验点滴》中，他说：“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但即使对一见如故的朋友，也非一朝一夕所能真切了解。倘若明天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无奈大多数的情形是双方的精神距离并不很明确，我的风格能否适应原作的风格，一时也摸不清……”
可见傅雷先生对选择哪位作家的作品来翻译是有自己的原则的。在傅雷先生的译作中，翻译最多的作家是巴尔扎克。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呢？
选择巴尔扎克的原因
巴尔扎克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其《人间喜剧》收入长、中、短篇共九十多部小说，描写了两千多个人物，被认为表现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因而被公认为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着重要的位置。
巴尔扎克于1799年5月20日诞生于法国图尔布，其家庭属于中等资产阶级，他的父亲在大革命中发迹。1814年，巴尔扎克随父亲到达巴黎，他在一家法科学校学习法律，同时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文书。在工作期间，他大量接触了巴黎社会，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1820年左右，巴尔扎克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事业，他最早写小说用的是笔名，而且这些小说常常是和别人合作写的。这时的巴尔扎克把小说当做阐述自己哲学或宗教观点的园地，时常在小说里堆砌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情节，巴尔扎克本人也是第一个藐视这些小说的人。当他后来回顾这些青年时期的习作时，曾说：“作为单纯的学习，写过七部小说，一部为了学习对话，一部为了学习描写，一部为了学习组织人物，一部为了学习情节结构。”不论如何，他的这些早期作品使他完成了作为一个小说家的学习工作。
从1825年至1829年，巴尔扎克放弃了文学创作，投入到了商业活动中，他先后经营过出版、印刷等产业，可是这些商业活动非但没有获得他所渴望的大量金钱，反而使他债台高筑，以至拖累终生。但这些失败的商业活动却对他日后的创作十分有益。在巴黎各界的奔波碰撞中，在与巴黎各种人物的接触交往中，使他亲身领略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力量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为他创作《人间喜剧》奠定了生活方面的基础。
1829年，巴尔扎克发表了《朱安党人》，这是第一部成熟的作品。从此以后，在二十余年的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直到1850年8月18日病逝于巴黎。
从1829年起，巴尔扎克在二十年中出版了九十七部作品，平均每年要写四、五部，不但数量惊人，而且质量也是前无古人的。据说巴尔扎克一天工作时间达到十四至十六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写作二十四小时以至三十六小时。据专家考证，他的小说《赛查·皮罗》是连续二十五小时不睡觉写成的，而另一部长达几十万字的名著《高老头》，则竟是在三天之内写出来的。对于其写作速度竟然如此惊人，有人说是由于债主逼债，巴尔扎克才不得不夜以继日地辛勤劳作，但巴尔扎克自己在文学上的抱负还是最主要的原因。相传在巴尔扎克的书桌上放着一尊小型的拿破仑塑像，上面刻着这样的字：“他用宝剑未能完成的大业，我将用笔杆来完成。”而巴尔扎克的确以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了丰碑。
巴尔扎克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十九世纪法国城乡的各个生活侧面，成功地塑造和刻画了成百上千个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而他之所以能将文学人物如此鲜明地塑造出来，一方面与他早年的社会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观察社会、观察周围的人物有关。
相传巴尔扎克经常孤身一人，乔装打扮，有意识地在戏院、酒馆和街头闲逛，倾听人们的闲话，就这样进入别人的生活，熟悉和了解各类人物和事件，为自己的创作寻找素材。据说巴尔扎克有时因偷听而跟踪别人，甚至跟到别人的家门口，有时候也难免引起别人的误解，甚至发生冲突与争斗。但是由于有了这些不平常的经历，他笔下的人物就“活”了起来，巴尔扎克说他自己好像“觉得背上披的是他们破烂的衣服，他们的苦楚，样样都进入了我的灵魂”。
在尽尔扎克的生活与创作中，有一个人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贝尔尼夫人。贝尔尼夫人原是巴尔扎克母亲的朋友，比巴尔扎克大二十二岁，她的先生是贵族子弟，曾担任过宫廷乐师，她的母亲曾是王后的侍女。1821年巴尔扎克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四十四岁了，是一位有九个孩子的母亲。那个时候，巴尔扎克正处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上，由于初次尝试写作的失败，父亲对他的文学前途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正想方设法使他重新回到法律事务所去工作，为此，他的父亲几乎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但是贝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的文学天赋坚信不移，并给了他童年时代缺少的母爱，对他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巴尔扎克爱上了贝尔尼夫人。
最初，由于道德观念和社会舆论的压力，贝尔尼夫人全力抵制这种疯狂的爱情，但是后来她终于屈服了，成了巴尔扎克的第一个情人。贝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照顾得十分周到，她重视他的创作天才，将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宫廷内幕讲给巴尔扎克听，这为他后来撰写许多历史小说积累了素材；她曾经资助巴尔扎克1万法郎，让他跟另一个出版商设立股份公司。一年之后公司破产，贝尔尼夫人又拿出几万法郎，先后让他开办印刷厂和铸字厂，而巴尔扎克在商场上又一败涂地了。这时候，在贝尔尼夫人的劝导下，为了避开警察局的通缉和债权人的骚扰，巴尔扎克躲进了一所四面透风的小屋子里，隐姓埋名，自甘贫寒，重新开始了文学创作。而正是在这里，他写出了后来名垂青史的巨著——《人间喜剧》。
在巴尔扎克的生活中另一件颇为重要的事便是贫穷，他一生被淹没在债务的汪洋大海中，像一个溺水的人那样挣扎，他曾说自己是在“最残酷的困境中，在完全孤单，绝对没有半点安慰的气氛里，从事超过自己力量的工作”。1839年，他负债达23.362万法郎，而临终前三年，欠款的数字仍为21.7248万法郎，每年的利息也都是一大笔钱。甚至连他的母亲都向他逼债，因为印刷厂倒闭时，他欠了家里5万法郎——为此，他不得不东躲西藏。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年写了十六本书，编了二十幕戏，还不足以应付！赚得的15万法郎还不能给我安宁。”在另一封信中，他对妹妹说：“你知道我用什么方法来过便宣生活？我每星期只做两次饭，星期一和星期四，平常我只吃冷肉和拌生菜……我只以最必要和最少花钱为满足。我毫不皱眉地重新开始过这样的生活。”债务的鞭子不断地抽打在巴尔扎克的肩膀上，使他更痛切地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面目。巴尔扎克始终站在现实社会的批判者的高度上，淋漓尽致地描画出了生动真实的时代画卷。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共分为三大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其中风俗研究是后两个部分的基础，展示了法国的私人生活场景、外省生活场景、巴黎生活场景、军旅生活场景和乡村生活场景，反映了法国大革命胜利后，经拿破仑帝国到欧洲1848年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展示了各个阶层的面貌，描绘了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种种伎俩，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当时法国社会全景观的卓越历史画卷，不仅具有文学的价值，也是我们认识法国那一时期不可多得的参考材料。
《人间喜剧》虽然由九十多部小说构成，但却形成了一个整体结构，各个作品之间既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气象万千，宛若一座巨大的纪念建筑物，巍峨地耸立在世界文学史上，令人惊叹不已。
1850年8月18日，巴尔扎克去世了。三天后，他被安葬在拉雪兹神甫公墓，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参加了送葬仪式。在他的墓前，另一位伟大的文学家雨果发表了情真意切的演说，他说：“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第一等的一个；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最高的一个……”雨果的评价正说明了巴尔扎克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而傅雷先生为什么选择了巴尔扎克的作品来翻译呢？有人说是出于解放以后对作品政治性的一种慎重考虑，这固然是一个因素，但远不是全部。金圣华女士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是两人“性情相近，对文学的看法一致”才使得傅雷选择巴尔扎克作为终身研究的对象。她说：“剖开巴尔扎克表面的浪漫与不羁，正是文学巨人无比的意志、毅力、自律与执著；而透过傅雷表面的冷静与含蓄，却满是艺术家的激情与狂热。傅雷个性外冷内热，正适合翻译巴尔扎克这位写实派大师气势磅礴，但又细致入微的作品。”这说明了两人虽然在表面上禀性相异，但在内在气质上，却是相通的。
在文学观念上，傅雷认为：“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而巴尔扎克的作品，无论在规模体制还是写作手法上，都恰好符合傅雷对文学的看法，所以傅雷在1954年宣称：“大概以后每年至少要译一部巴尔扎克，决定合起来冠以《巴尔扎克选集》的总名，种数不拘，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大概在十余种。”
对巴尔扎克作品的选择
早在1938年，傅雷就开始打主意要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了，但直到1944年2月他才译出了第一本巴尔扎克的小说《亚尔倍·萨伐龙》，中间隔了六年。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呢？在《翻译经验点滴》中，傅雷先生说明了令他踌躇的两个思想根源。
其一是“由于我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做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所以态度不知不觉地变得特别郑重，思想变得很保守……”
其二在于傅雷先生认为自己“学识不足，修养不够，虽然我趣味比较广，治学比较杂，但杂而不精，什么都是一知半解，不派正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