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枪击杀人案的一项有利之处在于，弹道学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子弹的活动有相当高的可预测性，与刀砍斧剁或棒子打死有很大不同。通过重新构筑弹道，经过一个房间或经过1具尸体，有可能知道子弹是从哪里打出来的。例如，AK—47来复枪打出来的子弹离开枪口时，飞行的速度为每秒2，300英尺，是音速的两倍。这种枪的子弹击中人体后，人体组织的密度迫使子弹偏向一侧，使其产生侧向运动，甚至会倒退。冲击波在组织里产生波动，形成一个空穴，最大可达11粒子弹大小。这样的空穴仅只维持数千分之一秒，之后，形成空穴的冲击波能震碎子弹根本都没有接触的器官。在头部的创伤中，临时的空穴损害尤其严重，因为头颅很硬，只有通过爆裂来应对突然的变形。如果枪管实际上接触到了受害人，枪管内急速扩张的气体会在创口内形成堵塞，使血管和组织旋转爆出。可以安全地假定，斯迪欧登尼卡的某些杀人者是以被他们杀害者的名义走开的。
不过，哪怕尸体没有找到，死亡发生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还可以通过血渍模式分析勾勒出来。根据击打坚硬表层的角度，血滴会产生不同的溅散模式，可以利用反正弦方程重构血液在空气中经过的路线。如果有两处以上的血渍，则可以利用三角法来猜测它们在空间中的起源处，一直可以精确到葡萄大的一块地方。“如果说‘他们被打死的时候，开枪者是站立着的’，这话很有一些用处。”格兰特·格雷汉姆说，他是一位刑事犯罪学家，来自海陆空三军病理学院，“那人跪着，那人躺着……有各种各样的血渍模式类型——柄型、抹布型、滴型、动脉喷撒型、涌出型，人们可以重构事物处在运动中的时候发生在犯罪现场的事情……那是一个活动的、流动的事件。”
不幸的是，科索沃的许多死者都被烧得难以辨认了。米诺希吉奇街157号的报告说，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人员去了一处烧塌的住宅，发现“无法确定数量的受害人的骨架”。但是，哪怕一堆已经烧成炭的骨骼，也包含能辨认死者和死亡方法的足够多的证据。
“人类的骨架是人体动态活动的一部分，”比尔·罗德里盖茨医生说，他是联邦调查局调查小组里的法庭人类学家，“它总是由活动来不断地得到改变的。如果是长跑手，变化会发生在双腿的骨骼里，如果是码头工人，变化会发生在躯干上半部分。骨骼如同指纹……它们的结构非常独特，人们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辨别。”
为了辨别遗骨，调查人员需要某些东西拿来进行比较。假定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性死亡，而且他极有可能做过很多重体力活，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除非还有失踪人员的描述可以从中选择。X光片提供最准确的比较，牙科痕迹和身体伤残也是一样，但假定没有这些纪录，法庭人类学家也可以提供相当多的信息来描述谁被打死了以及如何打死的。例如，人体只有一根右大腿骨；在一堆骨骼当中，右大腿骨的数量告诉你，那一堆人到底有多少。不仅如此，不同性别、种族和年龄组的骨骼都有很大不同，因此时常有可能相当准确地判定那些人多半是些什么样的人。
1948年，一位为陆军兵站总监处工作的人类学家利用瓜达尔卡纳尔岛、硫磺岛和其他太平洋战场上的死者，极大地明确了人体高度与大腿骨长度之间本来已经相当密切的关系。以大腿骨长度乘以2．38，再加上61．41厘米，那就是一个人的身高，误差只有几分之一厘米。军方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人体长骨的骨体，一般称为骨干，在一个人的青少年期内会逐渐与骨骼的骨盖形成紧密联系。不同的骨头在不同的时候会产生不同的结实程度，这相当准确地指明一个人的年龄。利用医学纪录和诸如此类的统计技术，辨别出了数以百计已经死亡的美国士兵。同样的技术还可以用来确定科索沃集体坟墓里的死者，是否与目击枪杀行为的证人描述相吻合。
“从战争犯罪的角度看，我们纪录下了死者的数量，确定性别比例，之后确定成人与儿童之间的比例，”罗德里盖茨医生说，“有了这些数据以后，我们进而可以辨别单个的死者。我们还可以找到硬击外伤、刺伤、枪伤、营养不良和拷打等的证据……我们每天都处理死亡事宜。我们是研究死亡的科学家。”
联邦调查局的护卫人员在晌午离开了斯迪欧登尼卡。那一家人已经重新聚集在房子跟前，他们在翻找一堆衣物，是跟死者一起从水井里打捞上来的。里面有滑雪皮大衣、毛毯、毛衣、一件仿裘皮外套。有一个人认出了那件仿裘皮衣，跪在上面开始哭起来。谢瓦特是那位刚刚从德国归来的孙儿，他浑身不自在地站在那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跟我讲讲他吧。”我对谢瓦特说，指着那位老人被重新葬下去的那个坟墓。
“他是个农民。他经历过一战和二战，”谢瓦特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德国的一名士兵。他一直都生活在这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离开这里。人人都逃走了，但他不走。‘你在我的土地上……没有人会来这里把我们扔出去。’他过去常说这样的话。”
“你准备待多久？”我问他。
“啊，”谢瓦特说，一边看着前院里已经腐烂的衣服，“我星期五回德国。”
1994年2月，德国警方拘留一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名叫达斯柯·塔迪奇，他一直藏在他兄弟的慕尼黑公寓里。塔迪奇被波斯尼亚穆斯林认出来，他们是普里耶多尔城附近臭名昭著的奥玛尔斯卡塞尔维亚死亡营的幸存者。塔迪奇并没有正式加入波斯尼亚塞尔维亚陆军，他只是当地一家咖啡屋的老板兼空手道教练，但每天晚上，他都会亲自指导拷打选来的犯人。1年以后，一份ICTY的起诉书起诉他犯有强奸罪、拷问罪、13项杀人罪和迫使一名犯人咬掉另一名犯人的睾丸，这是他最为人痛恨的行为，因为被咬者随后就会死掉。两年之后，经过从1996年5月到11月的一场审判，他以违反战争法和战争惯例罪及反人类罪被判处20年监禁。
塔迪奇的案子是ICTY进行的第一例成功的战争罪行审判。该法庭判决90名人员在前南斯拉夫犯有罪行，还有数目不明的秘密起诉。被告中有30名现处于关押中，包括10名1997年投降的波斯尼亚克罗迪亚人和3名于1998年投降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有1名因拒捕而被打死。1995年7月25日，南非法官理查德·高尔德斯通作为该法庭首席检察官起诉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总统拉多凡·卡拉季奇及其参谋长拉特柯·姆拉迪奇将军，他们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4年之后，这两个人都没有抓到。姆拉迪奇据说躲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的一个军事基地里，在那里摆弄蜂箱，放养山羊。他的每一只山羊都以西方领袖人物或联合国指挥人员的名字命名。
考虑到起诉某人犯战争罪行所需的时间和精力，调查人员是否能够起到作用的问题很难避免，尤其是在没有执行逮捕的情况下。高尔德斯通法官现在领导着一个独立的委员会，负责北约在科索沃使用武力的事情，他坚称，调查人员能够发挥作用。“使某些人在余生里成为国际贱民，这可不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喜欢做的一件事情。”他说，“卡拉季奇再也不能继续行政，他必须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他们的生活质量会大幅下降……一个人一辈子的每一天都得时时提防。”
作为南斯拉夫的总统，斯洛波丹·米洛舍维奇并非在同样的情况下时时提防，但是，他的生活也是一种必须处处小心的生活。军队中广泛存在着不满情绪，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经济处在废墟状态下，蒙特内格罗希望废除南斯拉夫联盟。由于已经发出国际拘票，米洛舍维奇无法逃至另一国家，而且除非他被赶下权力高位，否则美国就要中断给塞尔维亚的经济援助。“将他递解至海牙符合塞尔维亚各族人民的利益。”大卫·谢弗尔说，他是美国负责战争罪行问题的全权大使，“如果塞尔维亚仍然保持为已被起诉的战争罪犯事实上的庇护所，那么，要将它带进国际社会，以及，坦率地说，带入新欧洲，将会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主张……我们觉得我们这边胜利的可能性大一些。”
由于南斯拉夫出现的混乱情况，米洛舍维奇终有一天会站到审判台前，这个可能性是极大的。（据报道，他本人已经在咨询雇用一名英国律师的事情了。）他已经被起诉犯了反人类罪，还有违反战争法和战争惯例罪，也许还会被起诉种族灭绝罪，这种罪是反人道主义法律中最严重的罪行。为给他定罪，ICTY必须证明，“无论是部分还是全体”，他都有意消灭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口。他的部队一般会放过妇女和儿童，但这个事实并不能使他免于种族灭绝罪行。从理论上说，如果有意伤害一个群体，哪怕杀死一个人也可以被认为是种族灭绝罪。根据这个标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政策很容易就能被套上这个罪名。
科索沃的暴行纪录完备，米洛舍维奇也许不会在法庭上费力地辩解这些事实，但是，他也许会宣称，他并不知道已经发生了那些事情。当他鼓励准军事人员和民兵力量在科索沃执行许多次实际的屠杀活动时，也许已经留心做好这样的辩解了。不过，自从空中战争开始以来，北约一直在监听战场上的塞尔维亚军队，这会使不知情的辩解很难成立。“为证明命令链的存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兰达尔说，他是ICTY的发言人，“他们有责任把情报交给我们。我们将努力证实对犯罪行为的知情，证明没有制止犯罪行为，或者惩罚犯罪者。”
人们听说科索沃发生的屠杀事件时，往往会被屠杀的可怕效率和更为可怕的野蛮程度所震慑。许多应该对屠杀行为负责的人，都是匆忙之间临时指派的国民军人，这些人是根据在杀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创造力而加以判断的，因此他们一定陶醉于自己突然之间得到的权力。他们挨个儿枪杀人群，他们扫射人群，有的活活烧死，有的割断喉咙。他们拷打被俘者，或者就这么走上前去朝后脑勺开一枪。在残忍而短暂的一生中，他们轻易就获得了攫取别人性命的绝对权力，他们一定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自己必须要为此承担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