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性荣誉的道德原则来看，塞尔维亚警察冒犯了差不多现存的每一项亲族规则，包括杀死妇女—这是所有行为中最激怒人的一条。怪不得他们很难保持对科索沃的控制。
科索沃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自治权，但之后，1989年，热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撤消了他们的自治地位，1995年的《代顿协定》结束了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之间刚刚发生的战争，但并没有解决科索沃的地位问题。无可避免的是，立即出现了一个独立运动，这个独立运动得到流散在外的阿尔巴尼亚人自愿缴纳3％所得税的资助和阿尔巴尼亚本土团体的支持。
科索沃的第一次武装冲突是1995年夏季报道出来的，两年之内，科索沃解放军已经强大到了能够迫使一个纵队的塞尔维亚武装车队撤离德伦里卡的程度。此后，塞尔维亚人开始在科索沃慢慢建立起警察力量，并在阿尔巴尼亚边境上布置下了重型武器，最后导致在普雷卡茨展开的攻击行为。
如果说那些屠杀行为产生了什么效果的话，那就是激怒了科索沃的青年。塞尔维亚人为了控制科索沃省已经花去估计为60亿美元。从某种角度说，他们制造出了一个不可能再严重的国内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们正好落入科索沃解放军的圈套。
第二天早晨，天色阴冷而灰暗，一股让人难受的微风将垃圾吹得满街都是，城里的咖啡店空空荡荡的。我们把东西扔进汽车，另选了一条路开出城外，希望沿着土路开到德伦里卡，那条土路要经过普雷卡茨镇外由塞尔维亚人设置的检查站。我们希望看到炮弹轰击下的村庄。塞尔维亚政府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已经同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国内争端，但同时，它还在用火箭和大炮打击村庄。
我们在第一个检查站没有遇到任何问题——不过是跟平常一样，一些枪管指着我们的面孔。但是，到了第二个检查站，一名穿着部队连身服的警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命令我们立即下车。他是个年轻人，胡须刮得很干净，长相很漂亮，跟普通的塞尔维亚人一样：黑发、浅色皮肤、浅蓝色眼睛。“你们新闻记者全都是些间谍！”他朝哈罗德大声吼叫，“你们总让塞尔维亚人看上去非常可怕！要按我的来，恨不得马上就撕下你们的脸皮！”他一把夺过哈罗德手上的护照，仔细看着里面的内容，同时还在源源不断地发泄满肚子仇恨。卫兵们都站在我们周围，他们的机关枪指着我们的肚皮。最后，领头的警察过来了，将我的护照交还给我。“我们知道你们住在哪里，”他面无表情地说，“要实事求是地写，不然我们会抓起来杀掉你们。”
说起检查站来，还有更糟糕的，比这里糟糕得多的都有。阿尔巴尼亚的翻译曾被逮捕过，然后在检查站遭到毒打，普雷卡茨事件的头一天，哈罗德和另外3名新闻记者也被毒打一顿，拖进一个地堡，讯问了一个小时。警察发现哈罗德就住在萨拉热窝，因此说他是穆斯林——那是阿尔巴尼亚人最主要的宗教——哈罗德只好通过划十字来证明他不是穆斯林。警察开始翻哈罗德的笔记本，要求翻译里面的每一个字。
翻到一个地方，一名警察在哈罗德的笔记本里看到弗兰科·西马托维奇这个名字，之后，他转身对他的朋友说：“你看，他的笔记本里还有我们老板的名字。”哈罗德根本不知道西马托维奇是谁，他是在一次采访期间写下这个名字的，记下来只是为了方便将来参考用。之后，他们要求知道是否有哪位记者去过一个叫做普雷卡茨的小镇。他们反复不断地追问：“普雷卡茨？普雷卡茨？你们这帮王八蛋里有没有谁去过普雷卡茨？”
普雷卡茨是极小的一个镇子，在屠杀发生之前，半个小时车程之外的普里斯丁纳城的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镇子存在。哈罗德只是不停地装傻，塞尔维亚人最后释放他的时候，他跟自己的编辑打了电话，要他们特别注意。“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地图上没有，”他说，“但那个地方可能会出事。请注意电报上面提到的普雷卡茨这个小城镇的名字。”
第二天早晨，第一批炮弹开始落下了。
早在1991年的时候，南斯拉夫就开始一步步滑入国内战争的地狱一般的漩涡了，新近选拔上来的米洛舍维奇手上搁着一个多少有些烫手的麻烦问题：他想把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赶出南斯拉夫的大片地区，但是，又不敢派南斯拉夫军队来做这件事情。
他最后找到的解决办法很简单。首先，他把3名偏激的民族主义者围拢在自己身边——约维奇·斯塔尼希奇、拉多凡·斯托吉季奇和弗拉诺（弗兰科）·西马托维奇—这3个人一起被称为沃季纳·林尼佳，或称军事线。沃季纳·林尼佳与塞尔维亚军队没有什么联系，这是国内事务部里面的一个影子集团，称为MUP。这个影子集团成立以后，米洛舍维奇开始武装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当地的塞尔维亚人，并且训练准军事力量。由斯托吉季奇和西马托维奇发放的武器从警察机构和部队的库房调集出来。准军事力量的人员很简单，就是从全国各地监狱里面放出来的一批人。
马科·尼可维奇是贝尔格莱德以前的一个警察头目，后来与米洛舍维奇之间发生过争吵。根据马科·尼可维奇，一些罪犯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去前线，则判刑的事可以延缓。许多人很高兴，愿意接受这个选择。最有名的一些团体是死硬保守派弗吉斯拉夫·塞色尔吉的“白鹰团”，塞色尔吉后来入选贝尔格莱德政府。还有弗兰科·西马托维奇的“红色贝蕾帽团”。最凶恶的一个团体是齐尔吉科·拉茨纳托维奇的“老虎团”。拉茨纳托维奇又名阿尔甘，他因为银行抢劫案和在欧洲各地犯下的杀人罪而受到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
1992年，南斯拉夫军队正式宣布撤出波斯尼亚，但塞尔维亚准军事力量，包括西马托维奇的红色贝蕾帽团在内，却继续在那里活动。同年，塞色尔吉和阿尔甘到了科索沃，以恐怖手段迫使当地人保持和平。他们在普里斯丁纳的大宾馆开了一间征兵办公室，并在屋顶安排好了狙击手。（他们还在当地黑市上赚了很多钱。）
这两个人在1993年都出现在斯里布伦尼卡，把穆斯林从波斯尼亚东部的小城里“清除”出去。代顿协定使准军事步兵们没有多少事情可以做了，因此，他们要么溜回贝尔格莱德的地下世界，要么到处寻找其他的战争。据报道，莫布图塞斯塞科垮台期间，有些人在扎伊尔的丛林里作战，并且死在那里。不过，没有等多久，他们就在国内找到了另一场战争：到1997年，科索沃的战火已经点着了。
我和哈罗德赶到科索沃，约一个星期后，事情慢慢平息下来，我们差不多可以跟检查站的警察们开开玩笑了。不过，塞尔维亚人仍然在德伦里卡中部一带朝村庄里扔炮弹，因此，离开科索沃之前，我们决定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赶去那里。一个天气晴朗的极好的日子，我们出发了。积云投下的阴影扫过德伦里卡的群山和斑驳陆离的田野，早春的阳光撒在光秃秃的大地上。我们直奔阿恰雷沃，谣传说那个小城是科索沃解放军抵抗力量的中心。
有两条路可以进去：沿铁路线走6英里，希望没有人朝你开枪；或者沿土路开车越过中部的高地，也希望没有人朝你开枪。检查站的警察警告我们说，沿路都有炮火，因此建议我们穿上防弹衣。我们道了谢，之后开车上路，一旦离开他们的视线，我们就拐上了一条土路，觉得那条土路会通向阿恰雷沃。
沿那条路爬上一个高地，我们就开始跨越德伦里卡的高地了，这一片高地就像餐桌上一只慢慢爬动的巨大的甲虫。“我可不喜欢这个地方。”哈罗德说。我把车窗玻璃摇下来，这样能够更清晰地听到炮声，不久之后，战争的风景线就神奇地展现在我们四周：地堡和机关枪的隐匿处，还有远处山脊上的坦克。它们突然之间冒出头来，跟暗室冲洗工冲洗出来的照片一样。但是，等我扭开头去，需要好一会儿时间才能再次找到它们。它们在那里，之后又不在了。“真是疯了，”哈罗德说，“整个他妈的塞尔维亚军队都在监视我们。”
他调转车头，我们立即沿着土路往回开，一路颠簸地回到了硬路面上。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很难看出科索沃解放军是如何进行一场游击战争的：没有树林可以躲藏，没有高山可以躲进去，没有沼泽地可以阻挡坦克。只有开阔的田野和矮树丛盖住的小山。在这样的地方，与塞尔维亚人公开对抗简直就是自杀，因此，科索沃解放军惟一的选择是开展一场骚扰战，最后可能让塞尔维亚人付出沉重代价，金钱和生命上的代价，最后只好自己走人。
在塞尔维亚人这一边来说，他们也无意进行一场持久的战争，因为德伦里卡有很多农场的小伙子会从灌木篱墙后冒出来，他们手上有榴弹发射器和AK—47机关枪。榴弹发射器很容易就搞掉一辆坦克；往坦克进气管里扔一颗燃烧弹也很容易摧毁坦克。塞尔维亚已经战乱不断，又因为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和疲软的经济而民心不振，因此，他们无法忍受这样一场战争，因为许多年轻人会在坦克攻击下活活死去。
对于塞尔维亚军方来说，惟一的解决办法是恐怖行为。每次有警察被打死，立即灭掉一个家族；每次有人朝巡逻的警车开枪，整个村庄就会给扫平。屠杀容易得多，也便宜得多，远远胜过战争，而且也会迫使科索沃解放军里面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思考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想要这样的结果。对于一个没有未来、也没有民权的24岁的青年来说，在游击战争中牺牲掉自己的生命根本都算不得什么，这样的事情反正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要他牺牲自己的兄弟姐妹，牺牲自己的父母，那又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了。
我和哈罗德沿着一条铺过的小路继续北上，最后到达另一座小山的山顶。极目远望，我们终于见到了阿恰雷沃。阿恰雷沃并不大，只不过一个小小的白色村庄挤在几处小山之间。周围的田野蒸腾起热气，小村庄在热气中微微波动。我们继续前进，到下一个转弯处，我们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盘查严格、武装精良的检查站，路边有迫击炮，山坡上还修筑有地堡。我们停下来，一名警察端着机关枪过来了。“证件。”他说。他站在那里检查我们的证件，我睡眼惺忪地坐在副驾驶位上，哈罗德点着了一根烟。
狙击手一定是在等一辆小汽车经过，因此，警察只得走到路中间去。他一定躺在胭脂栎那边的树丛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完全沉迷在这种新型的杀人游戏中，思考着等自己最后失去勇气不再杀人以后，到底应该如何逃脱。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塞尔维亚人，他只有几分钟时间可以逃离。
第一枪让我和那名警察彼此惊奇地对望，第二枪把我和哈罗德吓得爬出了汽车，第三枪迫使我们所有人——我、哈罗德和那名警察——都躲到了汽车后面。令人惊奇的是，当人们突然之间挨枪子的时候，彼此之间的憎恨很快便消失了。有一名警察在玩弄他的收音机，另外一些警察把枪架在沙包上，想找出可以朝哪里回击。啪，啪，啪。听收音机的那个家伙大喊救命，而同时，哈罗德和我两个人就爬过公路进入了地堡。我们旁边的那个警察拼命想穿上防弹衣，脸上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好像人每天都得来这么一遭似的。
枪击突如其来，也很快就突然停止了，那个警察挥手让我们离开。“赶快他妈的离开。”他对我们说。我们回到车上，一直开出了那片高地。我们经过了一个叫罗萨的小城，在攻击中被打得千疮百孔，还经过了斯比卡的塞尔维亚警察总部，之后一直到达军需厂的大门前。通往普雷卡茨的土路就在大门前交汇，我们慢慢沿路开过去，不想留下打算蒙住任何人的印象。
准军事力量的士兵直到我们到达镇边上才挡住我们。他们从掩盖住的地堡里钻出来，端着枪来到了我们身边，一脸疑惑的神情，好像他们不能够相信竟然有人愚蠢到了会漠视他们的程度。他们看上去的样子似乎是说，他们连普通的警车都敢拦，他们看上去的样子好像是说，除开他们自己以外，他们不受任何人的控制。其中一个人大声喊叫，要我们拿出证件来，另外两个人围着我们的汽车转，枪口对着我们两个。“刚才有科索沃人朝我们开枪。”哈罗德在车窗外说。“现在，我们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了。”那士兵说。
结果有用。那士兵研究了我们的证件，之后挥手让我们通过。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塞尔维亚军事人员允许新闻记者进入普雷卡茨这个受人诅咒而且很容易被封锁起来的地方，惟一的理由就是想传出话去，对于抵抗的人来说，会有什么样的下场等着他们。
哈罗德沿着小镇宽宽的土路慢慢开，到一片草地跟前就没有路了。路边有一头死牛，已经腐烂发臭了。每一幢农舍的屋顶都炸开了，窗户打成了破洞，墙壁也塌陷了。屋子里面的东西扔得满世界都是，就跟被一只巨大的爪子掏空了似的。墙壁上布满迫击炮弹炸出的弹孔，黑烟的舌头从窗户里伸出来，向屋顶舔去。在稍有抵抗的地方，子弹壳堆成了金灿灿的一小堆。
我和哈罗德从一个木门经过，大门已经被大炮炸成了碎块，之后到了一所房子的院子里。有两只丧家之犬，一条背上有伤，站在原来的那个家的门廊下对着我们狂吠。哈罗德扔给两条狗一些香肠，还有一罐沙丁鱼，我们围着两条狗转了一会儿，然后进到了屋子里面。作业本还摆在桌子上，夹克还挂在衣帽钩上，旁边是炸成了碎片的东西。一些被人碰过，一些没有人碰过，这真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
攻击之后，这所特别的房子曾用做特别警察的前哨阵地。特别警察检查过一间接一间的房间，亲手摸过有可能打翻或者破开的任何东西。书、衣物、相册，还有台灯等，全都堆在地上。有一堆杂物上面是一本塞尔维亚人的色情杂志，是最后一批占领者扔弃的。
在镇北头的草地里，新挖了55处长方形的坟墓，我们到墓地致哀，之后就开车回到活人的世界。我们经过的时候，地堡的人正挤在一起拍集体照。背后是被毁灭的镇子，他们的机关枪就在齐臂弯的地方端着。那些人对着我们露齿狂笑。
其中一个人手上拿的不是手枪，他握着一把巨大的双刃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