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什米尔，1996）
时近黄昏，游击队出现在山脊线上，他们从光秃秃的山坡上走下来，进入了美国人的帐篷，都没有想到把挂在肩上的枪支取下来。他们一个个瘦削黝黑，需要的物品全都挂在身上了：马鞍褥披在肩头，子弹袋横在胸前，破旧的网球鞋穿在脚上。其中大部分人都很年轻，但有一个至少已经有30岁了，眼睛透出冷酷的表情——“杀手”，一个目击者说。简‘谢莉是华盛顿州斯波坎市人，她看见他们走过来的。
“他们一共10到12个人，”她说，“看穿戴是准备随时出发的。他们并没有拿枪指着，只是让我们坐下来。我们的向导告诉我们，他们在找以色列人。”
谢莉和她丈夫唐纳德·哈金斯都是经验丰富的旅行者，40岁刚刚出头，每年夏天都要花一个月时间到世界某个地方走一回：斯洛伐克的塔特拉山区、阿那普那山、玻利维亚。哈金斯是一位神经心理学家，也是经验丰富的技术派登山者，他曾带领探险队前往阿拉斯加和喀斯喀特山脉。他明白恐高症，他知道各种攀登技术的窍门，在岩石上和在雪地里，他能够处之泰然。这对夫妻本打算到尼泊尔更东边的地区找地方攀登的，但还是希望先到印度的查谟邦和克什米尔地区的赞斯卡山。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殖民者和印度的王公贵族一直都到这个地区去避夏；过去20年来，这个地区还成为西方远行者必到之地，尤其是不想去喜马拉雅山更高海拔地区测试自己能力的那些人。这是一片遍布松林和冰川，美丽得让人惊异的地区，但也是一个难以控制的内战场所——1990年，印度政府在其首府斯林纳加镇压了30或40名抗议者。
发生冲突以后，旅游者就很少来了。但是，到1995年，印度德里的官员开始安慰西方人说，山区还是安全的，斯林纳加的部分地区也是安全的。这样，当年6月，谢莉和哈金斯就直奔那个地区，心里只存有极模糊的一丝疑虑。国务院经常发布对于危险地区的警告（当时也将克什米尔列在危险地区的名单上），但国务院承认，造访那个地区的美国人因为恐怖袭击而死亡的可能性，远远小于平常被汽车撞死的可能性。这对夫妻请了两位当地人做向导，还雇佣了两名马夫（和他们的马），之后朝赞斯卡山进发。10天之后，7月4日，他们在8，000英尺高的利达谷扎下营地。
扎着头巾的民兵找到了谢莉和哈金斯的帐篷，之后把驻扎在附近的一个日本人和一对瑞士夫妻的帐篷也靠拢过来，派人看守起来，其他的人就沿着利达谷继续北上了。1英里多一点之外的地方，是很大的一片草地，像是克什米尔的黄石公园，谢莉是这么描述的。那片草地上一定会有很多西方旅行者。果不其然，两个小时后，那几名民兵回来时，带上了一位42岁的美国人，叫约翰·柴尔兹，还有他请的当地向导，以及另外两名英国人，一个是凯斯·曼甘，一个是保尔·韦尔斯。柴尔兹离了婚，有两个女儿，他一个人在这里旅行，没有带上家人。
谢莉后来得知，那个民兵团体的首领是阿布杜尔·哈米德·特基，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游击队员，现在是一个分裂主义团体哈凯特乌尔安莎的野战司令官。他命令所有人质都在一顶帐篷的入口处坐下。柴尔兹很是紧张，看着地面，尽力避免与任何人进行视线接触。他坚信游击队会杀掉他，因此在寻找机会逃跑。天开始下起冷雨，特基要求他们交出护照。证件都收集起来了，几名民兵想看明白里面的内容，可证件都拿倒了，之后他们宣布，所有西方男性都必须跟随他们到长官那里去谈话。这必须行走3个小时，在阿鲁村。他们将被关押过夜，第二天早晨才能释放，那几名民兵说。谢莉将跟他的向导之一步行到上面的营地。
“我离开之后，男性必须躺倒在地，把夹克包在自己头上，如果他们抬头望，那些人会开枪的。”谢莉说。她是后来从柴尔兹的向导那里得知这些细节的。“他们（绑架者）在各个帐篷里搜索一遍，偷窃东西。之后再把男人带走。到10点钟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上面的营地，又（跟那些英国人的妻子和女朋友一起）回来了。我们所有人都挤在一顶帐篷里，因为仍然吓得要死。第二天早晨4点钟，我醒了过来，不停地看着小路那边，想到他们此刻随时可能回来了。到了6点半，又到了7点，之后是9点，之后，我的胃就开始翻腾起来了。”
最后，柴尔兹的向导回来了。他身上带有一张字条，他们要他交给“美国妇女”。上面写着：“仅供美国政府开启”，还列有他们希望能够从印度人的监狱里释放出来的21名军事人员的名单。最上面的3个人是哈凯特乌尔安莎的人。
几个被绑架的人行走了大半夜。他们不是到那个“高级指挥官”那里去——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只是被带到了更深的山区。这样的欺骗行为让柴尔兹想起纳粹用计哄骗人们进毒气室的情景，使他更加坚定了逃跑的决心。一行人成单列队形经过黑暗的松林，之后向北经过林木线进入赞斯卡山脉广大的高山地区。那是一片荒野，没有人管制的地方，印度军队根本不曾想办法控制这一片地方。柴尔兹相信，根本不会有任何人来拯救他们，甚至都不会有人找到他们。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我坚信（那些民兵）一定会开枪打死我们的，因此，只要听到有人收起枪来，我立即就会逃进森林里去，”柴尔兹说，“有一次，我们越过一条溪流，那是化雪的季节，山上的溪水变成了绝对狂怒的急流，我考虑过跳进水里，然后沉到水底去，但那一定会造成立即死亡。”
柴尔兹的眼睛和耳朵都睁着，张开着，在等待机会。他是一位化学工程9币，为一家炸药公司工作，他习惯于解决各种问题。这只不过是另一种问题罢了：如何从带有机关枪的16名民兵手上逃生。各人的性格或者怪癖和捕捉者之间的不和是他肯定会加以利用的。他一边走一边开始拖后，看看能否把队伍拖长一点。他开始用心记住地形，他开始了解那几个人的弱点。“逃跑是一件用心思的事情，”他说，“九成是要让自己做好准备，随时利用机会或者制造一个机会。我知道，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我一定可以逃脱。”
当天深夜，他们到了一个游牧者的家里，一共有三间木头棚子。家长摸黑走了出来，跟特基拥抱。之后，民兵及人质都挤进了棚子，因为精疲力竭而呼呼大睡。几个小时以后，天亮了，柴尔兹坐起身来，透过墙上的一个缝隙往外看：除了高山上的荒地和岩石，再没有别的任何东西了。通过森林逃脱至少是一种可能，但是，越过一英里开阔草地一定是找死。头20步他就会被枪弹撂倒。
人质草草地吃了一些薄饼、米饭，还有当地一种叫拉茜的乳酪食品，之后就在小路上排起队来继续走路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天亮就起来，整天走路，晚上在牧民家里过夜。那些民兵从牧民手里购买或者夺取自己需要的任何食物，除开一条毯子和枪以外，他们从不多带任何东西。他们告诉人质说，他们已经在山中过了好几个月了，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事业而献身。唐纳德·哈金斯试图让他们谈起自己的家人，其中一个民兵只是拍拍他的枪说：“这就是我的家人。”
印度和巴基斯坦已经为克什米尔进行过3场战争，特基的匪邦是50年的冲突中最新的排列组合方式。哈凯特乌尔安莎（HUA）志在推翻印度在克什米尔的统治，并使这个州被吸纳为巴基斯坦的一个省。自1990年以来，因反叛运动而得以著名的战斗者一直在与印度当局展开零星的游击战，他们有自动步枪，有手雷，还有其他不知从哪弄来的小型武器。特基称他领导的那个团体为“阿尔法兰”，暗指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山名，而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在那个大山旁边出生的。人们第一次听说阿尔法兰的时候是在1995年7月4日，当时，他们从山中走了出来，到了谢莉和哈金斯的帐篷。
白天，几名民兵带领人质通过雪野和高地山口，继续向北走。柴尔兹的印象是，他们只不过是在高山地区消磨时间，避开峡谷中马队留下的痕迹，因为有可能会在那里遇到印度士兵。白天将尽时，几名民兵就不太担心被捉住了，他们的警惕性也会有所松懈。特基还是那么阴沉，不动感情，但是，年轻一些的民兵对人质的态度有所好转。他们称唐·哈金斯为“查查”，意思是“叔叔”，每有机会就练习一下他们高中时学的一点英语。他们并不是那么凶狠，也不虐待人质，反而还尽一切力量保护人质的身体健康，为他们处理脚上的水泡，把最好的食物给他们吃，保证晚上能够保暖。这几个人质不仅仅代表着在印度人的监狱里受苦受难的21名分裂主义者可能的自由，而且，他们也是阿尔法兰免于印度军方攻击的惟一保护伞。他们是一堆商品，他们也是受到商品待遇的。
“就跟端着AK—47机关枪的童子军一样，”柴尔兹说，“最小的这个民兵才16岁左右，是克什米尔的一个小孩子，征兵征来的。他目前还没有发武器，因为没有经过训练，他受过教育，也很聪明，他的英语也不错。不过，特基却一脸阴沉，我也决不会让任何一种友爱之情糊弄我。如果他告诉他们去杀死任何人，这些人一秒钟都不会犹豫；他们接受过很好的训练。”
到第二天，柴尔兹注意到一个有趣、也很可怕的动向。人质都吓得要死，结果彼此靠近，寻求安慰和支持。他们谈到了自己的家人，还有他们的家庭和担心的事情。但是，他们也被扔进了一场残酷的竞争。他们知道，如果民兵们被迫证明自己的意图，他们会被迫杀掉其中一名人质。这一点非常清楚，但是，谁会成为这么一个人呢？美国人？英国人？身体不行走不动的那一位？一个勇敢的人？一个胆怯的人？
由于人质并不知道答案，他们就做了退而求其次的事情：尽量在自己的捕捉者眼里不留下任何印象。他们不抱怨，他们不喊叫，他们不做任何引起自己被注意的事情。他们尽可能地混在一起，希望如果到了非杀人不可的时候，他们在手拿枪的人面前都是看不见的隐形人。
柴尔兹很快意识到，在不招惹人注意的竞争中，他已经失败了。
“我的样子本来就很糟糕了。皮靴不合脚，没有被抓住之前就已经打了好多水泡，”他说，“日子一天天过去，皮肤都给磨到骨头了。到了第4天，我连爬起身都成问题了。”柴尔兹相信，他和哈金斯以及美国公民都是最有价值的人质，“但是，你可以烧死一个美国人，之后还可以留下一个。”
人质不时谈论集体逃亡的可能性，但是，一致意见是，那会使自己处在极大的危险中。尤其是凯斯·曼甘，他相信事情最后会自行和平地解决。“听我说，这些事情一般会在没有悲剧的情况下结束。”有一个时候他对其他人说。柴尔兹却不这么肯定。他不仅仅相信特基会毫不犹豫地杀死他们，而且，他感觉自己已经被单独列出来，将成为第一名被行刑者。除开这些让人烦躁的事情以外，他还染上了极严重的痢疾。到了第一天的末尾，他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到路边去松裤带。一个民兵总是给他一粒止泻灵，并且跟在他身后，因此不久之后，柴尔兹开始直接就在路中间解大手了，当着大家的面解手。不久之后，他们就讨厌地挥手让他走开，因此他想：“这会有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一定会派上用场。”
接下来，一个民兵放了一粒丸子到他嘴里，柴尔兹没有吞下去。他一直等着，等那个士兵扭头看别的东西的时候，他就吐出了药丸。
简·谢莉花6个小时才走到帕哈加姆，是进入克什米尔山区的一个起点。峡谷中所有的旅行者——共约60到70人——到最后都跟她一起走出来，等他们到达帕哈加姆警察局的时候，一场大混乱爆发了。谢莉告诉一名警官说，她丈夫已经被绑架，结果她被带入一间密室接受盘问。“我得决定是否应该把字条交给他们，”她说，“因为上面写着：仅供美国政府开启。我回头看看自己的向导，他点头，我就想，‘如果他们要帮忙，那我们就把这场表演搬到路上去。’因此我就把字条交给他们了，他们把名字抄下来，之后我去了联合国的哨卡。那已经是晚8点了，他们给美国大使馆打电话，事情就开始运作起来了。”
联合国自1949年起就一直在克什米尔驻扎有人员，当时，英国正式放弃了对其印度殖民地的控制，这一片次大陆也就沉入种族混乱之中。英国政府最后的一项管理法规，是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多数与印度的印度教徒多数人之间划出了边境线，从而使600万人口逃往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印度教徒袭击乘火车跨境进入巴基斯坦的穆斯林，而穆斯林也对朝另外一个方向移动的印度教徒做同样的事情。火车跟犁一样在阿姆里沙和拉合尔之间的边境上来回穿梭，车门下不断有鲜血滴出。
近50万人正在被屠杀，半独立的克什米尔省正在努力确定应该并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克什米尔人主要是穆斯林，但是，统治者却是一位印度教教徒的王公，正是这个原因，一大批巴基斯坦人组成的游击队就要越过边境，想要在一次闪电战中夺回斯林纳加。但是，他们对抢劫有特别的爱好，因而减缓了这个攻击过程，结果印度人派军队冲进这个地区来保卫他们的城镇。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战争，刚刚成立的联合国最后被迫将克什米尔分割成几部分，并在边境上设置了非军事区。在接下来的40年里，战斗继续不断地爆发。1990年，两国再次到了爆发战争的边缘。不过这次，赌注就高得多了，印度有数十万军队在克什米尔，两个国家据说都有发射核武器的能力。外交官化解了那场危机，但是，美国派往德里的特使仍然认为，克什米尔是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核大战的地区。
到简·谢莉和唐纳德·哈金斯出现在斯林纳加的时候，自1992年以来，已经有3万多当地人被打死，克什米尔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的警察国家了。印度军队使用的高压手段使这个地区获得一定的稳定，比如，据传秘密警察只要发现有人跟民兵组织有联系，会立即用机关枪将其全家人打死。但是，战争继续在山区进行。1994年，两名英国人被民兵绑架，要求以人质交换在印度监狱中服刑的20名左右的HUA游击队员。印度政府拒绝谈判，17天之后，民兵发了慈悲之心，将人质放跑了。他们甚至还把当地制造的壁钟送给囚犯，作为这次冒险的纪念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