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缘于都关注佛教文化。汪东林担任学习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漱溟在散会后对汪东林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两人互借书籍时间较长。1974年春天，“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学习组大多发言，唯梁漱溟尚未发言（在家准备长篇发言），发言后，其中有一句毛主席的话，梁说我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一时没有查到毛选的出处。梁发言次日，赵朴初召汪东林过去，交给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我回家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过纸条后深表谢意。
1985年，汪东林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人物》杂志连载。第一章刊出，梁漱溟告诉汪东林，说刊物如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初看。1986年，赵朴初又为《梁漱溟问答录》题写书签。
梁漱溟逝世翌年，汪东林的《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汪给赵朴初送书，赵感慨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遗憾，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赵朴初并为山东邹平县准备建梁漱溟的墓碑题写了“梁漱溟先生之墓”。
1992年春，赵朴初为民主同盟纪念梁漱溟先生征文，在香港《明报月刊》4月号上，撰文纪念梁漱溟，文章回忆了几年前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梁漱溟以特约研究员身份，第一个出席，第一个发言，说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前生，有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是一个禅宗和尚。然后拿出一篇论文。当时与会者均认为是一件异事。赵朴初便将此事写成一首诗：
梁老有以异于人，望之俨然即之温。
向不妄言但率真，是非功过公诸人。
昔年佛会邀众宾，翁先到席发高论：
我乃瞿昙弟子、达摩之裔孙，前身是一禅宗僧，三生有信去来今。语罢出示一卷文，言简意赅大小乘。
读者莫不叹其条达而深，出自九十四岁老人之至诚。
藏身人海最后露一鳞，不及期年翁遂行。
世人于翁多述评，独此一事知者无多人，吾今记之告后昆。
担任第四任学习组组长的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从海外归来，紧接着“文革”开始，1969年李宗仁病逝。70年代初，程思远参加政协学习组恢复的学习活动。因其特殊身份，除“文革”外未经历各种政治运动，初来学习组他是只听不发言，后来有了少数发言。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高潮中，程思远在全组所有人都发言后，批判梁漱溟的会议即将由小组会转为大会批判时，才发言说：“……与各位相比，我还是一名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因此我没有勇气发言，更不可能像有的同仁那样出口成章，洋洋一大篇。对于梁漱溟先生，我一来这个小组就说过，他是我的乡长，是我们广西老乡中的前辈。众所周知，他是一个学问家，对孔孟之道深有研究，而不像我这样的知识浅薄，只知皮毛。但我以为，梁老的错误恰恰在于他太懂得孔孟之道了，反而被学问所误，而脱离了现时的政治运动，发展到成为政治运动的障碍。要批判梁老的学问，我才疏学浅，没有资格。要劝阻梁先生不要执迷不悟，而继续阻碍当前的政治运动，那倒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这也是我的态度。”梁漱溟认真听了程思远的发言，并点头示意。
1976年3月底的一次学习会上平素发言甚少的程思远，直言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不理解：“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我实在弄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又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程思远说到这里掉下眼泪，说不下去了。
赵君迈过来劝慰：“程公，你不必激动。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无回天之力，就顺其天意吧！”梁漱溟也对程思远说：“程公，你的问题提得好，但这是我们这些党外（指共产党外）之人无法知晓的难题！要解答，也得请共产党内的高人。我看现时今这样的高人难请……”会议休息后复会时，主持会议的于树德说：“程思远先生今天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所表示的困惑，我看可以理解。最近几个月来的政治学习，形势发展变化如此迅速，请问在座诸公有几位跟得上趟？又有哪几位能回答清楚程公今天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认为，我看是内部学习，讲自己的心里话，提出自己解不开的问题，是允许的。我们能解决的，自己解决；我们思想认识跟不上，确实解答不了，那就向上反映，请高明的理论家帮助我们解答。当然，我们在学习组会上内部说的话，也不必到处随便外传，免得被人误会，引火烧身。”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60岁-70岁已被称为老人。据梁培恕记述：“父亲是83岁（1976年）那年才感到腿脚乏力的，这迟于许多人十几年甚至二十年。80年代初的一次体检，医生颇惊讶地说，他的心脏跳动差不多像年轻人那样有力。91岁（1984年）患肾功能衰竭之前，他仍可以说虽年高而不衰。即使进入九十岁以后，并非什么都不写，只是与过去相比差多了。勤于思考则一如往昔，如‘就欧洲文明濒末路写数语存之’。因此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来访者见梁老身体少见的好，为之欣然，他却淡淡地回答，没有什么病，但是头脑恍惚。他不喜欢不能工作的生命（梁培恕这样理解）。”
但1979年，对于梁漱溟来说，却是重要而特殊的一年，亦可说是梁步入晚年的开始。
这一年的2月14日，梁漱溟的夫人陈树棻不慎跌倒，致使左股骨折，卧床不起。为了照顾病人，梁家开始请女工。83岁的陈树棻骨折后身体加速衰弱，于9月7日病逝。
袁鸿寿曾回忆：“这位师母论学历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论品性狷介绝俗，结婚时年纪大些，无所出。梁老在小铜井住时，我见其督责保姆太严，又背着梁老说，梁老不太听话。其后‘文革’中，抄家时身受皮肉之苦，梁老认为她在街道开会时不慎失言，有所得罪，才遭此横祸。迁铸钟厂两间破屋时，尚能同舟共济，再迁至新中街，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建议就医，而师母坚定不肯吃药，我虽着急，但又无法勉强，只给她找了一位南方保姆，一直侍候她到死。梁老自身在被围攻之中，而室人又歇斯底里经常发作，所以丧偶之痛甚淡。”
梁培恕认为：“父亲的第二次婚姻不妨说是半个失败。因为同是北京的生活习惯，自结合以来父亲的饮食起居得到细心照顾，此外可肯定的就不多了。她的坏脾气使亲属和友人极小心地和她保持距离。和她保持距离的动机不是针对她，而是为了免生龃龉（龃龉），生龃龉则父亲便受影响。……然而，大家可以和她保持距离，父亲却没有可以和她保持距离的空间，不得不承受干扰，所请的保姆则往往是她发脾气的对象。数十年中经常换人。”
梁培恕引用梁漱溟的日记：“早二时半起，邀棻谈话，年纪已到，为日无多，相约不生气恼，对于连芬亦不吵闹。但于来后终又吵闹。至于走了不再来。”于连芬是赵凯、赵春生之母。“与继母有亲戚关系，尚且如此不能相容，其他可以想见”。
后来又请了女工孙梅娣，虽相处不很融洽，但经梁培恕一再挽留，孙梅娣亦念及“老先生是好人”而留下，一直照顾到陈树棻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