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其《苗民问题》一文中，沉重地分析道：我们应当知道，湘西在过去某一时，是一例被人当作蛮族看待的。虽愿意成为附庸，终不免视同化外。被歧视也极自然，它有两种原因。一是政治的策略，统掐一省的负责者，在习惯上的错误，照例认为必抑此扬彼，方能控制这个汉苗混处的区域。一是缺少认识，负责者对于湘西茫然无知，既从不作过当前社会各方面的调查，也从不作过历史上民族性的分析，只凭一群毫无知识诈伪贪污的小官小吏来到湘西所得的印象，决定所谓应付湘西的政治策略。认识既差，结果是政策一时小有成功。地方几乎整个糜烂。这件事现在说来，业已成为过去了。未来呢，湘西必重新交给湘西人负责，领导者又乐于将责任与湘西优秀分子共同担负，且更希望外来知识分子帮忙，把这个地方弄得更好一点，方能够有个转机。
对整个问题，虽千头万绪，无从谈起；对苗民问题，来到这十三县做官的，不问外来人或本地人，必须放弃两三千年以征服者自居的心理状态，应当有一根本原则，即一律平等。
教育、经济以及人事上的位置，应力求平等。去歧视，去成见，去因习惯而发生的一切苛扰。在可能情形下，应奖励客苗互通婚姻。能够这样，湘西苗民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至于当前的安定，一个想到湘西来的人，除了做汉奸，贩毒品，以及还怀着荒唐妄想，预备来湘西搜刮剥削的无赖汉，这三种人不受欢迎，此外战区逃来的临时寄居者，拟来投资的任何正当商人，分发到后方的一切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以及无家可归的难民妇孺，来到湘西，都必然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帮助，不至于发生不应当有的困难。湘西人欢喜朋友，知道尊重知识，需要人来开发地面，征服地面，与组织大众，教育群众。凡是来到湘西的，只要肯用一点时间先认识湘西，了解湘西，对于湘西的一切，就会用另外看法，不至于是先入为主感觉可怕了。一般隔靴搔痒者惟以湘西为匪区，作匪又认为苗人最多，最残忍，这即或不是一种有意诬蔑，还是一种误解。殊不知一省削治若领导得人，当权者稍有知识和良心，不至于过分勒索苛刻这类山中平民，他们大多数在现在中国人中，实在还是一种勤苦、俭朴、能生产而又奉公守法，极其可爱的善良公民。
四、湘西光复运动、革屯运动和匪患
历史的齿轮滑过苦难的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苗区之外，“国民”取代了“子民”，但包括山江苗族在内的湘西苗族的处境非但没有好转，情况反倒更为恶劣了。
1912年，湘西光复运动在略有反复之后，革命最终成功，清朝统治者被赶走。然而湘西地区实质上没有任何变化：田地租税，官兵饷粮，依旧按照清朝惯例收发；直至1936年上半年“苗民革屯”以前，屯田军官的官衔依旧沿用清朝颁授。清末改制，废除绿营军另组新军的改革还未到湘西时，清朝已被推翻，于是清朝镇守镇筸城的职司在民国时期改为“湘西镇守使”，早年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后来参加过南京起义的苗族田应诏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兼任“辰沅道尹”，治理湘西。1917年，湘西在军阀混战中取得独立地位，镇筸镇守使正式改称“湘西军政长官”，依照半新半旧的政治模式治理苗疆一切事务。其后相继崛起的田应诏、张学济、陈渠珍等地方军政势力，直接影响到湘西社会后来30年的兴衰荣枯。
然而这一切政治烟云，对于地处腊尔山台地的山江苗族来说，要么是与己无关，要么是再一次伤心裂肺的被追赶、捉拿与剿杀。辛亥革命后不久，凤凰初次发起的武装起义失败后，苗民遭受了一如既往的“非子民”待遇。在清朝官吏们的眼里，湘西光复运动只是“苗人造反”——苗族不服王化的历史延续。沈从文在他的《从文自传》里为我们留下了如下记录：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妥要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三十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方明白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这愚蠢残酷的杀戮继续了约一个月，方渐渐减少下来……到后人太多了，仿佛凡是西北苗乡捉来的人皆得杀头。
衙门方面把文书禀告到抚台时大致说得就是“苗人造反”。因此照规矩还得剿平这一片地面上的人民。几个本地有力的绅士，也就是暗地里同城外人沟通却不为官方知道的人，便同向宪台请求有一个限制，经过一番选择，该杀的杀，该放的放。每天捉来的人即有一百两百，差不多全是四乡的农民，即不能全部开释，也不就全部杀头，因此选择的手续，便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该死的自己向左走去，应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该死的谁都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腊尔山台地苗族在舔吸自己受创的伤口之余，除了一如既往地与艰难的地理条件抗争、辛勤劳作负担屯租以求生存外，还将自己隐藏得更深，更加注重自保，对外界和政府更为惧怕，对外族人也更为疑惧和不信任。
20世纪30年代，湘西的苗族被迫于内焦外困和生活的重压，重新举起了义旗。1934年，湘西连续发生水涝旱灾，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区民由于近两年湘西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诈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采取软硬兼施，被迫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所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几方凑合，大家有了一席长谈。这次谈话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9年9月至10月，新六军两个师（即龙云飞的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响应上级布置，驻守湘潭、株州，成功击退日军的进攻，协助取得长沙会战（始称“湘北大捷”）的胜利。
众要求湘西“自治政府”减租，独霸一方的军阀“湘西王”陈渠珍不许。
1936年初，凤凰苗族头领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与花垣苗族一起发动苗民起义，要求“废屯归民”，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相继围攻永绥（今花垣）、凤凰、保靖等县。“七·七”事变后，运动又同抗日结合起来，组成“湘黔川苗民革屯抗日救国军”，提出“革屯抗日”等口号。
起义伊始，蒋介石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控的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从而一箭双雕。
1936年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了打击陈渠珍的势力，也派六十二师旅长张悫忠驻凤凰，以“清匪”、“挤枪”为名，滥杀无辜，陈渠珍的旧部多被株连。1936年8月，在龙云飞的周密部署下，苗族起义军攻陷乾城。蒋介石将失败责任转嫁到何键身上，同年11月，撤销何键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湘西为“匪区”，继续调兵遣将，向苗民起义军进攻，湘西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状态。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渠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从此后湘西结束了自治状态。
1938年初，因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连遭败绩，国民党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答应起义苗民的要求，实行“废屯升科”，革除了乾嘉起义后延续湘西140多年的屯田制度。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软硬兼施，逼迫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在沈从文的斡旋下，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义男儿被改编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协助取得“湘北大捷”的胜利。之后，龙云飞等起义领袖在识破国民党政府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这一阴谋之后，相继返回湘西。
1936年7月，湖南省政府通过了“湘西苗民文化经济建设方案”。方案强调了苗区军事自治，包括修建用于抗匪使用的碉堡和对用户继续进行武器登记，提出帮助苗区发展教育和经济，提倡通婚，结束对苗人的民族歧视，并号召苗民“改习汉语”，丢弃过量的献祭惯俗和“婚丧不良习惯”及“不正当娱乐”。其后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湘西成为抗日大后方，一切服务于抗日救国这个目标，因此这个方案在湘西苗族地区没有得到贯彻，最终变成一纸空文。
湘西在近现代时期一直深受匪患之害，直到共产党进入湘西建立政权以后，土匪势力才被彻底铲除，人们生活才得以太平。兵与匪在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区别不大，各种地方势力之间互相发生冲突，出于报复动辄血洗苗寨，或者勒令苗寨交纳保护费。这些匪徒的客观存在，加重了苗族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在苗族人的印象中，兵、匪都是特别令人恐惧的势力。苗语将“兵”喊作“庚”（“虫子”），指的是兵和一种能做蛹的虫子如菜叶青、毛毛虫、桑蚕一样具有蚕食的力量。
兵荒马乱的岁月里被他者欺凌压制的历史，使苗族地区的土地兼并愈益严重，生活环境更为恶劣，人们的怨恨和积怨愈深，对外界的惧怕、仇视和自保心理也愈强。终年勤劳却不得一饱，动辄饱受穷病而死，人们在恐惧中挣扎，生存本身成了包括山江苗族在内的湘西苗族最大的人生理想。
五、山江苗族的记忆与认同
对于乾嘉苗民起义的情形和状况，由于人事久远，同时我的田野调查范围内没有直接与清军发生战争的古战场，因此人们对于这段历史记得不是很明晰，但由于当时被称之为“苗巢”，山江苗寨事实上是苗民起义军的一个大后方，人们对此的记忆还有一些存留。
山江苗族的总体感觉，就是过去和现在很不一样。“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是转折的一个关键点。这些变化，体现在对于房屋样式、苗族服饰、苗药、苗族武功、民间乐器的记忆和还傩愿唱词中。
一位木匠曾向我介绍这里房子样式的变化，说这里的苗族过去修屋子都不需要修围墙。寨子里虽然有寨门，但没有保家楼和卡子。自从“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后，人们修屋子除了考虑防寒、防雨和防猛兽外，还要特别注重防枪、防弹和防火。
人们对于乾嘉苗民起义前苗族的服装也有一定的记忆。一位会绣花的老婆婆告诉我：“以前我们的衣服可不是这样子的，衣是开襟的，没有裤子，只有裙子，上面绣的花也不一样，我小时候看到我奶奶死时还穿那样的衣服。”
一位对苗药颇有研究的师傅告诉我：“我们苗族有一种能够使子弹从人的身体里退出来的‘退子弹’药，苗名叫‘一毛’，‘一毛’是什么，我一直不清楚，因为从苗语词来讲，怎么都无法解释，后来我看到古书把“那次事”（指乾嘉苗民起义）叫‘乙卯事变’，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把‘乙卯’记成‘一毛’——这‘退子弹’药一定是在乾嘉苗民起义，即‘乙卯事变’中立了大功才被我们的祖先记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