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这个东西，在笃信它存在的山江苗族人眼里，本身是无法感知的一种气、一种意念，是一种构想物。然而，“蛊”这种构想物的存在，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生活却有着很大的影响，同时它也如同“鬼”、“前生”、“来世”、“阴界”这些词语一样，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想象空间。在人们的观念里，“蛊”与“妖术”完全不同。孔飞力在其《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指出，“即便受害者是个陌生人，一个经过适当训练的术师仍能够以其头发为中介物质而攫取其灵魂”。在苗乡，蛊的使用与灵魂无关，而只与个人短暂时期的健康状况有关，所以在山江苗区，人们虽然对“蛊婆”畏惧，但对“蛊”的恐慌并不具有传染性。严格来说，人们将“蛊”当成了生活中的一件正常的事项。
山江苗族认为，蛊术的传承很简单。蛊婆获得奇异力量，可以通过主动与人学习，也可以在发高烧以后自己通过悟道悟出来，或者被动地在不知不觉就被传上。如果某个人和蛊婆玩得好，蛊婆很喜欢她的话，在这个人跟她学习一首歌或者绣一个花样的时候，蛊婆会问：“会了么？”对方回答：“会了。”这个放蛊的法术可以在这个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不知不觉就已经传了过去。蛊婆还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把蛊术传给自己最喜爱的那个女儿。
至于“蛊”的文化内涵，苗语是这样将“红色－血（月经）－蛊”连接起来进行解读的：山江苗语称呼“红色”、“月经血”和“蛊”的音非常接近，分别是“qín（亲）”、“qìn（亲）”和“qì（弃）”。通常，“蛊”和“月经血”被隐讳地说成是“红色”，比如：苗语“给（gei）工给亲”一词，就是“拉虫子拉月经（血）”，专门用于诅咒坏心肠的人像蛊婆一样“拉虫子拉月经”，不得好死。“给”即“拉（屎、尿）”，“工”即“虫子”，“亲”即“血（这里特指月经）”，这就将“蛊”比成“月经”，有“肮脏”的意思。此外，“凶猛”、“血性”之人叫“巴亲”，也被隐讳为“红色（亲）”。比如，苗语“巴亲巴策”一词，“策”即“雄狮”，意译“凶猛如雄狮（一般的人）”。因此，从苗语对“亲”剖析来看，“蛊”含有“凶猛”、“肮脏”的意思。
我的访谈人告诉我，山江苗族对“鬼婆”（苗语称为‘奶滚’）和“草鬼婆”（即蛊婆，苗语称为‘帕弃’）的区分是很严格的。这两个词适用于不同的场合。“鬼婆”是人们口头泄私愤的骂人话，指某人做错了某件事情，而她所做的其他事情并不算坏，还可以被接受，或者指某人很爱多事。“鬼婆”是一句语意较重的骂人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得较为频繁，骂架的双方都不介意这种骂法，骂过了就算了，不会在心里结疙瘩。“草鬼婆”这个词可以在母亲责骂女儿时出现，但在指责别人时一定得慎重，要有充分的根据，否则出口伤人必招杀身之祸。
蛊婆被认为具有技高一筹的高明知识或法力而让人畏惧。人们传说她能够通过咒语使人生病或者死亡。首先，她的行为古怪，举止不正常，自己却对此没有察觉。第二，人们碰到她后会头晕或者肚子不舒服。第三，她会定期眼红，这表示她身上的蛊开始耐不住，要出来作恶了。第四，她能预测坏事情的发生，并且往往很灵验，从而使人感到不快。当地一位有着丰富乡村生活经验的苗族知识分子对“蛊婆”的认定经过深思熟虑后告知我：一般被认为是“蛊婆”的人都比较聪明，她们能说会道，落落大方，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比较冒尖、突出，并且比较有判断力。
访谈人庭国跟我说起人们对蛊婆的一种推认方法：还是我小时候，有一回村里人在大白天看见鸡与鸭交配，几个老奶奶于是聚在一起讨论原因———这是村里有妇女白天在家中与丈夫发生性关系，触犯了鬼造成的。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她们推算后基本上就能判断出来。你知道，我们寨子不大，谁每天在做什么事情大家都互相打听得到。于是，几个奶奶就派我去某户人家门口看看，是不是他们家的门是拴着的，门拴着表示屋里有人，并且在干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也不明白这些奶奶为什么要我这么做。
于是我跑到那户人家门口去看，果然是拴着门的。我赶紧又跑回来告诉这些奶奶。然后我们一起留意盯着那扇门。过了没多久，这家的女人提着一篮子脏衣服从门里走了出来，她的丈夫跟在后边。没过几天，我的外婆告诉我们几个小孩子，那个女人是蛊婆，我们以后不能到那个女人家里去玩，也不要吃她给的东西。现在想来，那个女人被几个老奶奶认定是蛊婆，绝对和我那天看到的事情有关系。我推测，这也是人们认定蛊婆的一种方式。
庭国进一步告诉我，这个女人的行为是不符合山江苗乡规范的。山江苗族认为夫妻之间的交合在家里进行的话应该发生在晚上，白天发生此事只能去野外或者山上。男人对于白天在家里与妻子交合不用负任何责任，人们认为，这个丈夫明知道这个规则，却违背了规矩，白天在家里和妻子上床，主要是受了妻子的引诱。那么，这个妻子的某些能力确实让人畏惧。如果我们对庭国的文本做进一步分析的话，我们看到，在这则故事里，蛊婆的认定是由老年妇女掌管的，认定点在于该名妇女没有遵守乡村规范。因此，老年妇女和年轻妇女之间的对立关系在蛊婆的指定中有所体现。
有时候一个女人起床很早，然后偷偷摸摸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烧香做法，人们也会认为她是蛊婆，正在寻找隐蔽之处放蛊。“蛊婆”对树放蛊的时候，会独自找些石头在树前垒成某些形状，之后这棵树就会有中蛊的症状，死掉半边或者全部枯死。
同时，如果一个人在见过某个女人以后，莫名其妙地肚子疼、头疼、身体不舒服，碰巧那个女人正好又有上述所说的其他三项特质，那么她八成就是一个“蛊婆”，而当事人肯定是被她放了蛊。
但是以上关于蛊婆的种种说法，人们都无法证实。我采访的对象都确定她们自己的村寨有蛊婆，但是无法确定地说出为何这些人被认为是蛊婆，基本上都是某人传出“某妇为蛊婆”的说法，大家越看越像，越想越是，因此大家就都认定她是蛊婆了。这些被当作“蛊婆”的女人，为人都比较和善，但是大家都敬而远之，她就是为乡邻做了好事都不会被人搭理。没有人敢于公开指认蛊婆，但是在这家人迁出、搬走以后，人们才会公开议论。
“蛊婆只会害和她亲近的、有来往的人”，好几个访谈人都告诉我。
孩子和妇女被认为是最经常的受害对象。“我小的时候，我妈就告诉我，千万不要到外婆家旁边那户人家里去玩。他们那一家的母亲是蛊婆。我妈妈说，不能吃她送的东西，不能和她说话。”“你信么？”“我想天底下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吧。小时候有一回我从山上砍柴回来，在路上忽然就肚子疼得厉害，怎么都止不住。我跑回家里，妈妈问我在路上曾经碰到过谁，我就照直跟她说碰到过那个女人了，后来我妈带我到铁匠家里去，他给我画了一碗水，我的肚子就不疼了。”这一个访谈对象，是学过四年中西医的护士。“这件事情，我自己现在都还觉得奇怪。”她接着补充。
苗乡人对于蛊婆的态度一如他们对待生活中其他不受欢迎的事物。
“蛊婆很让人讨厌，可是她也很可怜，她也是被逼的，没有办法的啊！她不害人就要害自己。”“那你们怎么保护自己不受她害呢？”“你自己要注意啊，你不要和她太亲热，打太多的交道。你要是和她打得火热，受了罪是你自己的错。”“我直接找到那个你们公认的蛊婆问她是不是，她会承认么？问她关于蛊婆的情况，她会告诉我么？”“她不会承认的，但是我们知道她就是蛊婆。要是你问她蛊婆有什么特征，她会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啊，要是你再追问，她跟你说的话，就会跟我们说的话一样，比如说眼睛红、举止奇怪之类的。”因此，我调查蛊婆这一项时，人们都乐于跟我说蛊婆的故事，但是又都很不情愿跟我确指某人是蛊婆。人们还叮嘱我，去了某户人家走玩时千万不要提出她被认为是蛊婆这桩事，没有人愿意承认的，你这一说可能会激怒这个蛊婆，她会恼羞成怒而对你下蛊。
乡村的知识体系偶尔也有和国家机器冲突碰撞的时候。很多年前，一个苗寨中有户人家儿子病了，人们疑心他是中了蛊，于是请了老司来做法事。人们相信，巫师做法事时，下蛊的蛊婆会因为肚子疼得难受而跑到做法事的这户人家门口来求饶，同时给病人解蛊。这天，法事刚做完，就有隔壁家里的妇女架了梯子要爬到这户人家里来。这家人认为她就是蛊婆，于是不听她辩解，将她从梯子上揪过来暴打一顿后送官。这个妇女在法庭上解释说，自己家的几只母鸡不见了，邻居家门又关着，只得架梯子爬墙过来找找看。后来法院判决妇人无罪。然而在该寨子人们的心里，这位妇女“蛊婆”的名声是永远地坐定了。
从我的调查来看，“蛊婆”这个名称的存在，并没有充分的合法性和依据。在这样一种“社会剧”中，每个女人一生中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被他人认为是“蛊婆”：她有可能在某一个时期因为没有休息好、或者患了慢性眼疾导致定期眼红，她或许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秘密不希望被所有人知道因而显得举止古怪。而且这种推测出来的关于谁是蛊婆的秘密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公开和讨论。那些被公认了的蛊婆自己无从得知自己已背上了蛊婆的名声（苗乡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想到去寻根究底：“大家说你是蛊婆，你真的是蛊婆么？”），人们会在背后议论她，嘱咐孩子小心些，但是在与她交往时，面子上会保持一团和气。所以，一个女人一旦背上了蛊婆这个名声，她本人不会承认，同时也百口莫辩。
谁是蛊婆的秘密被严格限定在家的空间范围内，如母亲交代孩子别和哪个女人打交道。巫师的指认被认为是权威性的，但是巫师出于职业道德，不可以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我不停地请求某个巫师告诉我他所认定的一个真正的蛊婆的名字和寨子，好让我去考察考察，但他好几次都坚决地拒绝了我，我的心愿最后没有得到满足）。我见过别的几个被公认为蛊婆的女人，却一点儿也看不出她们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姿色有美有丑，家境有贫有富，个子有高有矮，评判的分类标准实在不明显。在我看来，蛊婆实际上是一种被构拟的、不确指的神秘人物，讨厌却并不置人于死地。
在我们看来，苗区的成年女性常常有可能在自己也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指责为“蛊婆”，这是否会严重影响邻里之间的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人们的思想中有一个预设，即这些蛊婆放蛊都出于不得已，并且社会能治愈她所施的毒害。
但这套信仰机制确实使得邻里和睦关系有所减弱。我们或许可以这么认为，这种指控可能源于嫉妒、憎恨，而这只能在经常接触的人中间产生。同阶层的人，经常接触的人才会有竞争和敌意。这种指控，一方面舒缓了社区内部的紧张心理，同时对于女性的日常行为规范进行了有效的社会控制。
概括起来说，有关蛊的话语是存在于山江苗区的一种流言和闲话装置。没有事实根据的说法，就只能是一种臆测，散布出来，就成为一种流言和闲话。流言和闲话散布以后，各种潜在的不和通过这种渠道得到发泄，秩序得以重新确认。
蛊以及蛊婆的产生，一方面在于乡村社会的运作机制——密切的邻里关系使人们相互影响，彼此很难互相逃离。同时蛊婆都被认为拥有奇异的力量，会给她们的邻居和村寨造成伤害。她们的坏名声是在许多年的谣言和闲话的险恶包围下建立起来的。但是，蛊以及蛊婆的产生同样也有其文化背景。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它们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的，因为它是基于对自然界及其运作方式的一种特定的观点。此外，蛊以及蛊婆的产生还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通常，一种信仰肯定会反映出人类深层次的渴望或者焦虑。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简单地尝试着解释厄运（身体的不适），随之而来的就是希望可以避免厄运。这种信仰看起来是整合了我们共有的幻想生活中的某些元素，来表述我们某些最深层的恐惧，并且表达我们对他人潜在的怀疑。巫蛊本身并不是客观的实体，而是一套由人们的评论而产生的东西，只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只有在蛊以及蛊婆自身所存的那个社会背景下，联系使人们的信仰高度发展起来的大环境，我们才能合理地解释它。
（三）田野调查：“无蛊不成寨”、“与蛊婆斗法”
“蛊婆”是一个有些用处的“麻烦角色”。一方面，寨子人讨厌她“坏事”；另一方面，寨子人又希望仰仗和借助她“不可冒犯”的奇巧本事来使寨子增添威力，让外人不敢侵犯，从而维护村寨的利益。比如说，让外村寨的人有所忌惮而不敢随便到本寨的地盘里来砍树。所以，人们相信（或杜撰），一个苗寨不拘大小，必定有一个甚至多个蛊婆。同时，人们也认为，村里必定会有匠人或者巫师，能制止她对人畜的危害。一旦人们意识到自己中了蛊，只需马上去找匠人或者巫师通过画水来解她的法术，解了法术，病人的身体不适马上就会消失。我们发现这种说法中存在着一种男女性别关系的对立：苗寨的打铁、制银、做砖瓦和木工等活计，全部是专属于男性群体的门路。人们认为，这些匠人与蛊婆、巫师一样，具有高明的知识和法力，同时男人阳气重，能克阴，足以制服蛊婆。
“巴得卓”松金对我说了“蛊婆”的来历：当初巫师的祖师爷张赵二郎从人间跑去跟太上老君学艺。
太上老君有个独生女儿李千金后来爱上了张赵二郎，就告诉他学法就要学斗法。于是她唆使张赵二郎和太上老君斗法，还帮助他斗赢了父亲，之后，李千金跟随张赵二郎私奔跑到了人间。太上老君发现这个事实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因此就诅咒这个女儿：我就封你做草鬼婆好了，让你在人间过得不自在，人见人厌。蛊婆的法术还是很高明的，不过，我们做巫师的人有法术对付草鬼婆，我们不怕她。
这个故事中体现了三重结构关系：（1）李千金和张赵二郎所表现出来的男女关系（女人唆使男人干违背常规的事情——背叛师傅）；（2）父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女儿擅自私奔——遭到父亲惩罚）；（3）巫师团体和蛊婆团体的对立（“我们有法术对付草鬼婆，我们不怕她”）。这三重结构关系的轴心点是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之间的对立：女性是秩序的颠覆者，而男性是秩序的维护者。整个故事充满了训诫意味——对女人要提防；不遵守常规、不尊重长者，就不会得到大家的喜爱。同时，这个故事指出了人们对待蛊婆的正常情感——人见人厌。草蛊婆对社区的危害在这则故事里没有被完全点明，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言中之意——由唆使徒弟反抗师傅，以及擅作主张私奔到人间来看——草蛊婆的主要错误和责任在于违反了常规。她违背常规的行为和能力反过来又使人对她产生畏惧，所以人们只能疏远她，隔离她。
巫师松金和我说起以上这段故事时，又津津乐道地说了一段他和草鬼婆斗法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