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知北游》
什么是美？自然山水为什么美？亭台楼阁为什么美？书法绘画为什么美？诗词歌赋为什么美？……诸如此类的疑问举不胜举，它反映出人类对审美现象的关注与思考。如同人类关注什么是“真”的科学、什么是“善”的伦理一样，审“美”也始终是人类重要的认识活动。从本质上说，审“美”活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外在世界之间的情感联系。情感与心灵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当我们用情感和心灵去感触、体悟世界万物的时候，总会激发物我交流的“同情”体会。例如：当你身临“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山水仙境时，也许会被俊美的山水景色所震撼；当你沉醉“枫叶红千岭，江流白一湾”的秋色晚景中，或许会被秀美的自然风光所吸引；当你欣赏一幅美丽的油画时，可能会惊讶于画中的美景而赞叹不已；当你聆听一首旋律优美的歌曲时，也许会为之感动而潸然泪下……所有这些都与美有关，它们折射出美的光芒，充满着美的韵味。正是因为“美”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变得绚丽多彩。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什么是美”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在人类的早期发展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不同的民族形成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认识，也由此导致了审美观念和审美精神的差异。例如在古希腊，人们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把自然看做外在于人的神秘存在。因此希腊人总是充满了去探求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同时认为美在人之外的世界，只要去寻找，就能得到“什么是美”的答案。与此相比，中国人则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辩证和谐的哲学观。它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世界最美好的状态是各种对立因素处于平衡而统一的状态，这就是“和谐”。所以，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应当与外在世界和谐相处，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和谐应该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在这种哲思的观照下，我们的先人对“什么是美”的认识也就有了一个自己的答案——美是“和谐”。
可以说，“以和为美”的审美原则根植在中华民族的生命里，它构成了中华传统审美文化的核心。当我们的祖先开始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生活和思考时，崇尚和谐美的思想便充分地表现出来。早在商周时期，大量的关于和谐美思想的记述就已经出现。此后，以儒道美学为代表的“以和为美”观念开始逐渐形成，并逐步渗透于中华民族总体的审美观，影响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艺术形式和内容，也影响了中国人的审美生活。
“和”则美生
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中国人由农业进于文化，对于大自然是‘不隔’的，是父子亲和关系，没有奴役自然的态度。中国人对他的用具（石器铜器），不只是用来控制自然，以图生存，他更希望能在每件用品里面，表达对自然的敬爱，把大自然里启示着的和谐、秩序，它内部的音乐、诗，表现在具体而微的器皿中，一个鼎要能表象天地人。”的确，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从一开始便是亲和的。他们居住在平原大地之上，劳作在自然万物之间，并且不断地观察自然。从寒暑交替、日夜更迭及男女、生死对立等自然现象中，总结出阴阳对立的观念，建立起人与世界相统一的“整体意识”，即天、地、人的和谐统一。
《淮南子·论训》有云：“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从这种意识出发，世界是一个包举万有，涵盖一切的大系统，其间万物，各适其性，各得其所，绝无凌越于他物之上的存在者。同时万物之间皆彼此相需、互相交融，绝没有可以完全独立的事物。中国宋朝思想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物，都是我的伙伴。这正是人与世界统一的思想。因此，中国人在进行审美欣赏和审美创造时，同样强调“整体的美”，而具体表现则是“以和为美”。
以和为美是自商周以来形成的传统思想。关于“以和为美”最早的文字记载可见《尚书·尧典》中“诗言志，歌永言，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八音克谐”“神人以和”，中国古人在对天、神的敬畏中，通过巫术礼仪来表达对“和”的希冀和企盼。巫术是一种集“诗、乐、舞”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在祭祀时，人们伴随着音乐，舞动着身体，口中还念念有词地唱着自编的歌曲。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正是通过这种看似愚昧的方式与天神进行交流，依靠丰富的想象来面对和改造自然，表达出他们孜孜不倦追求人生目标“神人以和”的强烈愿望。巫术中的乐舞尤其注重各种因素之间的协调有序和配合无隙，力求使音乐舞蹈做到“和谐”。在他们朴素的世界观中，认为只有乐舞“和”，才能娱神、悦神；只有做到“神人以和”，才能风调雨顺。因此，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巫术并不是艺术和审美，而是他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充满了实用的目的。但“神人以和”的精神却蕴涵着“以和为美”的萌芽，成为中国古代“和谐美”观念的第一种模式。
自西周至春秋期间，史伯和晏子曾经论述了关于“同”与“和”的道理，对什么是“和”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以和为美”的思想。《国语·郑语》记载，在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八年），周朝的司徒郑桓公问周太史史伯：“周其弊乎？”周朝将要衰败吗？史伯就讲了一番深刻而精辟的见解：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在这里，史伯是在讲周朝为什么将要衰败的原因，中心意思是务必要“取和而去同”。所谓的“和”，是指不同事物的协调统一，即文中“以他平他”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要把多样且不同的事物综合起来，才能产生新的事物（“生物”）。所谓“同”，是指把相同的东西加到一起，即“以同裨同”，那样的话，任何新的事物都无从产生，也就“尽乃弃矣”。治理国家也是这样，应该任用各种贤人能臣，听取不同的意见，即要取“和”，而不能只听个别宠臣的献媚之辞，不能只许一种声音说话，这样取“同”，不利于国家的兴盛。而周幽王不懂得“取和而去同”的道理，因此史伯认为周朝离衰败不远了。
史伯虽然是在谈论政事，但在他的谈话中却涉及了“美”和“美感”，无形中触及了“以和为美”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史伯不仅指出世间万物是靠金、木、水、火、土等多种元素的杂合而生成，而且还提出“声一无听，物一无文”的看法，说明任何单一的声、色的加减，永远不能产生美的东西。在音乐方面也是一样，只有“和六律”才能“聪耳”，即把高低、快慢、长短、清浊不同的声音统一协调起来，才能产生动听的音乐，才能使耳朵听了感到愉悦。同样，美味佳肴也只能是“和五味”的结果。这里明确谈到了“美”和“美的艺术”，并且看到美存在于事物的多样性统一，即“和”之中。史伯把“和则生物，同则不继”作为世界的普遍原则，正是这种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使他的论述中包含着“以和为美”的思想。而这种审美理念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左传·昭公二十年》也记载了“春秋”名臣晏婴与齐景公之间关于“和与同”的一场著名讨论。齐景公问晏子：
“和与同不同吗？”晏子说：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大意是：“和”就像炖肉，要加入适当的水，辅之以多种作料和味道，用适当的火候，不温不火炖出来的汤才好喝，肉才好吃，让人食后心情舒畅。晏子还进一步举例说：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
这段话的意思是，音乐就像食物的味道一样，也需要多种韵律以“相成”，需要不同的情感、不同气息的吐纳以“相济”，这样的音乐才美，让人听后心情舒畅。晏子这样解释“和”是为了说明“和”与“同”的区别，从而进一步论说君臣之间的关系何以为和、何以为同，因为齐景公误以为大臣一味地附和他、凡事与他保持一致就是“和”。晏子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这样做是“同”而非“和”。当晏子谈笑间讲哲学论政治的时候，不经意间也流露出自己的审美思想来：饮食之美、音乐之美都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协调配合，即“相成”“相济”，否则饮食无味，音乐无美。
史伯和晏子的论述阐明了一个道理：世间之事、世间之美在于“和”，“和”则“美”生，“同”则不继。他们在中国历史上较早地阐述了“和同”关系，奠定了中华“和合”文化的基础。同时，也加深了中国人以“和”为美的认识。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中国人对美的感知也总离不开一个“和”字。不必说音乐诗歌，也不必说书法绘画，单是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纹饰中，就能了解先人以“和谐整一为美”的深刻观念。在许多古代器物、服装上，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纹饰，如万字、意头、回纹、水波纹、火纹、龟背纹、云纹等，纹饰以抽象的形式表达事物的感性形态，表示一种杂多而有机统一的美。在古代汉语中，纹饰常用“文”来表示，《周易·系辞下》中有“物相杂故曰文”，前文中提到的“声一无听，物一无文”，都旨在说明美的事物总是那些由多种元素所构成的和谐整体，单一的东西往往是不美的，而“文”正是这样一种表达出事物内在和谐的美。众所周知，“云纹图案”被成功地运用在北京2008年奥运会火炬“祥云”的设计中，象征着“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祥和之气，充分挖掘出中华传统和谐文化与和谐美的意蕴。
我们已经看到，古人讲求的和谐，并非是一味的求同，而是在事物的对立、矛盾中去求和谐。和谐本身代表着对立统一，是相辅相成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事实上，没有矛盾和对立，就没有和谐。只有矛盾冲突的双方达到平衡、稳定、融合，才会产生和谐。因此，古人和谐辩证的思想来源于宇宙法则和自然规律。自然中的雷霆震荡、风雨勃兴、四季更替、日月轮回、万物枯荣奏响着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包含着对立产生的和谐思想。由此，中国人懂得了清浊、大小、短长、哀乐、刚柔、高低、祸福等之间的相依相济，懂得了在艺术中运用疏密、浓淡、虚实、明暗来表现世界和谐美的规律。
中和之美
孔子以自己的博学，拓展了“以和为美”的理念，推动了中国审美观的历史进程。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美学的出发点。孔子谈美、论诗、品音乐，侧重点均不在艺术本身，而是在于艺术的社会价值。孔子非常注重诗歌与音乐对人的道德情操、人格修养的促进作用，主张实施“礼教”与“乐教”。那么，孔子认为什么样的音乐和诗歌才是美的，才适合用于礼教和乐教呢？这得从“中庸”谈起。我们都知道，孔子讲“中庸”。所谓中庸，通俗地讲就是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言行，还是待人接物，以及处理事情，都能坚持一种中正、不偏不倚的态度。这种思想是古代贤士哲人从自然法则的阴阳对称中总结出来的，并用之于日常生活中。中国文化始终强调中正、中行、中和、中道，视之为宇宙之道。而“中国”则是“行中道之国的称谓”。孔子以“中庸”思想为基础，举一反三，将“中庸”的思想推广到人生境界、身心休养和文学艺术审美之中，提出一种适中而不偏颇的“中和”审美观。也就是说，孔子认为符合“中和之美”的艺术才是美的，才能用于教化民众。
关于中和，《礼记·中庸》中有这样的话：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在喜怒哀乐的情感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心是平静、平衡的，这称之为“中”；如果感情发生了又能适当节制，不温不火，这称之为“和”。“中”是天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如果世界能达到“中和”的境界，那么天地就能获得秩序，万物就能各得其所，各安其生了。
孔子将“中和”“中庸”视为人间至理，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都要做到中庸适度，不能太过，“过犹不及”。在理与情之间，要做到“执中”，要合理地遏制情感，不应使它太泛滥。
因此，孔子十分欣赏《诗经·关雎》的那种情感表达方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是我们中国百姓家喻户晓的一首爱情之歌。它描述了一个男子在河边遇到一位美丽的女子，一见钟情，但是女子对他来说却是可望不可即的。男子备受相思之苦的煎熬，彻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象着如果能和她在一起，他会怎样演奏高雅的音乐与她快乐地相依相伴。
这首诗歌表达的感情真挚、热烈、纯真，表现了男女情爱浪漫高雅而不荒淫放荡，表达相思的忧伤却并非痛苦到难以自拔。孔子对此极为赞赏，他既感受到了诗歌的美，又读出了其中所蕴涵的伦理，称赞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