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承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并不是宣扬国家主权过时论。事实上，在审视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时，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主权的基本价值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政府依然能有效地保护其公民，维护国内的秩序与公正，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即使国家的自治和作用由于超国家的趋势而减弱，也没有出现一种足够的东西来取代它，并成为答复全球变化的关键单位。”所以，无论在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中，坚持主权原则和捍卫国家主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合理的要求，合法的权利。任何否认主权基本价值与原则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错误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第二，全球化时代显现了主权的历史性与相对性，这要求人们以开放的眼光审视传统的、绝对化的主权观，国家主权在地区和国际机制中的部分让渡，实质上为民族国家获取了新的发展空间，有助于跨国界问题的解决，有助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和发展。第三，在不改变主权本质的前提下，探讨新形势下主权行使的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否则就无法摆脱现实主义的主权困境。
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明确，国家仍旧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在国际政治中，国家也是国际政治的主角和最基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行为体。在认同国家主导作用的同时，对于全球共同体、地方共同体、诸多非政府组织在规范人们社会生活方面应该持更开放的视野，抱更积极的态度。这样才能在全球化发展中立于不败之地。
其次，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强化了国际机制的作用。国际机制是指国际共同体为稳定国际秩序，促进共同发展，规范国际行为而建立的一系列有约束性的制度性安排与交往规则。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当代国际机制的强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其一是国际机制涉及领域扩大，数量增多，可以说，在应对当代重大全球问题方面几乎都建立了相应的国际机制。如除人们最熟悉的关于国际生产、贸易、金融领域的经济机制，与政治、安全相关的联合国机制、裁军与军控机制外，今天已经出现了环境机制、国际干预机制、反毒品机制、反恐怖主义机制、防治艾滋病等新的机制；其二是国际机制规范、整合国际事务的力度加大，强制性提高。如联合国机制在冷战后频繁介入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在维护和平、处理国际危机、平息地区与民族冲突等方面发挥着任何国家都不能替代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对违反贸易规则的行为有惩治权，对贸易纠纷有仲裁权。而颇有争议的国际干预机制更是涉及主权与领土完整等事宜；其三是世界各国对国际机制的认同度逐渐提高。尽管各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从国际机制中受益的程度各异，但总的来讲，各国都日益认识到国际机制的规范、整合作用的是历史的大趋势，它毕竟优于霸权体制。就是对现行国际机制的不公正和西方主导倾向进行严厉批评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要否定、排斥国际机制本身，而是试图使国际机制更合理、更公正。
同样，国际机制的强化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令人忧虑的弊端。
其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大国安排规则。一定程度上讲，现行的国际机制是现实的国际力量对比的产物，反映了国际社会中强者的利益和要求，在国际机制中小国、弱国的发言权微弱，其利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这就导致了他们会与大国发生摩擦、纠纷，甚至对现行的国际机制予以抵制；另外，国际机制的超国家倾向不仅在实践上会侵害国家主权，而且面临着合法性的挑战。如国际干预机制，从维护国际社会的稳定与共同安全角度上看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合法性依据不足，至少与联合国宪章中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不符，这种内伤既限制其作用发挥，同时也可能为霸权主义者肆意滥用、曲解国际机制提供了口实。
因此，国际机制是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处理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的必然选择，国际机制的不断强化，表明国际机制为当代国际关系所必须，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它所体现和倡导的合作理念，按照国际法原则规范国际关系的法治原则符合时代潮流，适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国际机制中的大国安排制度、主导制度执行的倾向又不利于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此，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强化国际道德对国际机制的约束作用，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应通过不断提高综合实力增强在制度安排中的发言权，同时有组织、有步骤地去主动适应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以便推动国际机制朝着更公正、更合理的方向发展。
再次，全球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不断拓宽了国际政治的内容。全球问题的明确提出与研究始于罗马俱乐部，罗马俱乐部成立于1968年，在其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发表了几十个关于全球问题的报告。根据罗马俱乐部的见解，全球问题就是困扰当代人类的“总问题”、“世界性问题”、“全球危机”，即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关系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南北关系问题、国际新秩序问题、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问题、资源短缺问题、人口问题、粮食危机与全球贫困问题、人权问题、民族主义问题、恐怖主义问题、难民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其超越民族、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对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前途和命运构成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国和几国力量所能及，需要国际社会的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才能应对。因此，全球问题的出现和上升，促使人们自觉地或被迫地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价值取向来处理这些问题，这又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国际政治全球化趋势，使国际政治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为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全球化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超出了民族国家治理能力的范围，任何国家都感到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将难以应对全球化给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所带来的种种问题。面对一个又一个接踵而来的全球性冲突，民族国家的范围及其权限在不断地减弱。一般地说，由于各国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国家间边界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一国对他国的决策过程以及社会生活越来越容易介入，并施加影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任何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干预置若罔闻，任何行为体都不能在决策过程中维护自身绝对排他的权力和利益。事实上，推动建立全球委员会的维利·勃兰特在20年前发表的《勃兰特报告》中早就强调指出“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反正我们正在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总体上涉及整个人类，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必须国际化。
各种危险和挑战——战争、混乱、自我摧毁——都在全球化，这就要求一种世界内部政治，它要超越宗教的视野，而且远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正是鉴于一国独自解决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问题的能力逐步削弱，寻求某种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方式和途径就成为必然。
“全球治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一种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