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治参与应当具有尽可能高的社会代表性。政治参与的社会代表性意味着民众政治参与权利和行为的普遍性，它不仅应当体现在社会的阶级结构方面，还应体现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在前近代社会的政治形态中，政治只是少数特权阶级的内部游戏，而大多数民众则被明文排除在政治系统之外，对政治活动没有任何发言权。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虽然在法律上首次承认公民平等的参政权利，但这种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常受到人们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的侵蚀。大量的研究表明，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的往往是那些生活上较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中上阶层，而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则常常成为“局外人”。西德尼·伏巴等人的研究发现，与社会地位较优越的阶层相比，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的“非政治人口”更多的关注基本的生活需求问题，而那些生活较富裕的人们则更关心税率、政府开支、预算，或者诸如堕胎等社会问题，所以通过社会中上阶层的政治参与所表达出来的社会要求和愿望的代表性常常打了折扣。另外，在那些领土范围广大、地理条件复杂的国家，经济发展经常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并由此带来政治资源在地区间分配的不平等，那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在政治系统内的影响力是那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无法匹敌的，这对政治系统的民主化进程无疑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
再次，政治参与应当是组织化的。“没有组织的政治参与将堕落为群众运动”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政党和政党体系在公民政治参与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功能，是将政治参与纳入民主化轨道的关键力量。现代政党政治的主要功能便是参加和组织各种各样的选举，争取使本党的候选人当选以组织政府，从而将本党的政治纲领纳入政治过程。因此，政党是沟通民众参与和政治民主的重要桥梁，没有竞争性政党政治，便没有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那些有着较强利益综合能力和自我调适机能的政党，在选举中无疑会向选民提供真正有意义的选择，从而实现选民对政府政策输出一定程度上的控制。
二、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
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是任何政治系统完成自我更新的重要保证，对于那些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将现代化动员起来的参政要求纳入秩序的轨道，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面临的重大挑战。
与政治参与和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相类似，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也呈现出相当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到政治参与本身的性质、结构和方式，而且与特定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学者们通过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的比较研究，得出以下几种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的关系模型：
1.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以K·多伊奇、D·勒纳、C·布莱克、M·李普塞特等提倡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为代表。该模式根据美国的现代化经验认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现代化程度越高，政治体制对公民的政治诉求的反应就越灵敏，这样就能够提高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的稳定。缺乏公民参与的政治体制也必然缺乏公民对该体制的信任感，民众的政治参与最终会以体制外暴力的形式出现。
2.“差距模式”。亨廷顿在对战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进行系统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化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常常超过政治体制的承载能力：一方面是政治参与的骤增，另一方面是政治制度化水平的相对低下，这两者间的差距最终会导致政治动荡。
他借用三个等式来概括这些国家政治参与和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内在联系：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他这样论述这三个等式的关系：首先，经济发展和社会动员都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结果。社会动员往往提高人们的渴望和需要水准，而经济发展则能够满足这种渴望和需要，但常常滞后于人们需求的增长。这样，需要的形成与需要的满足之间就会形成差距，进而造成社会的不满和颓丧。其次，如果社会内部存在着较高的横向和纵向的流动机会的话，这种社会颓丧将有可能得到缓解，否则人们就会通过政治参与向现有的政治体制施压。最后，如果政治参与迅速扩大，而政治制度化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在人们对政府的要求无法通过合法渠道得到表达并在政治系统内得到缓解和集中时，就会产生动乱。
依据该模式，政治精英在面对现有的政治制度难以吸纳、整合现代化所动员起来的参与冲动时，一般有以下两种选择：
一是选择技术统治模式。这种模式表现为抑制政治参与，强调高水平的投资，特别是国外的投资，以推动经济发展，并容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状况。该模式的不稳定性源于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和政治参与的被抑制，最终会形成“抑制政治参与——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增长——较低的社会平等——较低的政治稳定——抑制政治参与”的循环，最终导致“参与爆炸”，破坏政治秩序的稳定。
二是选择大众模式。这种模式与技术统治模式正好相反，其中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参与，而政治参与推动政府活动的扩大和社会、经济平等，并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各种社会集团通过政治参与来争夺经济增长的有限果实，进一步加剧了各群体间的冲突和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引起混乱，最终导致“参与内爆”以致社会总崩溃。在第三世界国家，往往会导致军人夺取政权并压制其它社会势力的参与。如果军人继续执政，社会可能陷入技术统治模式；如果他们放弃政权，社会可能陷入大众模式的恶性循环。
三、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政治现象和固有的政治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发展是“同社会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相联系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政治领域表现出来的规律性过程。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政治发展过程“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中，政治发展有其特定含义，它是指“发展中国家由传统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系发展的过程或后果，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政治变迁。”
现代政治学认为，政治参与与政治发展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复杂的关系。
首先，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之一，因而也是推进政治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参与与控制的矛盾是必然会面临的一对社会政治矛盾。这是因为，政治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必然需要也势必造成广泛的社会动员，社会成员被越来越广泛地卷入社会政治生活，而他们客观上也要求政治参与的扩大。这种参与要求和参与热情就会与现有政治体系产生尖锐矛盾。而化解这种矛盾，便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因。
其次，政治参与是衡量和考察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尺。参与要求与现有政治制度化水平之间的矛盾化解的效果和水平，是政治发展的重要衡量因素。一般来说，政治参与程度提高的过程也就是政治发展过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分为三类：贵族、官僚掌握政权是低度政治参与；知识分子、资产者和中产阶级参政是中度参与；一般大众参与政治则属于高度参政。基于西方国家自身发展的经验和对二战后部分国家政治发展的观察，亨廷顿把城市中产阶级出现作为现代化起飞阶段的标志。
第三，政治参与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之一。在政治发展的动力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有很大区别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过分突出了政治参与对推动政治发展的作用，故意回避和忽视经济因素（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其实质是在为向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民主价值观扫清道路。例如，亨廷顿就认为，“区分现代化国家和传统国家，最重要的标志乃是人民通过大规模的政治组合参与政治并受到政治的影响。”
因此，政治制度化水平要与政治参与要求相适应，而政治参与主要来自于政治现代化过程所形成的新的阶层和集团，即那些受过教育、有知识、具有现代意识的城市中产阶级，这些人要求参与政治，从而形成推动政治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理论认为，政治发展的动力是一个以经济变革为基础的复合系统，政治发展的终极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斗争是推动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是通过与其他因素的相互联结、相互影响而实现的，其中就包括政治参与的范围、方式、程度和水平。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发展要求，而这种要求总是通过上层建筑中人民群众的具体的政治行为表现出来，其中当然包括政治参与行为。但归根到底，政治参与的范围、方式、程度和水平还是由这个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的。
第四，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途径。亨廷顿认为，政治发展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政治制度化，包括结构功能的分化；二是政治参与。随着社会发展，政治参与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参与主体逐步扩大到中产阶级，乃至一般民众；二是参与能力提高，能够向政治体系施加压力，参与政府决策。而这些可以为政治体系合法性和高效的行政体系对社会资源的分配及其对社会力量的整合提供支持，从而推动现代政治体系的建立和实现政治发展的既定目标。而政治发展出现动乱和不稳定在于出现了“参与危机”。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是不断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与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要求相适应，使二者达到平衡。但是在西方国家，当政治发展达到一定阶段，政治参与反而会逐渐降低，不少国家的公民参选投票率持续走低，民众的“政治冷漠”情绪上升，出现了“政治冷漠”群体，给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带来了消极后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在政治发展中逐渐暴露，遭到民众的自觉抵制而造成的。而在我国，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仍是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政治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途径。
思考题
1.简述政治参与的内涵和特点。
2.政治参与的主体有哪些类型？
3.简述政治参与的社会功能。
4.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哪些途径？
5.如何认识网络时代的政治参与的社会影响？
6.分析政治参与与政治民主之间的关系。
7.分析政治参与与政治秩序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