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暮时代背景下的歌吟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差近之。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这样一段文字，把清代词人纳兰容若的塞上之作提到了和盛唐边塞诗并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上，边塞题材的
诗歌作品曾在盛唐达到了一个高峰。以王昌龄、李颀、高适、岑参等为代表的盛唐诗人们，用雄奇瑰丽的边塞诗歌把盛唐精神推到了旷古的极致。同样是深秋远塞的题材，同样是文坛上独步一时的辉煌，这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特殊的兴趣。将纳兰容若塞上词与盛唐边塞诗从各个角度进行一番比较，无疑是一个具有意义的文学课题。
纳兰所处的时代是清朝前期。这个时期，封建王朝虽然在表面上还维持着繁荣和平静，但在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颓唐与凋蔽已经初露端倪。正如《红楼梦》中所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表的平静无法掩饰日益走向衰败的实际，一个王朝，或者说整个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命运已然无可挽回。“一叶落而知秋，在得风气之先的文艺领域，敏感的先驱者们在即使繁华富足，醉生梦死的环境里，也仍然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人生空幻的悲叹。”这个时代文艺思潮的特点，在纳兰词中，便集中表现为指向人生本身的感伤情怀。
纳兰的词作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哀伤，不仅是那些凄婉销魂的悼亡词，而是贯穿于整部《饮水词》中。从苍凉的塞上到清丽的江南，到一些看上去豪气干云的赠友之作，都脱不去这种郁郁之气。
一种晓寒残梦，凄凉毕竟因谁。
《清平乐》
香篝翠被浑闲事，回首西风。何处疏钟，一枕灯花似梦中。
《采桑子》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
《沁园春》自然肠欲断，何必更秋风。
《临江仙》
这种哀伤是刻骨的，异于花间派和北宋大部分婉约词人的作品中那些用辞藻粉饰起来的愁情，它甚至脱离了古典诗词传统的“春女善怀”或“秋士易感”的情感主题，而是另一种基于整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文艺思潮的内在情绪。它之所以会挥之不去，原因也就在此。
以纳兰个人的经历来看，似乎不应该体验到那么深刻的哀伤。一位翩翩佳公子，出身显贵（纳兰的父亲是大学士明珠，当朝重臣），又兼绝代才华，文武双全，年未弱冠即升任康熙身边三等侍卫（后晋为一等），爱情、友情、仕途，常人所期望的他全都拥有了。除了体弱多病与年轻丧偶，好像并没有什么理由让这位年轻才子终日沉浸忧郁。那么，这种哀伤的来源就不能不归结于时代了。作为一位清朝的词人，纳兰容若的作品在抒写个人的性灵之外，必然会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主流；而晚清那种大厦将倾的危机感和日渐清晰的衰落感，自然也就渗透进了纳兰词的基调之中。
（二）深深的感伤情怀
边塞的苍凉和战场的残酷，让感伤情怀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抒情言志的边塞诗歌当中。纳兰塞外行吟词既不同于遣戍关外的流人凄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卫边士卒万里怀乡之浩叹，他是以御驾亲卫的贵介公子身份扈从边地而厌弃仕宦生涯。一次次的沐雨栉风，触目皆是荒寒苍莽的景色，思绪无端，凄清苍凉，于是笔下除了收于眼底的黄沙白茅、寒水恶山外，还有发于心地的“羁栖良苦”的郁闷。
纳兰词中所抒愁情，大致可分两种：一是思乡怀远，“羁栖良苦”的游子之恨；一是由眼前“黄沙白茅、寒水恶山”的塞外景色生出的兴亡之感。前者如《浪淘沙·野宿近荒城》《临江仙·六曲阑干三面雨》等，“身在关外，心眷闺中，更兼客中病酒怀归，柔肠百转，不胜寂寞萧索”“明日近长安，客心愁未阑”，凄凉之语，令人魂销。这类词的艺术特色与他的爱情词相近，婉转细腻，用笔良多蕴致，抒情深挚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如《蝶恋花·出塞》《南歌子·古戍》等，“感慨倍多，遥思腾越”，作苍凉慷慨之语，内中却是不胜怅惘，兴亡之叹成为这些词中最重要的主题。纳兰词中的悲凉未尝不是纳兰自己感伤心境的折射，而联系到前朝的盛衰兴亡、繁华零落，历史的沉思、个人的客愁交织在一起，从而更加重了这种感伤的厚度和深度。
纳兰容若对于人生的虚幻，始终抱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无论是“东风回首尽成非，不道兴亡命也，岂人为”的消极悲慨，还是“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的幽婉怨怼，始终是由具体情事出发，而落脚在对人生、对历史的况味上。可以说，纳兰的感伤情怀是由客体指向自身，又由自身指向人生、历史的大课题的。但最终的归结，还是由厌倦尘世而生出的虚幻和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