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科学家传记是诸多传记中承载教化意义最多的一种。
从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这样的宏大叙事，到自强不息、个人奋斗这样励志主题，再到科学精神、科学知识这样的科普元素，都是作者与读者的共同期待。不过，这样的情形也使科学家传记极易陷入一种套话模式。科学家如何地勤奋刻苦、如何地忠贞爱国，几乎成了科学家传遍记的通用模板，作者所需的只是做一系列的填空题。杨振宁曾说，不少的科学家传记他都不爱读，因为那些传记把科学研究写得很苦，不是用头撞墙就是吃泡面。虽像戏言，却很是尖锐。按理说，科学家的科学历程及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都是一个成功科学家人生之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这许多意义的彰显，不是建立在对传主生平资料的充分占有和切实把握上，而是道听途说和附会想象，那么，对科学家来说是缺乏应有的尊重，对读者来说则是缺乏必需的责任。而这一点恰是从人物通讯、报告文学发展起来的新时期科学家传记或多或少的通病。如果能在充分占有科学家传主生平资料的基础上，从多角度来把握认识相关问题，既可为相关研究提供个案，也会对认识科学家本人提供更多的思考空间。
一、代际更替和知识更新
1908年的夏天，东京小石川区新小川町的《民报》社内，章太炎开了一个小的国学讲习班，留着泥鳅胡子的章太炎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笑嘻嘻的讲《说文解字》。座下8个人后来几乎个个都成名成家，其中两个姓钱的，一个是活泼好动的钱玄同，另一个是文静内向的钱家治。8人当中，这二钱后来的关系并不深，不过他们儿子的名字却使当年东京讲学的这一幕有了另一层味道。钱玄同的二子是钱三强，钱家治的独子是钱学森。两人一个是新中国的“原子之父”，一个是“航天之父”。当年的二钱自然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两人的后代会成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象征和代表。有趣的是，钱三强和钱学森后来也从未提起或者是从不知道二人父辈的这一层同门关系。这种巧合和对比，实际上表明了代际之间的一种明显的断裂。
1.代际的断裂
赴法留学前与家人合影这种代际的断裂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社会意识上的。对于钱玄同与钱三强这样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的父子关系，许多中国人都不知晓，甚至是搞史学的人也常会张冠李戴。从代际的角度考察一下近代中国的历程这又并不奇怪，这实际上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代际关系上的断裂之事实与心态。近代中国不仅代际更替的频率异常迅速，代际之间的断裂也是非常明显。新一代人越来越少地从上一代人那里获得立身谋事的知识，而是不断地向外部寻求。这一过程带来三个相互关联的明显的变化：一是原来代际间的由上而下的知识传递方向被打断，而明显出现了年轻一代在知识和话语权力上反哺的倾向，梁启超的“老师跟着学生跑”可谓集中表现。二是传统的由上而下的知识传递过程一个重要的管道是家族内部代际之间的知识传递，随着前一个过程的出现，家族内部的代际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新一代人在形式上都曾反复地割断与传统、与上一代人的联系和脐带，虽然对于家族、对于上一代人的认同可能还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隐藏着。三是在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上，表现的是近代西方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机制的全面引进，而本土的知识体系和知识生产机制被不断地否定和扬弃。
钱三强1913年出生，在时间上看，他已经完全是民国的新一代，可以说，钱三强安身立命的知识和观念已经很少取自他的父辈了。如果和他的父亲作一个对比，父子两代最明显和最有影响力的不同是在知识结构上。钱三强的幼儿时代的教育和钱玄同小时候站在柜子上读纸条的景象已是完全两样，钱玄同识字由《尔雅》始。钱三强识字则是从学国语罗马字母开始的，当年钱玄同偷看《桃花扇》被老师一戒尺打在了眉心，而钱三强则可以放心大胆地读《鲁滨逊漂流记》。
钱三强入小学正是1919年，这是在近代中国文化上带有界碑性质的年头。“1919年我入小学的时候，读的是‘人、手、足、刀、尺’和注音字母，父亲为我订了中华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朋友》和《儿童世界》作为课外读物。”“‘五四’以后，父亲给我们的课外读物，期刊有：《小朋友》、《儿童世界》、《小说月报》、《创造季刊》、《语丝》；旧小说如：《儒林外史》、《水浒》、《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新小说如：《呐喊》、《彷徨》、《鲁滨逊漂流记》、《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钱三强的幼年读物和新文化运动之前的儿童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反倒和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有更多的相近之处。民国初的几年，从蔡元培为首的革命派掌握教育权力到新文化阵营在教育文化界影响的极大扩张，短时期内主流的儿童启蒙读物由“天地玄黄”变成了“小猫跳、小狗叫”，这对新一代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方式的影响是绝对不可以小视的。对于钱三强来说，他的迥异于父辈的幼年教育既有时代的大背景起作用，又有家庭的小环境在其中。实际上，以传统知识为主的庭训和私塾教育在整个民国也还都有不小的市场。同是钱氏家族的成员，1908年出生的钱仲联幼时就是在父亲钱滮的课责下，反复抄诵祖父钱振伦的着作中度过的。不同的幼年教育从根本上决定了两个年纪相仿的家族成员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取向。应该说，钱三强的幼年教育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乃父钱玄同的关于代际之间知识分野的思想，这其中包含了非常强烈的断裂意识。
钱玄同在他的儿子秉穹（三强）读小学的那一年说：“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年的腐败教育，新的智识半点也没有”，“外面的人看了《新青年》和《新潮》……这类杂志，以为这是新人的新言论了，殊不知这些新人，都和‘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样，所以无论怎样，这些旧气总是洗涤不尽。一些旧污也不染的新人，只能希望小学校的学生。”“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些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钱玄同对于“五四”时代小学生成为“新中国的新人物”的期许，钱三强倒真的是达到了，不过这其中造就的近代中国整个知识和思想图景的变化也不是对未来有不少大胆想象的钱玄同所可以预见的。1933年的双十节，钱玄同题赠儿子“从牛到爱”四个字，鼓励钱三强要有牛劲学习牛顿和爱因斯坦。这四个字钱三强当作座右铭，终生挂在室内举目可及的地方。这四个字既标示了父子两代心态与潮流所向，也体现了知识重心的转移，而这两者都在近代的教育制度中体现出来。
2.代际的制度和意识基础
代际之间分野的最主要制度基础就是教育。近代以来取代私学的公共教育体制不仅构造了不同的知识结构更构造了迥异的思想意识与群体认同。“所有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学纽带，这就是教育。它以引人注目的方式把他们连续在一起。分享一个共同的教育遗产，会逐渐消除他们在出身、身份、职业和财产上的差别，并在各人所受教育的基础上把他们结合成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人的群体。”拿曼海姆关于现代教育体制和知识分子认同意识的关系的概括，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取向也很有启发。钱玄同、鲁迅，乃至胡适这新文化的一代，幼年教育基本是科举体制之下的传统教育，中学和大学则接受的是新式学校教育，不过初期的学校教育当中，从鲁迅的江南水师学堂、矿务铁路学堂到胡适的梅溪、澄衷学堂和中国公学，其传统的知识比例还很是不少。这构成了他们在知识体系上新旧杂糅的特点。而新文化前后接受初级教育的钱三强的一代，其知识体系则基本是在近代西方的学科体系之下的，传统知识的影响已经很小。不同的知识体系对思想意识的影响是巨大的，最表面化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事业和学科的选择。
上一代人虽然很多人立志学理工科，但旧知识体系和思维特点的牵挂使鲁迅、胡适们因为一部电影或是一个苹果这样表面看起来偶然的因素，而常常不知不觉地兜了个圈子又回到和传统知识更易沟通的社会科学领域作思想启蒙之类的工作。新文化时期的以任鸿隽为代表的科学社成员们，堪称近代中国第一代的受过西方系统训练的科学家群体，不过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当时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回国后，更多地充当了中国科学的体制化的开创者和科学启蒙者的角色，并不时地介入文化问题的争论。而钱三强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前后成长，三四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一代科学家则展示了和父辈完全不同的意识和素养，他们不再像五四时代的留学生以文化的开山宗师自任，而是走向特定的学术领域去提炼自己的专业能力，从而建构起一个新的知识阶层。他们具有良好的专业训练，和父辈相比，他们较少那种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对于政治的参与要冷漠得多，虽然内忧外患使他们中的不少人投身于救亡图存的事业当中，但他们在心性和角色认同上，更倾向于专业的学术领域。总体上，上一代人讨论的不少问题他们已经基本不再关心，对于传统知识经常显得非常隔膜。
1955年，在钱三强向毛泽东汇报原子能问题的餐桌上，毛泽东曾对钱三强说，他最近读他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并表扬钱玄同实事求是，敢于批判老师的勇气。钱三强应道：“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花了不少功夫写成的。”钱三强的回答明显是为了应付领袖对父亲的抬爱。实际上钱玄同写这篇长文时，钱三强已经进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了。与父亲完全不同的知识体系，使钱三强对上一代的知识和话题既不感兴趣，也不关心。在这一点上，钱三强和介于他们父子之间出生，且没有受过系统严谨的西方式的学科训练的毛泽东已有很大不同。
1986年，别人找钱三强用毛笔题字，而钱三强只能用粗碳水笔应付交差，在给秘书的字条中说：“总之，我父亲当初的（革命性）主张：白话，横写，自左到右，并且主张用钢笔写字。看来‘五四’时期的主张可能过头了一点，但对我这个‘五四’时期入小学的人，要改还是不容易的。”实际上，对于“五四”时期入小学的一代来说，1919年以后的教育不仅只是白话、横写、钢笔这些形式上的东西，而且代表的是整个的知识结构、思想意识乃至生存方式都有了明显的裂变，而这些变化对个人来说，可能是“要改还是不容易的”，对于整个代际关系来说，这样的变化则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当在这种变迁中成长起来的钱三强，晚年回头想弥补“更改”之时，由晚清最后几年到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中国人在知识和思想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判然差别已恍若隔世。
这种变迁中的基本流向就是趋新向西，趋新向西既是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大趋势，也是代际更替和知识更新的基本走向。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知识生产机构中，“西”的权力空间越来越大。钱三强曾忆及，“我们做学生的时候，大学老师差不多都是在国外获得过博士学位的。凡是在国外得了博士学位的，回来一般都是教授，起码是副教授”。实际上这样的情况从民国以后就开始了，即以北京大学来说，从民国始的桐城派，到章门弟子再到后来的所谓的英美派和法日派，正是一个有洋教育资历的“海归”驱逐“土包子”的过程。章门弟子中，多是留日出身，不过其中多是速成，且没有拿到过日本大学真正的博士学位。但到了钱三强求学的三四十年代，已经出现了留学欧美的货真价实的博士掌权的趋势。钱三强在同一篇文章里就引了当年胡适看不起刘半农，而刘半农负气跑到法国学语言学，拿博士学位的故事。这则当年文坛的插曲在相关的回忆着述中广为流传，以至在大半个世纪以后，钱三强还能想起来这则故事，其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当然，在中国，一味地向西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是向西的高潮，也是对向西的反思的开始。向西的困境和诸种因素合在一起孕育了此后中国社会思想和政治的诸种变异和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