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同榜有瞿鸿禨、劳乃宣、张佩纶这些名人，以及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生于1837年，比钱振常还小了12岁。钱振常是会试164名，而周福清则是199名。钱振常中进士后，在京候差，而周福清则选到江西金溪县作了知县。其后由于周福清的科场案，周家由小康而坠入困顿，而钱家却由钱恂的升官而愈加发达了。钱振常此次得中进士，似乎也如其兄以文辞取胜相似，四位大总裁的批语分别为“力厚思沈”、“志和音雅”、“气息渊懿”、“义蕴精深”，而房师的批语为“看题极真，下语如铸，次三词旨清腴吐属名隽，非读书有得乌能雅令如斯，诗稳炼。”钱振常殿试得二甲99名，签分礼部主事。十年京曹，一直未被提升。其中原因大概一在于他对于当时升官要用的“经世致用”之学研习素浅，二也在于他人际关系经营不力。翁同龢日记中曾记其居京时与袁昶的矛盾，“日落归，而钱竾仙（原文作‘先’）来长谈，饭而去，今日住城内矣，伊与袁君昶（爽秋）者以口舌有隙，袁欲杀之，并作丑语痛诋，余力劝不足介意，将往平之。”
此则故事后来还被曾朴化到了《孽海花》里，第五回有以下一段：“雯青（指洪钧）去庄寿香（张之洞）家辞行，坐在寿香的书室里，偶然见到一张白纸，上写‘袁尚秋讨钱冷西檄文’，上写道：‘钱狗来，告尔狗，尔狗其敬听！我将剖狗腹，刳狗肠，杀狗于狗国之衢，尔狗其慎旃！’雯青看了晓得是‘名士袁旭与龚和甫（翁同龢）的妹夫钱冷西，在寿香做学台时争恩夺宠闹的笑话。”除了人物隐其原名，且将钱振常当成了翁同龢的妹夫外，大意与翁日记中相符。从这则最终成了小说家言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钱振常和他的兄长一样，性情急，且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光绪八年（1882），钱振常辞官南下，从此不出。钱振常归里后，曾掌绍兴龙山书院、常州乐仪书院。钱在龙山书院时，蔡元培曾在此读书，蔡元培后来写《自写年谱》时说：“我的八股文是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龙山书院）钱先生很赏识。”钱振常的思想虽然也不免受时代的影响，但总体上算得上是个完整的旧学中人。到了晚年越发觉得古礼的可爱。他晚年居苏州，喜复古制，“每当春秋祭先及祭神之时，自洁俎豆笾篚等以祭”。1898年去世前两个月，“日书数纸，皆言后事——衰麻之制、棺衾之饰”，以其“目睹吴下风俗之不古，纵不能即复士礼制度，而终不可徇俗，故自定身后之事”。钱振常晚年的守古倾向对早年钱玄同的复古思想也有着不小的影响。
钱振常在当代研究者那里偶被提及，还和一部书有关。此书即为清代学者徐松的《西域水道记》的修订本。《西域水道记》刊刻后，徐松本人曾在刻本上校补修改，这一修订本在1848年徐松去世后，流入北京书肆。
1881年由钱振常在琉璃厂购得，钱振常在此本上颇花了些心思，仔细整理并请人抄写。1901年钱恂为感谢早稻田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将一批藏书赠予该校，《西域水道记》修订本即在这批藏书当中，如今成为早稻田大学汉籍典藏中的精品。这段《西域水道记》版本公案，经过周振鹤、朱玉麒、荣新江等几位学者再三清理，已经基本清楚。这里还可补充的是在前述《归安钱竾仙礼部振常手札》中，钱振常在数次通信中都把自己购得《西域水道记》修订本的过程向张鸣珂报告。1880年末，钱振常就注意到此书，十一月十二日信中说：“徐星伯先生《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五薄册而，定价四金，亦太居奇矣，《新疆赋》残版待补，年内未必印行。”价虽昂，钱振常却不忍释手，时常跑去询价，其后的信札中，数度出现该书的信息，至转年九月十九日的信中则说：“弟近得西域水道记残本，系徐星伯先生以初印本自校，有增改之处，甚精核，惜缺第三卷耳。”西北地理研究系当时士人中热门的学问，钱振常的对西北地理的研究也使钱恂获益匪浅，他后来在俄使馆时所出的数种勘定中俄边界的着述，当多得益于西北史地的知识根基。
原信只有月日，无年，年份据内容推断。
二、钱振伦之人际网络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曾说：“吾国旧日社会关系，大抵为家族、姻戚、乡里、师弟及科举之座主门生同年等。”身为世家子，陈寅恪自然对此深有体会。如果进一步从生活历程来看，对于科举体制的下不断上升的典型士人，以下三个交往圈子所形成的人际网络将支持他一生的学问和功业：一是家族的交往圈子，陈所说的家族、姻戚、乡里多半在其中；二是读书应试生涯中形成的师友圈子；三是历宦过程中所形成的同僚与上下属的圈子。这三个圈子相互交错，互相支持，每个士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构造以自己为中心节点的人际网络。网络规模的大小，网络的流通的质量直接影响到个人政治与学术的活动能量与影响力。众多个人的网络又彼此相连，彼此重合，构成了一个时段内整个社会的庞大的人际网络。在晚清社会，无论是政治运作，还是学术交流，相当多的都是以各种各样的潜规则的形式在这样的网络中执行。
对于钱氏兄弟，特别是长兄钱振伦来说，第一个圈子能给他提供的网络资源是相当有限的，父亲作为邑诸生，交往活动圈子大致不会超过湖州府。所以读书应试过程中形成的师友圈子对他们就尤为重要。事实上在晚清官场与学术圈中，师友网络的作用是非常基础的，以后的历宦常以此为基础。“同年”、“业师”、“座师”这都是那个时代人际网络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词。钱振常晚出道，在相当程度上借重了其兄已形成的人际网络，本节以钱振伦为中心，管窥晚清士人的人际网络和生存环境。
1.戊戌会试
钱振伦戊戌科以年少中进士，既得座师青睐，同年也争相交往，这使钱家的人际网络有了有史以来一次最大的增长。此科的总裁是三朝元老大学士潘世恩，其他考官有吏部尚书汤金钊、户部左侍郎文庆、礼部右侍郎吴文镕、刑部左侍郎恩铭等。其中后来与钱振伦发生长期关系的是吴文镕。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历官侍读学士、闽抚、赣抚、浙抚、云贵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咸丰四年（1854年），与太平军作战中，战死湖北堵城，谥文节公，死后清政府在武昌特为他设专祠。钱振伦的次女即嫁给了吴文镕的儿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进士吴丙湘，钱振伦和自己的座师成了亲家。此科钱振伦的房师是季芝昌，季芝昌字仙九，江苏江阴人。道光十二年（1832）的探花，后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山东学政、詹事府詹事、浙江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安徽学政、吏部侍郎、户部侍郎、山西巡抚、军机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闽浙总督、福州将军。咸丰三年（1853）因病辞职归里，咸丰十年去世。钱振伦虽颇清高，但对自己的房师一直敬重有加，其《示朴斋骈体文》中收有《季仙九师七十寿序》、《祭房师江阴季公文》，以明其心迹。季芝昌对钱振伦也有过不少关心，从翁同书写给父母的信中可以看出，钱振伦续娶翁端恩，季芝昌也是从中促成者之一。
此科中所出名人不少，“有大勋劳于国家者，首推湘乡曾文正公国藩，为三甲四十二名，同进士，由同榜而上溯则二甲六名进士之候官林汝舟为文忠公则徐之子，由同榜而下逮则三甲五十五名同进士之合肥李文玕为文忠公鸿章之父，皆一代名臣”。同年之中以状元钮福保和曾国藩与钱振伦关系最亲密。曾国藩下节专述。这里先介绍钮福保。
状元钮福保字右申，号松泉，也是吴兴人。钮福保取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旋任国子监司业。
道光十九年，出任江南乡试副主考官。道光二十年，出任江西乡试副主考官。道光辛丑（1841）出任广西学政。道光二十五年、二十七年两次任会试同考官，后来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多次出任典试官，以公平选拔，认真取士称世。咸丰元年“既念国事之多艰，愤浊流之混迹，抗颜上疏，乞身告休”，三年后奏销差回原籍，咸丰甲寅（1854）卒于湖州。时年仅五十岁。在福保大魁天下之前，钮家即早已是吴兴望族，钮福保的伯父钮芳治即是嘉庆六年（1801）进士。钱振伦曾说“吾乡……簪缨之胄，相望于井闾。……舆颂所推，以钮氏为称首焉”，说的正是钮氏家族在吴兴的地位。在钮福保之后，吴兴的钮氏家族也声名鼎盛，其堂侄孙女钮有恒即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妻子。
钱振伦虽与钮氏同是吴兴人，但二人居乡时并不相识。相对于钮家，当时钱家地位则较低，尚不在一个圈子。二人的交谊始于戊戌会试之后。钱振伦和钮福保的交谊除了是同乡、同年这些先天因素外，二人的性情多有契合是重要原因。钱振伦在《祭钮松泉宫詹文》中说钮福保“君性朴诚，不饰喜怒，责备贤豪，龈龈细故”。这里面多少能看能别人对钱振伦评价的影子。所以二人能够“契以文词，好是正直，相期岁寒，不改其色”。在同乡、同年、同僚的基础上，二人关系进一步发展。钮福保善于歧黄之术，曾给钱振伦的母亲治病，钱振伦自谓“小人有母，积疴吟呻，君以神剂，蠲苦回春”。更可强固二人关系的是，两家联姻，钱振伦的长女嫁给了钮福保的第四个儿子钮承范。同年、同乡关系因为婚姻而强化和固化，二人成为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后来钱振伦娶翁端恩正是钮福保从中极力做媒。事实上，钮福保早逝后，钱振伦是有限的极力张扬其身后名声的同道。与钱、钮二人同榜进士的吴存义后来在《松泉公传》中说：“公与钱少司成振伦为莫逆交。
二公皆余同年友，而公与少司成以同里、同年而兼儿女亲者也。
丁卯冬，余方北旋复命，少司成寓书于余，并示以示朴斋骈体文稿，得读《祭钮宫詹文》，复举其事略，乞言为公作《传》。”而曾国藩所作的《松泉公像赞》，多半也是应钱振伦所请而作的。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几份与钮福保有关的传记资料都和钱振伦有关。
除曾、钮而外，晏彤甫可能是同年之中与钱振伦交谊最久的。
晏端书，字彤甫，江苏仪征人。与钱振伦同年中进士后，和钱一样，长期充翰林院编修。其间放过两次乡试考官。所不同的是，他的寂寞京官生涯终得回报。咸丰元年（1851），钱振伦刚丁忧回家不久，晏端书得新帝引见，引见后的批语是“大计卓异候升”，即调署杭州知府，后又署浙江盐运使，升浙江按察使。和那个时期很多官员一样，其仕宦履历同样也是在和太平军的反复搏杀中锤打出来的。晏端书是当年清政府应对浙皖太平军的一个重要棋子。
咸丰九年（1859）授大理寺卿，咸丰十年（1860）任江北督办团练大臣，同治二年（1863）署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进身封疆大吏之列。不过他的仕宦履历也就此到达顶点，不久就被毛鸿宾接任。随即以丁忧回籍不出。至少从履历表上看，他的仕途和太平天国运动相始终。除任京官时钱振伦与晏端书气味相投，时相唱和外，晏端书任职浙江时，钱振伦也正在杭州教书，虽说地位不同了，也时有往来，晏端书赠钱振伦的集句称“岂知门外阴晴别，但觉年来气味同”，可见在经历过战事和动荡之后，二人仍有惺惺相惜的感觉。不过真正使二人关系上升一个层次的是，晏端书辞官归里后，到了扬州，二人在扬州梅花书院和安定书院“相与称觞”，先后共事，并共同主持续修《扬州府志》，即钱振伦后来所说的“归田尤与简编谋”。虽说晏彤甫较钱振伦要长十余岁，官场履历也远为丰厚。不过在经历过仕途的风风雨雨之后，晚岁的晏端书和钱振伦却益加显得志趣相投、相得益彰。钱振伦回溯二人交谊“溯自联镳词苑，清课幸获追陪；厥后拥席吴山，文教仰资提倡。何期晚岁，续此坠欢”。对应正是二人关系的京城、杭州、扬州三个阶段。在给晏端书的《八十寿序》中钱振伦说二人，“竿牍毫无，四十年盟坚白水；笋班最少，二百人存比晨星”，步入老境的友谊在历久弥坚之时，也不免相对唏嘘之叹。
可注意的是，钱振伦诸多交往颇深的同年之中，多为地方世家大族，钮福保如此，晏端书也是同亲，这样的结构多使同年关系和家族关系结合，形成更广泛深入的交际网。比如钱振伦、振常兄弟和南京的甘氏兄弟就是如此。钱振伦和甘熙为同年进士，而钱振常又与甘熙之弟甘元焕为同年进士，这样的关系使两家时相过往。今天的南京甘熙旧宅当年也曾留下钱振伦的足迹。又如苏州的汪氏家族，因钱振伦与汪味根、汪小珊兄弟为同年进士，也结识其父汪紫仙，除相互唱和、诗文酬酢外，也时相“踵门造访”苏州汪宅。今天以“湖石假山”独秀于苏州园林的环秀山庄，即当年的汪氏义庄。不过，由于钱家的流寓特点，近世江南世家大族与园林的结合，在钱振伦的家族里是付之阙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