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民”以后，许多外出逃难的农民陆续回到了村里。之所以急着回家，除了在外缺衣少食外，还因为他们担心自家东西被“发国难财的”给偷走。虽然人人皆想避开刀兵之祸，但终归还是有些大胆发财的人，他们跑到逃尽了人家或刚被日军血洗了的村庄里去捡东西，权当是自己的“战利品”。北伐之时，当地居民已经深受“南兵打北兵”之苦，所幸时间并不算长。如今沦入日人之手，经年累月，又有国民县政府的便衣要求他们“忠于前朝”，生活在阴阳界的人们难免觉得自己的生活进退两难。通常情况是，鬼子白天到乡下打掳，作恶无数。到了晚上，便轮到国民县政府的便衣队出动。他们来到村里悬赏——捉到一个活的日本兵或者汉奸赏一千块，提个头去是500。对于走单的鬼子，他们自不会轻易放过。如果真遇上两党火并，但凡只要日方吃了大亏，一个村子的百姓恐怕都要遭殃了。布水寺大屠杀就是一例。同样糟糕的是，每个地方都难免有几位心怀恶意的“消息灵通人士”，使得一些可怜的庄稼人因为一点小事情，不是得罪了阴家站，就是得罪了阳家站。用当地一位老人的话说是，“最后杀来杀去，杀的都是些老百姓”。
也正是因为过去有太多刻骨铭心、九死一生的磨难，从北伐到抗日，从内战到饥荒乃至“文革”，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仍有诸多不公平、无正义的事情让他们愤愤不平，但对于现在相对平静的生活，老人们在不经意间总还是会流露出对这个时代的感恩与知足。这让许多不满现状的知识分子深感疑惑，然而只要他们真正了解了上述这些历史，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有此民情。总体而言，每一代有每一代的任务。年轻一代为未来着想，自是诚恳希望能拥有一个“让每个人都活得有尊严”的国家。而老人们朝过去看，认为一生的进步已经基本完成。
回想那个刺刀闪闪的年代，除了生命之虞，人们同样担心不能安心生产与生活。“安民”之后，农人再次回到田地，却不得不抱怨这地没法种，因为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抓丁拉夫了。对于阴阳界的人来说，一方面他们必须尽中国国民之责，盖房修路、运物送粮，为勉力维持的国民县政府出力，为抗日添柴。而且，一切都得小心翼翼。如果有去国统区的挑担任务，只能在近天黑时去，半夜回。因为若被鬼子发现，认定“和中国军队有勾结”，没准性命难保。除此之外，为防日军来犯，还要轮流放烽火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受日人役使。直到1945年无条件投降，从湖南退下来的日本兵仍在当地拉夫，挑运粮食、马刀和枪支到湖北、安徽一带去。有一位背不动了，竟被日本人一马刀砍下了脑袋。此前，更是出尽劳力，时时担惊受怕。早在维持会建立之初，拿了“良民证”的当地农民便被组织去为日本人做事。由于国民县政府的游击队不时搞破坏，除了修路盖楼，日本人还抓了一些良民去守路护桥，许多人因此有去无还。
最主要的任务是守护南浔铁路，按日军的要求，他们在铁路沿线扎了许多茅棚。每个茅棚三人一组，并且要烧一堆大火直到天亮。如果日本人过来查哨，没人应声，没有口令，或者铁路被破坏了，又该有人遭殃了。轻者被没收良民证，没有良民证，连马路都不敢去，日本兵说你是中国军队；重者整个哨棚里的人都可能被活活打死，或直接装进麻袋扔进铁桥下的修河喂鱼。
由于时有棚哨因为路桥被破坏而受连累，当年站过岗的老人对便衣队的看法因此一分为二：“便衣队呢，你说好还是坏？说好呢，是破坏日本佬的交通，但炸桥后他们就溜走了，坏就坏到老百姓头上来。”所以，在当时如果知道国民党的游击队来炸铁路，哨棚里的人就请求他们到没有人烟的地方炸，以免自己惹祸上身。这些话在有些人看来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却也是这些乡民的真情实感。人终究有自私自利或自我保护的本性，否则人不能自存。
令人不齿的是，由于日本兵没那么多，在一些急需人手的地方，有些当地人还被要求穿上日本人的军装站岗。大概是知道了冒充皇军的威风，有人竟然狐假虎威，只当自己也是“太阳旗下的蛋”，开始横行霸道起来。有个小混混，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套日本军装，招摇撞骗，更不忘把它当作强奸专用制服，祸害本地女子。说来也巧，有一次，一位被他抱住的妇女很快将他认出，并且直呼其名：“某人哪，你要强奸我啊，我生都生得你出。”吓得这个混混落荒而逃。可怜这个流氓强奸未成，临走还扯了女人脖子上的银项圈。
最大的祸害仍是入侵者。现在他们虽然不像原先那样大队人马下乡，但三五成群到阴阳界打掳却是常有之事。其所作所为，无非还是烧杀、奸淫、掳掠。且不说平时的零星杀人，一些报复性或者妄想型的大屠杀也并不鲜见。焚烧民房更是司空见惯。有户人家，烧完盖，盖完烧，一年之内被鬼子烧了三次。后来大家有了些经验，只要发现鬼子可能进村，便赶紧挑来几桶水，随时准备灭火。有的村民还因此“冒犯之举”被杀了头。至于女人，更是日本兽兵糟蹋之对象。一位徐姓老人不忘旧年的屈辱，说鬼子奸完女人后，还要让他“像畜生一样”舔净女人的下体，以供他们继续寻欢作乐。
日本兵尤爱群欢，因此奸杀不少良家妇女。有时还要求农民团坐欣赏，或者参与强奸和乱伦。“一把好长好长的刺刀就指在你身上，你要是不干的话，马上就杀掉你。”所以，一旦有被同村男人强奸的悲剧发生，女人的丈夫也只能自我宽慰，“怪不得人家啊，他也是被逼的。”有的女人受不了被当众侮辱，就寻死去了；有的母亲，不忍心女儿被太多日本兵祸害，于是主动宽衣解带，以求分担。
灯红酒绿
从整体上说，即便日军依旧恶行累累，但对于沦陷区百姓而言，“安民”后的秩序终究好过大军过境之年。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几种：
其一，杀人放火是手段而非目的，既然日军侵华是为了占有中国，就不会让自己成为生活在孤岛上的统治者，所以会通过“皇民化统治”尽量笼络或者奴役人心。一方面，日军会假意讨好沦陷区居民，暴行较之先前势必有所收敛；另一方面，日军也在积极推进“新政”，培育“新民”，收买合作者，通过“以华制华”瓦解中国人的斗志，并借此宣示“改朝换代”大局已定。
其二，地方自卫意识明显提高。大批日军过境之后，国民县政府在国统区与阴阳界重建了保甲制度，村民也主动轮流放“烽火哨”。一旦发现日军有何动静，立即通报。害怕村庄被包围的村民畏而远之，通常会藏进山间窝棚住上数日。即便来不及外逃或者心存侥幸，男人们也会将村里的女人藏在棺材或者事先挖好的土洞里。这样做也有双重风险：一是如果日本兵因为找不着女人发泄而发疯，村中“留守男人”难免遭殃；二是女人被藏得久了，也可能窒息而亡。
其三，当地人也在努力适应“改朝换代”这一过程。虽是乱世，从各乡镇的维持分会到县维持总会再到伪县政府，那点扭曲的、弱不禁风的秩序还是在缓慢生长。“中日亲善”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乡下有些胆大又想捞油水的女人，每当日本人来打猪杀鸡，她们就自告奋勇，帮着脱毛、烹饪，待一个个吃点走了，剩下的便全由她们带回家。有些女人得了好处，甚至还会等着日本人来，寻欢作乐也不避让。几年下来，还有人“托日本佬的福”，做起了皇军的情妇。有位姑娘，自从和日本兵住在了一起，家里收入大增，不论鱼肉，“光弄到的粮食放在楼上都压断了两根楼棱”。这些女子通常并不会为害乡里，反而会就着乡情与日本人周旋，时而还会借着手头那点水月镜花、朝不保夕的可怜阔气，接济跑反归来的难民。在此意义上，她们和日伪政权里部分乡情未泯的人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了润滑剂或者缓冲带的作用。
其四，因为战事稍歇，又在一个地方共同生活，部分日本兵也有人性萌发之时。
由于日军的封锁，国统区与阴阳界少有盐吃。人们只好用辣椒、霉豆腐当盐，有的用陈墙土的硝熬盐，实在不堪忍受，而黑市里一斤盐要一担谷。一些小孩便会弄些红薯、芋头和日本人换盐吃。当住在“国统区”或阴阳界的农民过河来买盐吃，有时候日本人会在碉堡里往外撒盐条，待大家挤成一团，便朝着农民浇水，而他们在上面笑。有时换完盐，还有被搜回去的。有个人偷了一包盐，被日本人发现了，抓着后被绑在旗杆上，让狗活活咬死了。
好在伪县长陈允兹在日本人那做事，能帮着弄些盐条子，河南岸的人便时不时地到北岸县城领条子买盐。有个渡口是一个叫岗本太君的把守，表面还算和善，许多人便从这里进城。不幸的是，为了领盐条子，有一次船上坐的人太多，结果把船弄翻了。好在日本兵上前用竹篙搭上岸一些。虽然这次翻船依旧淹死了18人，但这个搭救的细节也表明，虽然侵华日军乃禽兽之师，但有些禽兽终归有着一点人性。
其五，沦陷区渐起的灯红酒绿消磨了中日双方的斗志。比如慰安所陆续开张，仅在永修吴城便有几家，门口分别挂着“慰安所”和“日华金钱”的牌子。据老人们回忆，“慰安所”里都是些穿和服、讲日语的日本妇女，而“日华金钱”里的慰安妇则穿中国衣服，既能讲中文又能讲日文，多是新加坡等地的华人和朝鲜人。
唐德刚先生在小说《战争与爱情》中谈到日本妓女举世有名，建妓院也是日本人的拿手好戏。不过，在沦陷区的皇军慰安所里，皇军需要慰安妇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所以，为了赚点外快，一些日本妓女时常偷偷越界，要与中国男人在床上一起画大东亚共荣圈。如此一来，也成全了那些有着家仇国恨却无力伸张的中国男人的“床上爱国主义”，让他们当阿Q、开洋荤、出重价，在这些日本女人身上“咪西、咪西”，以向天皇泄愤雪耻，抗日救国一番。如果说入侵中国与强奸妇女是“双重进入”，找日本妓女“行爱国房”，也算是扳回一局了。
当然，即便是沦陷区，并非所有男人都这般只知“为国捐精”。刺刀之下，乱世之中，每个地方都会有自己的英雄故事。抗战结束后，著名方志学家吴宗慈在其所编《江西通志》中记载了永修“义盗蔡家明”的故事。蔡本是当地有名的武师，弟子数百，平时只是在周边盗马偷牛、坐地分赃。按说如此“鸡鸣狗盗之辈”，又是长辈，最名副其实的称号当是“贼王”，而非“义盗”。
又毕竟，时势造英雄。虽已年近花甲，当日军打到修河，蔡家明这等乡村领袖岂能袖手旁观！很快，他便响应国军“抗战建国”的号召，带上原班人马，专偷日军营地的马匹与军火，偶尔甚至还打打伏击。据说蔡家明屡屡得手，头次进城便成功捎回步枪、机枪与弹药若干。而最风光是，有一次这伙人竟然赶着日军军马从日营中驮回了小钢炮（六○炮）。直到后来，蔡英雄被日本重兵追得无路可逃，只好纵身跃上一棵大树，随后被敌狼狗发现，为鬼子的枪林弹雨射杀。生命如此凋零，也似落叶归根。
两年后，江西《民国日报》以赫然大字追忆“义盗”蔡家明抗击日军、以身殉国的旧闻，一时轰动各地。
不过，在一个无组织的社会里，虽然有人心向背，但像蔡家明这样以身相搏的英雄好汉毕竟凤毛麟角。无论生活在怎样的时代，对于普通人而言，如何安身立命终归是头等大事。强权之下，少数人奋起反击，为灵魂努力征战，多数人隐忍苟安，为肉体尽责繁衍，也算是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常态。
4. 农民为什么消极抗日？
年少时爱看《霍元甲》，爱唱片头粤语歌，最拉风者除了“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便是“开口叫吧，高声叫吧，这里是全国皆兵”。此时，毛泽东像渐渐淡出，而流行于各式文化衫上的霍元甲（黄元申饰）形象渐渐成为代表中国力量的新图腾，让你觉得“分（昏）睡百年”后的中国好不威武！如果谁敢欺负中国，全中国人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考公务员一样，都一起上了。
然而，待年岁渐长，对社会与人生有了些自己的理解，发现世界远非那么简单，“全民皆兵”的歌声更是过于浪漫。毕竟，生活于尘世的人们，无论天下承平，还是动荡岁月，各有自己的当务之急。且不说现实中的“霍师傅”在“全民向钱看”的年代了断红尘，从此出家做了和尚，回望历史，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也没有真正形成“全民皆兵”的局面。
至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之“全民皆兵”，则另有内涵，在人类历史上也是难得一见。当每个个体迫于军事共产主义而别无选择，只能争做手持利剑、不谈私利的公民；当国家因为唯一目标而被改造或者简化为一辆开足马力的战车，你又不得不承认，这片土地虽然不若从前那般“分睡百年”，但终将重新回到沉睡的年代。而且是集体沉睡，更大的危险自在其中。
逃兵役
回望中日之战，事实上早在率军北伐遭遇“济南惨案”之时，蒋介石便已深知日本将是他一生的敌人。只可惜那时的中国，连年混战，民不聊生，旧潮未去，新潮未立，实在没有本钱和日本人拼，所以蒋介石便采取了“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希望能够一心搞建设，遇事能忍则忍，“小不忍乱大谋”。此“大谋”就是卧薪尝胆，积聚国力，以备他日再与日人一战。然而，如意算盘终落空，任凭你忍辱负重，日本的刺刀还是齐刷刷伸到了卢沟桥，伸到了夜上海，伸到了武汉城，伸到了我们村。
和宋朝一样，中华文明的生长又一次被外敌入侵彻底打乱。如齐邦媛在《巨流河》里所谈到：“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到处都在推动新建设。那段时期，近代史上有人称为‘黄金十年’。日本有正式记录提到，军方主张早日发动战争，不能再等了，因为假如现在不打中国，待她国势强盛起来，就不能打了。”
无论从哪方面说，这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战争。不只是武器，还包括人。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谈起二十世纪中国的抗日战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八年抗战”与“全民抗战”。实际上中国的抗战早在这八年之前便开始了。“全民抗战”同样需要大打问号了。蒋介石曾经说过：“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但是，国民政府正面抗战所能动员的，更多是青年学生，至于农民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以我在当地寻得的资料，并翻检其他地方当年的历史，更多农民选择了不抵抗，至少是没有积极抵抗。而这方面，逃避兵役便是最好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