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气象局直属机关党委召开的深入开展向雷雨顺同志学习大会上的发言
首先，我想借此机会向气象局的领导和同志们、气象战线的同志们以及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学友们在雨顺生病期间所给予我们的关怀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许多具体感人的细节不容许我在此详述，我只是说一句：假如没有组织上、同志们的关怀和照顾，单靠我们个人的力量，他是绝对不能支持这么久的，我自己也会完全垮下来。我深切地感到领导和同志们是满怀真挚的感情竭尽全力挽救他，而且也在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我和孩子。这种感情给予雨顺莫大的力量，使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充满信心，还有勇气和疾病做斗争。这种关怀使我也感到有无数双手在支持着我，有无数颗心在和我们一起跳动。
再者，我想简单介绍一下雨顺在住院期间的一些思绪和感情。
他对同志们是很真诚的。过去他对有些同志发过脾气，有些疙瘩，在生病期间他常常检讨自己，说是自己不好。谁去看望他，他总是和这些同志推心置腹地交谈意见，检讨自己的不足。
他在荣誉面前确实是感到惭愧，感到不足。他的事迹广播之后，他一再告诫我今后不能向组织提任何要求，一定要谦虚谨慎，不要太注重那些颂扬自己的活。我们收到很多非常感人的信，在医院里我想抽空写写回信，雨顺同志不同意。他说：“我们个人不同任何原来不相识的同志发生联系，否则就把自己置于不适当的地位了，还是由组织出面吧！”
他在与疾病的斗争方面是很顽强的。他的血管不好找，每天上、下午都打点滴，往往扎上几针都找不到血管，不然就穿透血管，鲜血淋淋。护士同志手软了，但他总是鼓励她们：“扎吧，再扎吧！”问他疼不疼，他总是说不疼。在他生病的后期，吃饭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每次都挣扎着把我给他的全部饭都吃完。对他来说，吃饭就是生命，就能继续于他的事业。
他尽量不麻烦别人，甚至对我也是这样。能自己下地就不用我。我们的家搬到师大以后，我很想让他回去看看，护士长也同意了。但他说：“我何尝不愿回去，如果我能骑车，那我就回去看看，但现在要麻烦很多人，还要气象局出车。”在他生命垂危之际，我几次提议想把孩子接回来，但他不肯。他说第一和人家已经讲好了，我们要讲信用。第二把孩子接回来又得麻烦别人。就这样，在他离去之前，他没有回家看看，也没有见到他心爱的儿子。
他一直是很乐观的。当他看到一份文件的草稿上谈及院里三位副研究员身患癌症以后，他写了一首诗，表示坚决同病魔搏斗，还要继续大干一场。大年初一，当他睡着时我给西安地区的老同学写了一封信，因为几十位同学初八要聚会，很关心我们的情况。他醒来时，问我写信的基调是什么。我说是“满怀信心渡过难关”。他说“主调应该是欢乐，回忆欢乐的少年时代”。下午邹竞蒙同志看望他时讲到坚强的意志可以战胜疾病，他铿锵有力地回答；“对！”腊月二十八是他的生日，他的老同学杨学雅谈起应该吃长寿面。他这个从来不讲究这些的人，也一再要求要吃长寿面。初三的晚上，中国科协送来的寿星桃和医院院长送来的花都开了，他这个从来无暇赏花的人，把护士叫来，拍着手说：“花开了，花开了。”第二天也就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花开了，所有的花都开了。”这时我看他已经全身无力，但当我问他“你心里感到怎么样时”，他仍然回答说：“心里感到还很有劲儿。”直到下午还是这样回答大夫的。当他看到我掉泪时，还说：“你今天怎么了，我不会的，起码这个病程没问题，两三年没问题。”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关心着气象事业的发展。在生病期间，他很少谈到家事，但同志们来看他，谈起工作总是比平常有精神。腊月二十八，院领导拿来了录音机，希望他对科研规划提点建议，他更是日夜思念这件事。正月初三那天，在全身处于严重水肿、呼吸困难、昏睡了十几个小时之后，他要求打开录音机，谈关于科研规划的建议。他谈了十来分钟，实在喘不上气来了，说了句“先讲到这儿”。晚上，我问他：“你在想什么？”他说在想气象局的事。第二天又说准备讲，还要讲二、三十分钟。但是我看他实在力不从心了，我想起组织上不要勉强他的指示，也没有忍心再让他讲。我问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有些什么话要讲。他说：“没有什么可讲的，你把雷钧带大就是了。”“把我的那些书送给气象局，还有气象学校，他们是新恢复的书很少，把书献给他们也许能发挥一点作用。”
同志们，雨顺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但是我觉得悼念他，我们的基调应该是振奋而不是悲伤。让我们振奋起精神，完成死者未完成的事业。也让我们吸取血的教训，在努力奋斗的同时，注意身体，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最后，请允许我把他的书和资料，除一部分留给他原来的课题组外，献给北京气象专科学校。
（作者刘秀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