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巴系统的脱毒可通过人工淋巴引流进行，这是一种简单的按摩方法，利用很轻和缓慢的节奏性运动刺激体内淋巴的流动。按摩师詹姆斯·克莱塞说，这对于淋巴水肿的妇女非常重要，因为淋巴水肿经常会在乳房切除后发生：“淋巴结如果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或者经过了照射及切除后。大量滞留的废物会积存起来。淋巴系统会背上太重负担，因此而形成淋巴水肿。”
人工淋巴引流应该在术后直接进行，而不是在大规模淋巴水肿已经形成以后。这可以防范淋巴系统内发生阻塞的可能，并使已经形成的阻塞得以疏导。欧洲的研究显示，严重阻塞的淋巴管道可以通过经常性的人工淋巴引流法得以疏导。这个疗法使切除后的伤疤较为平缓。使胳膊的活动能力增强。还能够减少术后疼痛和经常发生的令人难受的敏感。（人工淋巴引流术的详情见下面“淋巴水肿”一节。）
免疫增强法
20世纪50年代，伯顿医生及一组研究人员发现了免疫增强法，这是通过恢复病人自身免疫系统而控制癌症的非介入性的无毒治疗法。尽管这个方法很成功，但是，由于医学界的政治斗争而使得伯顿无法在那里实施此法，他只好离开了美国。1977年，他在大巴哈马群岛的弗里波特建立了免疫学研究中心，数以千计的人在那里接受了治疗。
伯顿医生死后，国际公认的癌症专家约翰·克里门特医生领导着那个中心，他曾与伯顿医生一起进行过免疫学研究。克里门特医生对这个疗法进行了总结：“这个疗法的理论基础是，许多癌症可通过恢复病人免疫系统的竞争力而加以控制，因为人体复杂的免疫抗病系统也许是抗击多种癌症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最强有力的战线。”
“我们利用的方法，跟我们在治疗许多类型的癌症时是类似的，尽管每位病人的疗法都要根据验血的结果稍作调整。我们不用任何形式的有毒化学品。我们只是化验血液，找出我们相信对病人癌症有辅助作用的那些因素。找出这些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控制它们了，使它们归入平衡，并有希望杀灭病人体内的癌症。”
谈到乳腺癌，克里门特医生说：“我们治疗的一些乳腺癌病人，在没有利用除开免疫系统增强疗法以外的其他任何疗法的情况下，存活了多达20年而没有旧病复发。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只是说控制其癌症，但是，你们会看到，无论从意图还是从目的看，无论根据哪一种医学描述，他们都已经被治好了。”
克里门特医生对于某些病人的治疗成功率报告较少，这些病人往往是经过了极严酷的化疗之后才来接受治疗的，还有一些是癌症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已经出现骨髓损失和腹部积液及肺部渗液。
谈到影响妇女的其他类型的癌症时，克里门特医生说，免疫系统增强疗法经常对早期子宫颈癌疗效比较好。甚至是在术后。另外。在妇女中越来越常见、而且传统医学多半没有办法的肺癌，利用免疫系统增强疗法也可以更成功地加以治疗。“我们对肺部的腺癌有较好的控制能力，对鳞状细胞癌也可较好地控制。但如果已经出现积液，表明已经成为相当严重的疾病，我们经常没有好办法加以控制。我们对抽烟引起的肺癌，也就是小细胞肺癌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这是因为小细胞肺癌生成极为迅速。肿瘤在仅仅30天内就可增大一倍体积。我们的治疗效果没有那么快，因此对病人无益。”至于卵巢癌，克里门特医生说：“我们到现在为止的运气还不错。我们已经成功控制过已经过了中期的病人，对于手术后及化疗后复发的病人也有控制能力。”
身心联系
人们探索世界观和情绪对健康及疾病过程的影响，结果打开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科学领域，称为精神神经免疫学。研究人员发现，思维、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彼此能在细胞层面相互影响。我们感觉开心的时候，会增强自身的治愈机制。反过来，当我们感觉担心或者绝望的时候，人就会得病。
卡尔·西蒙尼顿医生是加利福尼亚西蒙尼顿癌症中心的医学主任，也是《恢复健康》和《治疗的旅行》的共同作者。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期，作为一名放射肿瘤学专家，他注意到情绪因素和病人的态度影响治疗的进程。他通过研究范围广泛的大量文献，结果得知，对于癌症的三大心理影响是对于压抑情形的绝望反馈、情绪压抑以及对父母明显缺乏亲近感，这样的理解促使西蒙尼顿医生研究咨询对治疗过程的影响。他发现，作为咨询努力的结果，存活时间延长一倍，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死亡的质量也有提高。
西蒙尼顿医生坚信，情绪驱动愈合系统，想象力和标准咨询可用来增强病人存活的意愿。“我们这个方法的重点集中在什么是一个人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问，‘病人的目标和渴望是什么？一个人主要的灵感来源和创造力来源是什么？一个人的目的和人生目标是什么？’当人们思路清晰，并且与这些概念的联系更紧密的时候，他们会重新发现生存的欲望。这会增强其遗传的愈合机制。
“探索这些领域的时候，我们开始强调有关影响这些非常重要目标的实现过程的事情。一个大敌是错误的信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举一个病人的例子，是我治疗了20多年的一位病人。这位36岁的妇女是1976年来找我的，当时患有乳腺癌，并且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肋骨和脊椎。她父亲是一位医生，丈夫的家族开零售店有三代人的历史。她原来帮助丈夫打理家族的生意。
“她的宗教生活和精神生活对她非常重要。那是重要的力量来源。她希望有更多时间从事宗教活动和精神咨询活动。当她开始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她的信念开始发挥作用，她希望做好女儿，做好妻子，做好母亲。这些信念都是相当坚决的，几乎不让她有任何自由去满足自己的创造力。经过一段时间后，我们帮助她从这些信念和行为中转移出来，而这就是她康复的重要原因。
“她已经有15年没有得过病了。目前，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健康，还参加了马拉松长跑。家族的商店约在10年前烧了。现在，她主要在教堂做管理工作，做一些宗教和精神方面的咨询工作，正好也是她想从事的工作。”
西蒙尼顿医生说，我们利用想象力的方式可能意味着治疗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必须思考为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是一些有希望的事情。有三个方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我们对于治疗的信念、对于身体自愈能力的信念和对于疾病本身的思考。当一个人诊断出癌症的时候，如果她以常人的眼光看问题，那她会觉得癌症强大无比，认为人体弱不禁风，认为治疗是难受的。因为这些想法，一个人就会体验到较多的负面影响而较少有益的情绪。分析这些想法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们与现实并不一致。癌症是由软弱的细胞组成的软弱的疾病。重要的是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总是能够辨识出癌细胞并且摧毁它们的，甚至在我们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能力。改变我们的老看法有助于自愈发生。”
抵制替代疗法的心理来源
当我们看到可怕的医疗行为，将健康妇女的乳房切除，并且给妇女吃一些药来防治一种癌症却又引起另一种癌症时，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为什么替代治疗还是受人抵制？
产业
许多人相信，总体意义上的产业对传播替代医学的发现成果有利害关系。例如，人们不妨想象，辛格医生的著作一定会伤及乳罩行业，因为这本书告诉妇女不要戴上这些束缚人的东西。但是，他很惊讶地发现，最反对他的著作的倒不是乳罩生产业。事实上，乳罩生产业已经开始支持他的发现成果了。
他承认：“1995年我们的书出版的时候，我们接到来自服装协会的抱怨，那个协会的基地在纽约，那是一个数十亿美元的乳罩业的行业协会。他们打电话给我的出版人，说如果他出版这本书的话，他们将提出诉讼，因为他们非常担心。现在，他们承认，公众当中，有八到九成的人戴的胸罩太紧了。”这个行业宣称，女性使用的乳罩型号不对头。辛格说，这就像“把责任推到受害人身上……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够戴上能够上提的胸罩而同时又不是太紧。它的目标就是要弄紧”。
所发生的事情是，这个行业开始促进改善胸罩的佩戴方式，现在的百货店都在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乳罩业想出的办法。他们说，如果你戴的乳罩大小合适，那就不会带来任何坏处。当然，他们所说的损害并不是很详细的。近些日子以来，如果你在互联网上查询乳罩两字，会发现有很多广告鼓吹很松的乳罩，不会影响淋巴系统。它们甚至还引述我的著作当中的话。”
医学界
乳罩生产业也许已经消化了辛格医生的信息，但是，医学界一直拒绝承认他讲的道理。辛格说：“我现在有一套专门用于媒体的宣传材料，已经有2．5厘米厚了。我去过世界各地，上过电视，做过数以百计的无线电宣传活动，出现在数十本杂志里，做过很多次无人知晓的采访。这些内容到处都是，但是，主流医学界的文献里却没有一处提到。这个提法被查禁了。”
谢里尔·塞尔曼在它莫西芬游说方面的经历给了她同样的教训。她是这么说的：“为写书而进行资料查询工作的时候，使我真正打开了眼界，因为我发现，女性是一门产业，癌症也是一个产业。驱动它的其实只有一个动机。中心议题是从中赚取的钱财，如果妇女的生命必须为这样的利润追求而牺牲的话，那就一定会被那些公司很开心地牺牲掉。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真是让人伤心。”
除开经济利益以外，还有一些医生局限于有限的思想范式。辛格说：“医生对于职业发展有极大兴趣。当他们的职业集中在治疗上面的时候，对于预防就会没有兴趣。疾病的预防不应当是治疗业的事情，而我们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恰恰就是如此。”
国家癌症研究院营养部的部长乔吉医生也确证，一些医生对预防缺乏兴趣。他说，国家癌症研究院只有不到5％的经费是专门用于乳腺癌的预防的。
按照塞尔曼的话说：“事实上是有很多安全无毒的选择的，但这个事实在医学模型中永无重见天日的时候。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医学模型中，药品是最为重要的。医生是很重要的，因为他们拥有的一切就是药和步骤。远离这两个选择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在他们的世界里。这对妇女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了，但是，在医学界，并没有提供别的什么东西。”
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治疗可言了，而是说，只将会限于能够带来大量费用而且按照医学范式行事的那些治疗，而医学范式就我们所知。仅仅涉及外科手术和药品。我相信，这一天终将会到来的，所有这些癌症治疗中心都会被人看作别的东西。未来，人们看到这些治疗中心时会发出难以置信的感叹：“因为这种愚蠢的基因概念，你们就来进行预防性的切除吗？”
辛格是这么说的：“在我拿掉一只乳房前，应该先行拿掉乳罩。”但是。医学界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
辛格对医学界的另一个批评是，其研究日程经常会受到别的因素的影响，比如忽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差异。“请记住，人与老鼠之间的差别是，我们已经创造出一种文化，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制度，还有其他一些东西。例如，老鼠不戴乳罩。现在，大多数研究工作都是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进行这种研究的医生只会很简单地这么思考：‘乳腺就是乳腺。’假定在老鼠、猴子、猫或一位妇女身上都可以进行同样的试验。如果你在处理的是一种由生活方式形成的疾病。那么一切就荒唐可笑了，而癌症据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你得看看人们是如何生活的。”
妇女本身
如果说，医生可以找到世界观扭曲和对钱的欲望作为他们害怕革新的借口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明晃晃的事实面前，一些女性竟然会被一些医生和媒体所欺骗呢？例如，她们为什么要不停她吃那些有毒的食物呢？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往往总想按照原来习惯的方式行事，紧抱住自己喜欢的食物不放。我们寻找软和、易碎、多盐和香甜的食物。这就跟抽烟、喝酒和吸毒一样。人们并不愚蠢，也不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有害，但是，你看看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在抽烟、喝酒、吸毒，他们还做许多别的事情来损害自己的身体。
如果你问一位喝伏特加酒的人：“你觉得喝酒对你身体有好处吗？”她多半知道，喝酒一点好处都没有。但她肯定会说：“我今天打算喝几口，因为对我有好处。”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不好，但是，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不好与愿意为后果负责是两码事。
生病的时候，人们会看到自己生命中的一片灰暗的区域，会发现自己长大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学会如何想很多办法了解尽可能多的问题。他们一直都只知道黑白分明的两块，当发现自己敬重的一位权威所说的话实际上引起疾病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十分困惑。如果此时你还属于那个类型，那你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因为你不能进行相关的思考。你学会的只是绝对的思考，你知道权威是不会错的。破除内心的信任，克服这些偏见，那都是很让人难受的事情。因此，哪怕他们犯了错误，你还是感觉难受。我谈过话的许多专家都有一套办法使人们放弃偏见，放弃不正确的世界观。
克奈克说：“我讲课的时候经常告诉一些妇女，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着想。都应该愿意看看别的一些癌症患病率很低的国家。看看那里的人们都吃些什么东西。问问他们，他们吃不吃反式脂肪？他们吃不吃垃圾食品？”
辛格试过一些办法，想把他的创新思想传递给大众，不是光靠演讲，而且还亲自见面。例如，他利用艺术让公众意识到乳罩与乳腺癌之间的联系。他接触过一位名叫尼柯林诺的概念画家，尼柯林诺以前做过一个项目，称为“跨过大峡谷的乳罩”。辛格说，那个项目讲的都是“身体形象和身体政治学，还有芭比及类似的东西。它集中在妇女们接受到的毁灭性的文化信息上”。
“我们收集了来自全美国的一共4万条乳罩。这些乳罩织成了一个12米宽、30米高的挂毯（高四层楼），称为‘国家乳罩挂毯’，做成了自由女神的形象。1998年，该挂毯拿到全国各地展览，并且送给了克林顿总统观看。”
这是提醒公众的一个办法。因为，如同塞尔曼也相信的一样，这是乳腺癌流行病通过根除措施得以结束的惟一办法。
患者故事
玛丽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