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泽东作为一国之主，需要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全面建设。然而他深知，建国离不了人才，而人才的培养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在积极培养工农干部的同时，还必须尽量吸收民主人士以及政治上能够跟我们合作的国民党时期的旧人员。为此，他在百忙之中，仍然十分注意广泛开展人际交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新中国服务。在这些人际交往中，由于他的态度谦虚、诚恳，更由于他的礼贤下士，留下了不少佳话。
“载涛的哭，绝不是悲，而是喜”
载涛出身皇族，曾任过清朝宣统末年的军咨府大臣、禁卫军训练大臣。1950年8月10日，却接到了一纸令他感慨万千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兹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落款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这一任命意味载涛从封建社会的遗老一下子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员，他高兴：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但他也怀疑：像我这样的人，怎么有资格当人民解放军的顾问？当然，他更纳闷：我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他怎么会知道我载涛呢？想到今天的遭遇，他竟激动得掉下了眼泪。
后来，章士钊回忆说：“载涛的哭，绝不是悲，而是喜。他喜毛泽东英明，真正化消极为积极，化陈腐为新生。他满腹心思，无从表达，最后对全家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的知遇之恩！”当天晚上，他还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自己的感激之情。
一次天阴下雨，载涛的住房塌了一角，一时无钱修理。毛泽东知道后，在一次有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有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二千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这笔稿费即由章土钊专程送到了载涛家。载涛又一次感动得流了眼泪，并且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感谢信。
“有李苦禅先生来信……”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人民的物质生活也十分贫困。包括像李苦禅这样的知名画家、教授，也一度濒临失业的边缘，干起了看门、卖票一类与绘画艺术毫不相干的杂务。一天，他借着酒意给五四时期曾在北京一起勤工俭学过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言明实情。很快，毛泽东即给李苦禅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写信说：“有李苦禅先生来信，自称是美术学院教授，生活困难，有求助之意。此人情况如何？应如何处理？请考虑示知为盼。”当年勤工俭学时，李苦禅曾用名李英杰，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不愿言明此事，因此毛泽东并不知李苦禅乃当年的勤工俭学会友，在给徐悲鸿的信中，故有此言。
给徐悲鸿写信后不几天，毛泽东又派秘书田家英，在美院教授王朝闻的带领下，来到大哑巴胡同甲二号会见李苦禅。文质彬彬的田家英一进门就亲切地说：“李教授，毛主席派我来看你，他很关心你的问题。主席说刚刚建国，有许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现在国家经济很困难，一时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欢迎你经常提出宝贵意见。”李苦禅不安地说；“毛主席工作很忙，还为俺操这么大心，真过意不去。”
田家英走后，李苦禅的教授职务恢复了，工资也由原来的12元一下子涨到了62元。有了经济上的保障，他又信心百倍地开始了新的艺术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