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在1953年人们对于生命起源的研究获得了某种关键性发现，这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在芝加哥大学尤里（Harold Clayton Urey）的实验室里获得的。尤里是试图推测原始地球大气的学者之一，同奥巴林一样，他认为生命是在I型大气条件下肇始的。他建议他的学生米勒（Stanley Lloyd Miller）做这样一个实验，在I型大气的样品中加入能量。米勒将氨、甲烷和氢混合装在一个大玻璃容器中。在另一个玻璃容器中将水煮沸，形成的蒸汽通过一根玻璃管进入装有气体混合物的容器。气体混合物被蒸汽所推动，经过另一根玻璃管回到沸腾的水中。这第二根玻璃管保持冷动状态，因此蒸汽在尚未滴回原容器之前就转变为水了。料勒发现，甲酸是一种主要的产物。然而，他还发现形成了与甲酸类似但比甲酸要更复杂的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包括醋酸、羟基乙酸和乳酸。所有这些物质，都与生命有密切关系。看来，米勒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首先，这些化合物生成迅速，数量惊人。他开始时所用的甲烷，竟有六分之一形成了更复杂的有机化合物。
作者指出，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的分子形成了，而且总是朝着与现有生命有关的化合物的方向、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发展。渐渐地，随着构造材料的聚集，形成的分子将越来越大。最后，将会生成像真正的蛋白质或核酸分子那样的物质。这些分子最终将互相结合，成为一种很简单的细胞。
对以上这些情况，作者指出，世界并非从来就是如此。数万年前，人类没有今天这么优美的城市，也没有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么复杂的机器。他们住在山洞或简陋的茅屋里，披着动物的皮，吃的是坚果、浆果、水果以及他们所能找到并用斧子或石箭杀死的动物。古时候偶尔某人或某一群人取得了一种重大的发现。这时，除了一个人亲口传授给另一个人之外，根本没有什么传播知识的好办法。况且，他们甚至为了保守此项发现的秘密，就连口述传授都不愿意。因此，一项新发现为整个人类所知晓，需要经历极其漫长的时间。但随着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快，发现和发明也越来越频繁。现在事物的面貌呈现变化，已经不再需要经过几千年，甚至也不需要经过几百年，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足够了。
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几十年间出现的种种变化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时候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喷气式飞机。现在，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有相当大的电视机了，而且多数是彩色的。成千上万的人乘着喷气式飞机周游世界。那时也没有大型电子计算机，没有抗生素，没有安定剂。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从地球发射到空间轨道上去。现在，许多疾病被征服了。人造器官已经植入人体，而且可以把一个人的器官移植到另一个人身上。现在的社会中，即使在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地方，人的平均寿命已经相当于30年前的两倍。成百上千的人造卫星上了天。人造天体已经越过月球、金星和火星。人在宇宙空间逗留的时间已达好几个星期。现在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点点滴滴地有了变化。大规模的冷冻成了一种很好的办法，它使我们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能吃到各种种样的食物。巨大的百货商店随处可见；还有可以坐在汽车里观看的露天电影以及电动牙刷。
同时作者也指出，目前人类也有许多的未解之谜。特别关于太阳系中的一些问题。例如火星运河依然是个问题。那些标记真是运河吗？火星上究竟有没有智慧生物？在遮掩了金星表面的那层颇为神秘的云毯下面有什么东西？在人们从未见过的月球背面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非常引人入胜，因为与之有关的天体都离我们很近，但是天文学家却无法解答。它们仿佛是永远也无法解决了。所以作者感叹道：“我们不要困扰于生命始于别的地方而后来到地球上来是否可能。让我们集中精力，探索生命从地球上的无生命开始的可能性吧。”
关于未来，作者认为，谁也无法说出，未来人们将会获得什么新知识，将会作出什么新发现。但是，看来情况很可能会这样：空间时代使人们的视野大大开阔了；不久以后它将要把人们带上月球，也许在20世纪告终以前还会把人们带到火星上；它将使行将到来的21世纪比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伟大世界更加激动人心，也更令人惊奇不已！
另一方面，作者也谈到，今天一些技术发达的国家进行宇航探测，目的不仅仅在于科学研究，还有其复杂的政治、军事的原因。就科学研究而言，付出的代价诚然是巨大的，但是它“买”来了知识。我们即使在火星上（或者在别的星球上也一样）仅仅探测到简单得相当于地球上细菌那样的生命就足够了。也许，简单生命反而比复杂生命更好些，因为它更易于为我们所理解。
他认为，假如人们在火星上压根儿找不到任何生命，那么，人们就应该冷静地想到，这很可能是由于人们假定火星生命的所作所为恰如地球生命一般，才导致所有的搜索一无所获。倘若火星生命确实与地球生命全然不同，那么人们可能就根本不知道该怎样去寻访它。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尽可能地跟上它们。其部分原因是出自好奇心。探索天地万物中的疑谜是有趣的，也是激动人心的，由此得到的新知识和新发现，使我们的生活改变模样。
因而，假如我们能深刻理解导致这些变化的新发现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就能更好地准备迎接未来的那些新发现行将带来的变化了。
精彩语录
1、空间时代使人们的神野大大开阔了；不久以后它将要把人们带上月球，也许在20世纪告终以前还会把人们带到火星上；它将使行将到来的21世纪比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伟大世界更加激动人心，也更令人惊奇不已！
2、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昌明的世界中，这意味着知识和知识的完整性在这个世界中起着决定作用。科学在拉丁语中就是知识的意思……知识就是我们的命运。
3、现在的世界事情是如此快速而匆忙，以至于简直有些令人迷茫了。没有人跟得上所有的变化，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住它们。4、所以，我们不要困扰于生命始于别的地方而后来到地球上来是否可能。让我们集中精力，探索生命从地球上的无生命开始的可能性吧。
《宇宙波澜》
作者：F．J．戴森（美）
成书时间：1979年
推荐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
弗里曼·戴森（Freeman J．Dyson，1924-），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教授。1924年出生于英国，1947年至美国康奈尔大学做研究，1951年正式留居美国，1953年成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物理学教授至今。戴森早年研究量子电力学，成果突出。1956年，戴森发表《自旋波》论文，堪称物理学史上的重量级论文之一，成为物理学界广泛参照的经典之作。戴森不仅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者，更是一位关心人类命运、向往无限宇宙的哲人。他一生致力于粒子物理、固态物理、核子工程、生命科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研究，其博学广闻在物理界也几乎是独一无二。戴森的物理学成就虽然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但是他获得的荣誉仍然很多：伦敦皇家学会休斯奖、德国物理学会普朗克奖、奥本海默纪念奖、以色列海法理工学院的哈维奖等。1993年8月号《科学美国人》的一篇专访，称他为“与主流成90°角前进的人”。
《宇宙波澜》是戴森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最好的一本，也可以说是他的一部自传。
戴森的主要著作有：《全方位的无限》、《武器与希望》、《宇宙波澜》等。
【内容提要】
《宇宙波澜》是戴森的自传，它的副题是“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从这个副题可以看出，这本书不仅是对作者自己从事科学研究50多年历程的回顾，也是对科技与人类命运、前途问题的深刻反思。该书很好地向我们展示了书中戴森教授丰富多彩的经历、大量的科学信息和启人心智的思考，然而最令人折服的还是贯穿全书的“科学家的责任”。
在中文版序中，戴森尖锐地抨击了美国科学家的责任缺失。他说把科学家的生活比做个人灵魂的航程。他认为，科学与道德主要之点就是科学要充满人文关怀。通过该书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家，戴森毕生都在科学与政治、科学与伦理、与道德的交叉点上苦苦探究。1993年在中文版序中，戴森说，在14年前出版此书后，他为非专业读者写了四本书，而这本书是他最喜爱的，“如果说我的著作只有一本能流传千古，而我又有权选择保留哪一本的话，我将毫不犹豫的选这一本。”他还说，如果有机会再版此书，除了要增加纯数学、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内容外，要增添的是关于科学伦理的章节，以探索科学为什么未能给人类带来益处的原因。这是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道德要求。
二战前一年，青年戴森刚开始他的科学之路。和千千万万欧洲青年一样，他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以“民间科学家”的身份奉派到英军轰炸机指挥部，进行减少飞行员生命损失的研究。战场上残酷的现实，使他开始思考战争与正义、与人性的关系。战后，他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在诺贝尔奖得主贝特门下从事物理研究，不期然地，成为了美国物理学界从事核能物理、太空探索研究中最精英的一员，与欧本海默、费曼、泰勒等科学巨擘一起工作。可想而知，经历了广岛之役、美苏对抗、越战等等事件，科技与战争中的伦理，强烈地困扰着这些科学家。戴森本人，就不断地思考“与原子弹的发展、使用相关的道德问题”。他赞赏欧本海默对于“罪恶”的“反省”。他认为，科学家的“罪恶”，不在于制造了原子弹，而在于他们对研制这些杀人武器“乐在其中”，在于“在魔鬼引导下，去寻求政治势力的扩张”。因此，他一面与其他科学家联手向国防部提交限制核武的提案，一面力求把核能用于发电、航天等造福人类的研究。当泰勒邀请他参与“反应炉计划”时，他“一口答应”，庆幸“终于能让核能的用途找到比原子弹更好的出路，终于能以核能做点好事，为世界供应如此丰富的能源，使人类不再如牛马般劳役”。
作者也密切关注生物学领域的道德问题，他认为：“一般的生物学演进，尤其是物种突变，具有剥夺人类两大精神柱石之虞”。这两大柱石，“一是对自己是人类的认知，一是我们彼此间情同手足的认知”。他指出“氢弹能够轻易摧毁我们的文明，但很难将我们这个物种斩草除根。相较之下，更大的浩劫是，故意扭曲或截断人类的基因”。他认为核子大战还不是想像得到的最悲惨的事，莫洛博士更可怕！当人们学会生命复制的细节，自然人们也学到如何去写它。任何人只要学会撰写此语言，终有一天，他便能随自己兴之所至，设计出一种新生物——上帝创造万物的技术便落入人手。届时，人们看到的将不是19世纪的莫洛博士，将其原始的手持手术刀；而是21世纪搞怪的年轻生物学家，坐在电脑前面撰写基因指令，创造新的动物或是半人半兽的新物种。
不过令作者欣慰的是，国际生物学界在处理生物武器的问题上，“显现了超凡的智慧”，他们“从未推动过生物武器的发展”，并且“还说服那些已经正式开始规划生物武器研制的国家，全面放弃并销毁库存的生物武器”。他感慨：“我们只消想一想，如果物理学家带头拒绝发展核武，然后又说服他们的政府销毁库存核武，如今的世界该有多好。在科学文明史上，生物学家可不像物理学家，他们以干净的双手，通过历史审判台的第一次考验。”
作者认为从长远来看，人类社会想在地球上生存，下面两件事至少要出现一件：一件是人们建立某种世界政府，负责军事武力的独占事业；或者就是人们成功地把世界分为数个稳定的、独立自主的邦国，各自拥有足够的武力，但是职责严格限制在纯为捍卫本土上。站在人道、文化和政治的立场上而言，作者衷心期盼第二种形态能够实现。
戴森毕生最热衷的科学活动还是太空探索。他提出人类需要到太空旅行的三大理由是：“第一是废弃物处理问题，我们必须把工业制品搬到外太空，让地球常保翠绿、怡人，为子孙留下一个美好的生活净土。第二个理由是避免物质的枯竭。地球的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永远放着丰沛的太阳能以及天际到处充斥的矿藏与生活空间不用。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太空旅行的最终目标，不只是科学上的穷理致知，或是电视上偶然出现的壮丽景观，它乃是要带给人类心灵真正的舒展”。也就是说，太空科学对于人类，既有实用的目的，也是精神的需要。为此，浪漫而又务实的戴森，参与了欧利安太空船试射，踏上了“太空拓荒”的漫漫长路；并且以“思想实验”的方式，试图为人类“绿色的未来”打开宇宙大门。
作者说，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都市，贫穷、悲苦的废墟随处可见；被遗弃、忽略的儿童，满街游荡。在赤贫户中，有许多是年轻的母亲和儿童，这些人在科技尚未那么发达的昔日，曾经是受到较妥善照料的一群。这种境况在道义上是不可容忍的。身为科学家，他们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因为科学家坐视它的发生。
作者在解释为什么会认为美国科学社群，要对都市社会与公众的道德沉沦负责任时说，这不一定全是他们的责任，可是他们该负的责任，其实比他们大多数愿意承担的更多。他们有责任，因为他们实验室输出的产品，倒成为有钱人的玩具，很少顾及穷人的基本需要。他们坐视政府和大学的实验室，成为中产阶级的福利措施，同时利用他们的发明所制造的科技产物，又夺走了穷人的工作。作者认为他们变成了受教育、拥有电脑的富人与没有电脑、贫穷的文盲之间鸿沟日益扩大的帮凶。他们扶植成立了一个后工业化社会，但没有给失学青年合法的谋生凭借。他们协助贫富不均由国家规模扩大到国际规模，因为科技扩散到全球后，弱势国家嗷嗷待哺，强势国家则愈来愈富。
作者认为，如果经济上的不公仍然尖锐，科学继续为有钱人制作玩具，那么公众对科学的愤怒愈演愈烈，忌恨愈加深沉，作者表示不会对此感到意外。他认为不管他们对社会的罪恶是否感到歉疚，为防止这种愤恨于未然，科学社群应当多多投资在那些可使各阶层百姓都有共同利益的计划上。全世界都一样，美国尤其应该觉悟，要将更多的科学资源用在刀口上，朝着对各地小老百姓都有益的科技创造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