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作者对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技术的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他说，如果我们能大胆设想，利用关键性的“硬”、“软”的新技术，那我们现在就有潜力在民主决策方面取得巨大的突破。因此，先进的远距离通讯系统，可以使社会未来协商会议的参加者不必像以前那样聚集一堂，而只需和跨越全球的通讯网挂上钩就行了。要召开一次科学家会议、讨论研究未来目标和环境质量目标，凭着这种通讯网，就可以把许多国家的参加者立刻召集起来。
为此，作者总结道：我们正看到一场别开生面的冲刺，一场向着更科学地估价未来或然性的冲刺，一场本身就可能对未来具有强大影响的骚动。对迄今为止的足以准确预见复杂事态发展进程的科学能力吹嘘过度诚然愚蠢。但是，当前的危险并不在于对我们的能力做过高的估价，真正的危险在于我们不去充分利用这种能力。因为即使尚处于原始阶段的科学预测有严重错误，这种努力本身毕竟也有助于我们判明变化的关键因素，有助于澄清目标，并迫使我们更仔细地评价各种方针的代替方案。倘无其它途径，仅仅通过这类途径探索未来，也会使我们目前获益匪浅。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所引起的后果和发展变化的趋势，并提出对付来日的挑战所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值得我们加以探讨。
精彩语录
1、焦虑必须在与个体所发展的整体安全体系的关系中得到理解，而不能仅仅被看成与特定风险或危险相联结的独特性现象。
2、我们不需要退到昔日的非理性主义，不需要被动地接受变化，不需要绝望和虚无主义。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战略。
3、当人与人的关系发展到更短暂更定型时，对爱情的追求就将变得更加疯狂。但对时间的期待却改变了。……连续婚烟——接连起来的暂时结合模式——是在短暂性时代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联系，是在时间因素大大缩短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今天，汽车可以出租，洋娃娃可以换新，衣服穿一次就扔掉的社会制度里，这种婚姻方式是合乎自然，不可避免的。它将是明天婚姻方式的主流。
4、一句话，我们是能够胜过技术统治的。
5、一次钢铁工人、工会会员、工会领导人为讨论自动化和改进生产的目标而举行的会议，不管他们驻地多么分散，相隔多么遥远，都可以靠这种通讯网把许多工厂、办公室和仓库的参加者很快联系起来。6、鉴于可以预见到的变革速度，我们可以推测……未来的大学生必须学会摆脱过时的概念……总之，他们必须学会学习……未来的文盲不再是目不识丁的人，而是那些没有学会学习的人。
《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
作者：约瑟夫·本-戴维（以色列）
成书时间：1971年
推荐版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简介】
约瑟夫·本-戴维（Joseph Ben-David），当代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社会学教授。由于本-戴维也担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并且多次在美国的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所以一般也把他列为美国社会学家。
本-戴维重点研究领域是不同的学术组织与科学发展活动的关系，他还相继写作了一系列科学社会学的重要论文。1971年完成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是本-戴维为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主编的《现代社会学丛书》所撰写的科学社会学专著，主要探讨了历史上的社会结构和科学组织对科学的作用，并从社会学角度进行分析解释，提出许多新颖而颇具说服力的见解。
本-戴维的主要著作有：《基础研究与大学》、《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学问中心》等。
【内容提要】
此书是本-戴维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作，曾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现已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名著之一。同时，本书是作者为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主编的《现代社会学丛书》撰写的科学社会学专著。
作者接受了默顿提出的科学的发展受到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制约的观点，但使用了与默顿等人不同的研究方法，从研究不同国家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的产生、发展以及体制化的进程入手，考察了西方的科学活动的发展和科学中心的转移过程，并从历史比较的角度作出了社会学方面的解释，对科学史学界和科学社会学界长期流传的某些观点进行了反驳，并提出了自己的的看法。
本书试图描述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科学工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主要论题是社会条件和（在某种程度上）科学活动的效果，不是科学知识内容的社会学。论题如下：1．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传统社会中，创造和传播科学知识的人们的社会角色。
2．经验自然科学的研究为什么在这些时期从来没有造就一种独特的智力角色，以使它能在影响和尊严方面可与道德家、形而上学家、法学家以及神学家的角色有同等的地位。
3．使17世纪的欧洲科学家的角色与其他智力角色分离的条件，以及使19世纪和20世纪科学专业化的条件。
4．科学工作组织的主要发展阶段，如17和18世纪的科学学会，19和20世纪的大学，以及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开始出现的研究所和工业研究实验室。
本书采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式讨论主题，重点是解释变革和转折时期，而不解释在消极的稳定状态下从事科学工作的方式。因此，作者并没有分别讨论科学共同体的非正式结构，科学交流和评价的机制，大学的社会学，科学实验室的社会学，以及科学队伍的社会学等等问题，只是把它们放在历史的前后关系中，视为变革的条件或结果。与科学角色和科学组织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体制的宏观社会学的：即是指社会的演变和不同社会的教育、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体系。
接着，作者讨论了在各种类型的人类社会中，阻碍科学成为社会上有价值的活动的条件，也考察了在那个社会中使得科学的出现成为可能的条件。其中使用的主要社会学概念是“角色”。这是行为、感情和动机的型式，人们接受它作为有它自己的特有功能的一个社会互动的单位，而且被认为在特定的情景中是恰如其分的。这个概念暗示了人们了解在某个角色的行动者的目的，并且能够作出反应和评价它。
谈到角色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某些社会活动的长期持久性与行动者中的变化无关，而是取决于进行这种行动的角色的出现，以及取决于对某些社会集团担任的这些角色有宽容的和积极肯定的评价。在缺乏公众承认的这类角色时，很少有机会传播和扩散知识、技能和从事某种特殊活动的动机，也很少有机会把所有这些具体化为一种独特的传统。
作者说，一种新的社会角色的出现要产生在一个更综合的社会环境中，它的真正出现暗示了社会价值观的一种改变。在科学的角色中，价值观的改变意味着社会接受用逻辑和实验手段对真理的探索，把它作为值得做的智力上的追求。这就更改了哲学和宗教的权威，抬高了技术知识的尊严，创造出了在一般意义上关注知识分子自由的概念和规范，并且最终对实践的所有传统的社会安排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科学角色的出现被联系到制约着文化活动的规范型式中的变革，也被联系到其他各类的社会活动。这种体制上的变革像科学角色的出现一样，首先发生在英国。作者认为，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为科学组织和科学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舞台。科学组织从17世纪和18世纪的学会演变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学和研究院，科学共同体从知识分子的小组和网络变成了专业科学家的大而强有力的共同体。因此，作者说，科学活动在时空中的变化水平和形式要通过一种自然选择的方式来发展。尽管近来在国家科学政策的系统阐述方面有些尝试，但是直到今天，作者说，实际的发展还是那些直接关注科学的人的不连贯的创新以及所采纳的战略方法的结果，这些人包括科学家，作为科学家之合作者或竞争者的对科学感兴趣的其他知识分子，以及那些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假定的公众或私人的利益给科学研究提供资金的人。这些群体主要有科学的和（或）更一般的智力方面的目的。然而，他们在能对科学做什么这一方面，受到了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宗教和其他制约因素的限制。这些制约因素决定了社会的结构，例如科学角色的定义，以及这些群体要实现自己的科学目的所建立的科学组织的种类。关于科学的移植问题，作者认为，虽然科学的角色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但它们都没失去与它们的发源地的接触。通过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网络可学习和交流科学，这些知识分子起到了角色模式的作用，那些把科学带到远方去的知识分子又复制这种模式。因此与发源地的联系没有中断。科学移植到边远地区，形成科学中心的一个连续的外围。移植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取决于它们最接近的环境，而且也取决于一个国际共同体的新环境，这种共同体是扩散作用的结果。在每一个时期，在暂时是中心的国家（或几个国家）中的科学工作的社会学与其他地方的科学社会学之间有一些差别。在17世纪后半期英国是中心，18世纪法国是中心，19世纪德国是中心，现在美国是中心。这些中心是建立在前面中心的发展型式的基础之上。但是，其他地方发生的大多数事情不过是对中心的响应、模仿、反抗或竞争。由于全世界的科学共同体的统一性，边远国家中的共同体成员们在思考他们自己的工作条件时，把科学中心的状况作为他们的参考框架。
因此，作者指出，科学角色和组织的发展被看成是模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扩散和移植过程，这种观察智力活动的社会学的方式是讨论科学角色和组织的发展的理论基础。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强调中心的继承，而不有系统地比较所有国家中的科学的状态。
作者说，必须从两个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心的继承。其一是支持科学的水平。这可能反映了科学家和（或）他们的支持者在范围广泛的各阶层中唤起对科学的兴趣方面的成功。这种兴趣使年轻人增加了学习科学的动力，也使较富有阶级把部分闲暇活动时间转到科学上。直到约1830年，对科学本身的直接兴趣就可充分解释科学活动的生态学。科学中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又到法国，它的位置是那些自发地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所努力的直接结果。另一个研究科学中心的方向是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系统是否恰当。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这已成为科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那些导致不同社会中的系统、组织形式和角色定义的出现和选择的战略，那些使系统运行的战略，以及那些使系统（与大众兴趣截然不同）在科学活动的水平以及对科学的支持两方面产生效果的战略，都是体制方面的论题，并且是关于德国和美国中心的讨论中的主题。
同时，作者说，唯科学主义运动的业余爱好者从科学共同体的专家中的分离，在18世纪末产生了一种新局面。一方面科学专业化的因素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因为科学家在学术上享有特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家变成了传统社会的特权阶级的一部分。美国的所谓学术自由不是高级教师自我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教师就像是引导大学的整个事务的一个法人实体。确切地说，学术自由是科学家自由的保证，它可以防止代表一个非本专业的评议会的行政机构干扰科学家的工作方向和阻碍他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防止大学以外的干扰，以及通过中间媒介的干扰。精彩语录
1、科学活动在时空中的变化水平和形式要通过一种自然选择的方式来发展。
2、科学角色和组织的发展被看成是模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扩散和移植过程，这种观察智力活动的社会学的方式是讨论科学角色和组织的发展的理论基础。
3、与科学角色和科学组织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框架是体制的宏观社会学的：即是指社会的演变和不同社会的教育、政治、宗教和经济的体系。
4、确切地说，学术自由是科学家自由的保证，它可以防止代表一个非本专业的评议会的行政机构干扰科学家的工作方向和阻碍他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也可以防止大学以外的干扰，以及通过中间媒介的干扰。
《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
作者：芭芭拉·沃德（英）、勒内·杜博斯（美）
成书时间：1972年
推荐版本：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芭芭拉·沃德芭（1914—1981年），知名的经济学家；勒内·杜博斯，知名的微生物学家、实验病理学家和人文学家。
芭芭拉·沃德十分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状况，1962年她发表的研究报告《富国和穷国》受到了林登·约翰逊总统的赞扬，总统说：“我像读《圣经》那样读它。”《只有一个地球》一书，是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合作完成的一项创造性事业，同时也得到了58个国家152位成员组成的通讯顾问委员会的鼎力协助。通过此书，芭芭拉·沃德大声向全世界呼吁、倡导生态意识，此书也推动了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环境大会。
芭芭拉·沃德的代表作是：《只有一个地球》。
【内容提要】
本书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委托，为这次大会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报告。虽说是一份非正式报告，但却起了基调报告的作用，其中的许多观点被大会接纳，并写入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因此，本书是世界环境运动史上的一份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献。
作者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由土地、空气、水和动植物组成的自然世界，这个自然在人类出现以前几十亿年就已经存在了，而后来人类也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个是人类为着自己而双手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和物质文明的世界。在这后一个世界里，人类用自己制造的工具和机器、自己的科学发明以及自己的设想，来创造一个符合人类理想和意愿的环境。在这样两个世界里，人类深信他们自己能够得到幸福。他们感受到的幸福有：舒适、安全、愉快地参加各种活动、心智的驰骋、知识的猎取、诗意的陶醉、精神的恬静以及身体的闲适等等。他们力图在人类环境中体现所有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