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举国震惊。随即，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论诀》、《原强》、《闢韩》等一系列政治文章，全面地提出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君主专制理论，强烈要求通过创设议会和提倡西学来挽救中国。此后，严复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的作品，对清末的文化启蒙作出了突出贡献。严复于1898年翻译出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取名《天演论》。该书对当时中国的科学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仅是传播了一些先进的生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观点，成了当时中国人民为自己的生存要奋起反抗压迫的鼓动力。戊戌变法后，他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科学的名著，并在书中加了大量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成为当时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新文化的总代表。辛亥革命后，他思想日趋保守，1915年他竟列名筹安会，倒退到赞助袁世凯帝制之地步。严复著有《严几道诗文钞》等。他著译的《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穆勒名学》等总编为《侯官严氏丛刊》、《严译名著丛刊》。
【内容提要】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第一次把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借用今天经学家的公羊三世说，别开生面地说明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为现实的变法造出了一种历史依据。它让中国第一次完完整整地知道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公理，对于近代中国人所面临的变局提供了一种当时认为全新的解释。这种从来未有过的变革观念，呼唤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带来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一场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天演论》即进化论，原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中的序论和本论两篇。严复意译了它的主要内容，并附加了许多按语，阐发了他自己的见解。1897年12月在天津《国闻报》上公开发表，1898年2月正式出版。严复在书中支持为赫胥黎所反对的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和自然界一样，都是循着“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强者、智者自能生存，弱者、愚者则被淘汰。这种用生物的自然竞争来解释和取代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在本质上是反动的。但在当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严复站在救亡图存的反侵略斗争的立场上，向人们大声疾呼，若再不变法图强，中国难逃优胜劣汰、弱者灭亡的厄运。这一点，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作者首先提出“万物恒变，古今莫外”的观点。而这跟晚清守旧派坚持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当然“祖宗之法”更“不可变”的顽固意识是尖锐对立的。严复借赫胥黎之口道出“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导言二·广义》）那么，什么是物竞天择呢？严复指出，物竞为生物间的生存竞争；天择为生物之竞而胜者被自然界选择保留了下来，其争而败者则被自然界淘汰了。这就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作者在《导言十七·善群》按语中写道：“英伦民气最伸……如广立民报，而守直言不禁之盟（严注略）；保公二堂递主国成以互相稽察”，成就了他“近三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导言十六·进微》）的昌盛局面。
严复认识到人民无权利，国家也不会有权利；人民不自由，国家也不会有自由。《论四·严意》借此阐发民约之要云：“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赏之原也，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天演论》其书十分重视人口问题。作者、译者反复言明人类间生存竞争是起于人口过多。《导言三·趋异》按语说：“英国计学家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
赫胥黎原著中有关于世运的论述：“在任何时候，自然状态都是经历无数世代的一种不断变化过程的暂时阶段，对我来说，这一点如同近代史中所确立了的任何命题一样，是一个确定的命题。”严复为申明其译述主旨，特提出世运见解。世运的词义是：一个时代盛衰治乱的气运。严复认为，迷信与宗教密切相关，宗教产生于史前社会后期，原始人威慑于自然力之肆虐，误认上天有神灵在主宰下界，因而相信它、膜拜它。进入阶级社会，自然灾害加上阶级压迫，人们痛苦更深，统治者又宣扬人间之祸福命运悉归神灵操纵，于是宗教迷信便深入人心。可见宗教是人们意念受到歪曲、虚幻的一种反映。宗教之名目虽异，而其性质则同。他在《论二·忧患》中写道：“大地抟抟，诸教杂糅，自顶蛙拜蛇、迎尸范偶，以至于一宰无神，贤圣之所诏垂，帝王之所制立，司徒之有典，司寇之有刑，虽异类各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统治者提倡宗教是为了“坊民”，一语道破天机。《导言二·广义》揭发信教者所谓天地剖分、生物入世，均系“真宰”之力。而严复却用“天演”作解，“彼教徒之所云全是虚妄之辞。”作者断言“小之极于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败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皆属进化过程之产物，上天不存在神灵，下界也不由它主宰。译文斩钉截铁地说：“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用进化论阐解万物，宗教迷信就行不通了。
进而，严复在其《导言八·乌托邦》中写道：“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以“民智”为最重要。人民有了智慧，能致力于国家之开发，经济渐丰，道德渐高，犯罪率少，社会安定，国家自会兴隆。
严复并不排斥正当的利益，他在书中统一了“义”与“利”。在《论十六·群治》按语中，他说：“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明示功利不应菲薄，合于义的“利”是必须致之的。晚清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不遗余力，而对如何富国强兵则一筹莫展。因此，严复主张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学习。《导方十四·始败》按语云：“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严复设想的全国上下都能获得的功利是国与民不可一日无的，是应予争取而未可厚非的，是符合亚当·斯密的学说的。
严复批判旧学，说它既不征验物情事理，又守旧、自以为是，故旧学如一汪死水；它也从不对照公理、法则一查其真伪，故旧学停顿了，如原地踏足。
《译例言》云：“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在严复译述西方新学之前，中国士大夫对欧洲、对希腊的学术文化几近无知。他有鉴于此，于笔译《天演论》之际，用不少篇幅绍介希腊文化，以启晚清士人探究西学之欲望。
最终，作者再次强调，自然、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尽处于变动不居状态。外界环境一旦突变，比方原先的温带之地或变为寒带、或变为热带，则该地域之生物倘不适应那变化了的环境即为自然选择所淘汰。《论十六·群治》说得很清楚：“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演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岂止动植物如此，国家民族又何能例外？中英鸦片战毕，清廷一天天腐败愈甚，就因那一伙统治者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世界，仍想以天朝大国自居，一意维护旧法，所以“常邻于灭”，这又是严复在借赫胥黎之口说出他忧国之殷。
严复在《天演论》中表露的哲学观点主要来自赫胥黎。赫胥黎最早提出哲学范畴的“不可知论”一词，而其自然观则属于唯物论体系，他构想的物质本体是绝对的不可知之物，唯此本体则是实有的，非虚幻的。精彩语录
1、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
2、小之极于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败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
3、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演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
4、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
5、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