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节，胡锦涛来到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的纳灰村。在村民岑继兴家，他拿起长长的捣棰同乡亲们一道打起糍粑。此时，千里之外的河南上蔡县，温家宝沿着积雪泥泞的乡间小路，探访艾滋病患者。
2006年春节，胡锦涛来到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村民康海发的家。年糕切好后，胡锦涛来到灶间炸起了年糕。此时温家宝在山东菏泽牛楼村90岁的老人牛辉亭家，老人请总理吃饺子，总理则不时地往老人碗里夹饺子。
2007年春节，胡锦涛来到甘肃定西市青岚山乡大坪村老党员李彩家里，问年景、看水窖、察粮仓，并兴致勃勃地拿起剪刀剪起了窗花。在节前，温家宝则来到辽宁省抚顺市给棚户区居民拜年，询问棚户区改造的情况。
2008年春节，正是南方抗冰雪的严峻时刻，胡锦涛来到广西桂林市灾情最重的资源县，走进村民颜德发家了解灾情。温家宝则在江西财经大学的学生食堂与不能回家的学生们共度除夕。这一年的3月18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在会后举行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当有记者提及会议期间广大网民进行“我有问题问总理”活动时，温家宝回答说：
“‘两会’期间我一直在上网，广大网民向我提问题、提建议，甚至为我分忧，多达数百万条。参与的恐怕有上亿人。……他们的意见、批评都是对政府的信任、支持、鼓励和鞭策。我常常一边看网，脑子里就想一段话，就是‘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
以民心为己心，这也许就是全部问题的答案。
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6年4月17日，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召开的时机并不令人满意。这一天，中国整个北方地区出现了自2003年以来最大范围的强浮尘天气，北京陷入了土黄色之中，双层玻璃无法阻挡沙尘进入屋内，口罩无法阻挡沙尘进入人们的口鼻之中。从沙尘中走来的温家宝总理的开场白只能用振聋发聩来形容：
“同志们，我们不能闭门开会。北京扬尘天气已经持续10多天了，这虽然有气候的因素，但也反映出环???问题的严重性。
“沙尘暴的连续发生，对我们是一个警示；在这样的天气下召开环保大会，我们应该感到肩上的压力。”
4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对全国环保厅局长们说，自2005年11月13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中国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76起，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
环保问题从来都不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总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因素，它更像冰山之一角，反映出中国在发展问题上存在的种种不足和缺漏，在某种程度上这更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央领导层有着清醒的认识。
早在80年代，中央领导层就明确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将长达数十年甚至更久。这绝不是韬光养晦的策略，而是一个必须认识到的现实。小学课本里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但用13亿人口一平均，中国就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国家。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却长期处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虽然迅速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2005年的资料，按现行汇率计，中国在2000年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我国为12.47吨标准煤，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比美国、欧盟、日本和印度分别高2.5倍、4.9倍、8.7倍和0.43倍。2002年中国1万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为11.8吨标准煤，高于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6倍；2003年，中国消耗了占全世界总消费量30%的煤，却只创造了全球4%的GDP。
数字看起来是苍白的，但细细一思量却是惊人的。一个资源并不富裕的国家能如此消耗下去吗？用子孙后代的资源，这已经不是发展策略的问题，而是发展理念的问题。中国需要的不是成为一列横冲直撞的经济列车，不是凭借廉价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而应该以自己的创造力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那么，面对这美好的愿景，人们会问：怎么办？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2003年4月，在非典疫情十分严峻的时刻，胡锦涛来到广东视察。他一边鼓励人民战胜非典，一边思考着非典带来的启示。他提到了发展思路的问题，指出要注重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
英国学者彼得·诺兰写道：“中国的‘摸着石头过河’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杰出成果。到了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之际，中国已经明确地离开了河的‘此岸’……然而，‘彼岸’只能依稀可辨……为了寻找前进的道路，中国领导人正在审视中国的过去，并吸取他国的教训，以寻找到一条能建设稳定、团结和繁荣的社会道路。”
此时，整个中央政府在筹划一篇“大文章”。文章的“主笔”是总理温家宝和副总理曾培炎，事实上这是一个庞大的思考者队伍和调研团队。中共中央抽调了一大批思维活跃、见解深刻、了解国情的人，经过半年时间的反复调查研究、多方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然后不停地研究，讨论，修改，再研究……胡锦涛逐字逐句地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由此产生了一份集中了党内外集体智慧的文件，以破解那个发展的历史命题。
2003年10月14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决定》中有三个“第一次”引人注目。第一次提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第一次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第一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分析家指出，这三个“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概念的根本性突破，为启动中国深层经济改革，最终完善市场经济扫清了思想和政策障碍。
《决定》进而提出了加快发展必须注意的“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和“五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进一步完善和突出了这一崭新的发展观，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人们普遍注意到了胡锦涛在会议上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概念。但人们很难预测到这一思想会发生多么大的作用。什么是科学发展？什么是不科学发展？
2003年底，人们认识到“GDP并不是一个衡量经济福利状况的完美指标，对美好生活作出贡献的某些东西，并没有包括在GDP之中”。收入差距、失业率高低、公共卫生、环保、资源利用等问题浮出水面，这些原本在GDP中无法体现价值的东西在21世纪初显得如此重要。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出发：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迈进。
于是，人们把单纯追求GDP增长的思想喻为“非科学发展观”，而将既实现GDP的增长，又实现环境和生态的安全，称为“绿色GDP”。
2006年，就在沙尘中召开全国环保大会5个月之后，中国绿色GDP核算小组公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份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研究报告，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
《纽约时报》评论说：“胡锦涛先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虽然（对西方人来说）仍有些模糊，但表达了一种创新试验的意愿，‘绿色’GDP的概念就是为了让中国在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和谐。”
有一阵清新的风在吹拂，拂去了发展道路上的迷雾。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要的不仅是数字上的快速发展，还要实实在在的幸福。
200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济时评《新高度，新起点》。文章提醒人们：“按照国际发展的经验，当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5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剧烈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增加的时期，因此，新的起点给我们提出的是全面发展的要求。”
此时，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这意味着一个分水岭。一方面，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突破，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另一方面，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1/3。在城市，还有大批的失业下岗人口。中国的地区差异也极为明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在中国，贵州的人类发展指数刚刚超过非洲的纳米比亚，但是上海的人类发展指数则与发达国家葡萄牙相当。
环境、劳工、城乡和贫富差距等诸多中国的问题，人们对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的种种期待，舆论对于社会公平和正义越来越高的呼吁，如一团乱麻纠结在一起。我们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用什么把一团乱麻理顺？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在《决定》中，一个新名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谐”似一把扇开八百里火焰山的芭蕉扇，让人们看清了前途。
2006年，一份全面指导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纲领开始实施。这就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人们注意到，曾经在中国走过50年的“五年计划”，在这一次变成了“规划”，一字之差，却有了全然不同的意义。
在这份规划纲要中，最主要的指标有22个，其中反映经济增长的只有6个，反映人口、资源、环境的8个，反映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的8个。“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人数”这些原本似乎与经济无关的指标首次出现在纲要中，而且被列为“确保实现”的约束性指标。
“绿色GDP”概念的悄然引入让这份纲要显得生机勃勃。纲要不仅提出，到2010年人均GDP要比2000年翻一番，更明确要求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20%。这是中国首次把节能降耗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
一些研究者认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宣告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法新社的报道称，中国共产党11日承诺，将采取措施使和谐社会回到这个国家。《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标志着社会问题第一次成为与政治和经济问题同等重要的国家议题。
是的，和谐不仅仅对于中国有意义，尤其是在这个战争在局部不断上演、人类面临共同的环境压力、能源的日益消耗与国际间争夺日益激烈的时代，和谐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2006年11月4日，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全部48个非洲国家的首脑和代表共聚北京。这一年，正是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5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次同时接待这么多位国家首脑，“友谊、和平、合作、发展”成为这次峰会的主题。
10时，在北京峰会的开幕式???，胡锦涛表示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促进中非合作。最后，胡锦涛发出呼吁：“让我们携手并肩、昂首阔步，为实现中非发展，为造福中非人民，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
南非总统姆贝基发表了一篇文章《希望诞生在北京天安门》。他写道：“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我们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民主、科技、教育和文化，建设一个更和谐的社会，为人民谋福利。”一位埃塞俄比亚记者则评价说：“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就是一个建立和谐世界的历史性的会议。”
路有多长，探索就有多久。生活在不断延续，中国人民对于发展道路的探索永远不会停止。
2007年10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一个声音在神州大地乃至全世界迅速传播：“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大会报告的12个部分仿佛12段雄浑的交响，共同编织着中华民族未来的梦：改革与创新，民主与民生，科学与发展，和谐与和平，理论与实践，富国与强军……历史、现实与未来完美地融汇在一起。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勾勒出党领导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蓝图，预示着中国改革向深海远航的开始。
海外媒体不约而同地从这次大会和中国人民身上读出了一个词：自信。
美国《时代周刊》则以一种历史学家的口吻写道：“闭上眼睛想一下，可以想象出来：在经历了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战争以及难以名状的可怕事件后，中国人正准备拥抱那久盼的梦想，那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就是中国人民越来越自信的深层历史背景。”
其实，我们自信，是因为我们辉煌的成就和背后的人民；我们从容，是因为我们廓清的前路和前行的动力；我们冷静，是因为我们知道风云激荡是未知之海上必然的风景。
一个月之后，前驻华大使、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的新著《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出版。书中分析说：新一代领导人此刻面临的将是更为艰辛的任务，给高速度发展的经济填充上社会保障的能量和环境保护政策，今天的新口号已是：“社会和谐发展”和“环境可承受的持续发展”。赛茨以坚定的口吻预言：
中国由此走上了其重登世界经济之巅的道路，一条持续奔向前方之路。
